李靖堃：左翼回归：英国政党政治新变化与外交政策走向
内容提要：在2024年7月举行的英国议会下院选举中，工党获得压倒性胜利。这意味着英国政党政治发生了以左翼力量回归为主线的新变化。与此同时，以改革党为代表的右翼民粹政党的力量也得到了增强，英国政党格局的碎片化程度进一步加剧，其选举制度中本已存在的“民主赤字”现象更加严峻。受工党自身的锐意改革、保守党糟糕的执政表现、改革党的参选导致右翼选民分散及“政治钟摆”效应等因素综合影响，工党在14年后得以重新执政。在此背景下上台执政的工党力求变革，提出“进步现实主义”的外交理念，并将安全作为外交重点议题，将欧洲作为外交重点方向，但在处理大国关系等方面其延续将大于变化。
英国保守党于2010年上台执政，并在随后的三次大选中连续获胜。在保守党执政的14年间，英国政治不断右转，“脱欧”、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以及非法移民等议题更是加剧了英国政治的民粹化甚至是极端化倾向。但在保守党统治后期，特别是英国2020年正式退出欧盟以后，英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形势陷入混乱，民意逐渐向工党倾斜。2024年大选结束了保守党的统治，工党以绝对优势上台执政，左翼力量重新回归，中止了英国政治的右转态势。但是，随着新兴政党特别是右翼民粹政治力量的上升，英国政党格局的碎片化加剧，其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民主赤字”现象更加严峻。
英国政党政治新变化
2024年7月举行的议会下院选举是英国退出欧盟后的首次大选，工党在此次选举中获胜意味着左翼重新回归，但右翼民粹政党改革党的支持率也呈上升趋势。与此同时，政党格局碎片化加剧导致英国“民主赤字”进一步加重。 
第一，以工党为代表的左翼力量重新回归。在此次选举中，工党在下议院总共650个议席中获得412席，比2019年大选增加209席，是其成立以来仅次于1997年大选的成绩。保守党仅获得121席，比2019年大选减少了244席，是其成立以来的最差成绩。工党的议席数比保守党多了291个，是二战结束以来两党议席数量相差最大的一次。同时，工党的议席数比所有反对党加起来还多172个，是1924年以来历届议会中领先优势最大的一次。因此，只要不遭遇党内“反叛”，工党在本届议会中推行任何立法和政策都将毫无阻力。从左翼整体的力量来看，工党与自由民主党、绿党和苏格兰民族党等左翼和中左翼政党总共赢得57%的选票，拥有78%的议席。其中，自由民主党获得72席，是其自1923年大选以来的最好成绩，也因此重新夺回第三大党位置。自由民主党是三大传统政党中唯一自始至终坚决反对“脱欧”的政党，这一立场吸引了部分亲欧的中产阶级选民，特别是原本支持保守党的一些选民。在其他左翼政党中，绿党取得“历史性突破”，获得4席，打破了其长年只有1个议席的“瓶颈”。绿党主要吸引的是对传统中左翼政党不满的部分左翼选民，特别是年轻人。斯塔默政府甫一上台就承诺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优先事项之一，这对绿党而言无疑是好消息，其未来影响力或许还会增强。综上，不仅工党，而且左翼力量整体都呈现强势回归的态势，这与整个欧洲政治右转的趋势形成鲜明对比。 
第二，右翼民粹政党改革党影响力上升。左翼回归并不意味着右翼整体式微。尽管保守党遭受沉重打击，但以改革党为代表的右翼民粹政党取得历史性突破，首次进入议会，影响力呈上升态势。在2015年大选时，英国独立党获得民粹政党历史最高的12.6%得票率，但未赢得议席，其在当届议会中唯一议员道格拉斯·卡斯韦尔原是保守党成员，在当选议员后才脱离保守党加入英国独立党。而在此次大选中，改革党以14.3%的得票率在所有参选党派中位居第三，不但刷新了英国民粹政党的得票率纪录，而且直接获得了5个议席。 
改革党成立于2021年，前身为从英国独立党分裂出来的“脱欧”党，其主要政治主张包括反对欧洲一体化并要求英国退出欧洲人权法院，反对移民并强调清除所有非法移民，反对气候变化政策特别是净零排放政策。改革党吸引了对工党和保守党经济社会政策不满的部分民众，特别是主张英国应与欧盟彻底“割离”，并认为移民破坏了英国传统文化和价值的两大选民群体。2024年7月底至8月初，英国多地发生了针对穆斯林及其他移民的抗议活动，并演变为2011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暴力骚乱，这表明当前英国社会族群对抗和排外情绪仍很严重，改革党的政策主张正好顺应了此种民意，具有不小吸引力。尽管改革党在议会中暂时还无法形成足够的影响力，但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力无疑将给工党的移民政策带来压力，如果处理不好甚至有可能进一步推高民众对右翼民粹政党和极右翼政党的支持。 
第三，政党格局碎片化加剧。从英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历程看，二战后保守党和工党一直轮流占据绝对优势地位，除个别年份曾出现过联合政府之外，均为这两个政党中的一个单独执政。然而，近年来英国政党格局开始出现某种程度的碎片化趋势，特别是2024年大选之后体现得尤为明显。保守党和工党的得票率变化能够最直观地反映英国政党格局碎片化的发展趋势。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这两个政党的得票率之和一直接近甚至超过90%，1951年时最高达到96.8%。1974年是个重要的分水岭，在当年2月的大选中，两党得票率之和只有75%，首次降至80%以下。此后，除个别选举外，两党得票率之和从未超过80%，其中2005年和2010年还不到70%。在2024年大选中，两党得票率之和更是首次降至60%以下，是二战以来的最低点。如果去除另外一个传统政党自由民主党的得票率，则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碎片化趋势：直到1992年，除三个传统政党之外的其他政党的得票率之和才刚刚超过5%，1997年突破了9%，2005年则突破了10%，此后基本保持在10%—12%之间（2015年除外）；而2024年这一比例则一举超过了30%，是二战以来的最高点。与得票率的变化趋势相同，工党和保守党的议席数量之和占比也出现了下降：1997年首次降至90%以下，但在2024年之前仍然保持在85%以上，甚至接近90%，2024年则首次降至不足85%。特别是原来的一些边缘性政党在议席数量或影响力方面实现了重要突破，从而加速了英国政党格局的碎片化。 
第四，“民主赤字”进一步加重。长期以来，英国选举制度中一个饱受诟病的问题是，简单多数投票制造成政党得票率与议席数不成比例：候选人只要在一个选区获得最多票数即可当选，而无需达到最低比例或最低门槛。这在2024年选举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工党和改革党。工党的得票率仅有不到34%，即只获得了970多万张选票，比2019年还少57万张，这也是二战结束以来第二次出现执政党获得的票数不足1000万张的情况。但工党的议席数却占到了总数的63%以上，是有史以来获胜政党得票率与议席数反差最大的一次。而改革党尽管获得了14.3%的选票，但其议席数量占议席总数的比例还不到1%。原因在于，英国的选举制度对传统大党更有利，因为它们都有长期固定的“安全选区”（即该党支持者比较集中的选区），而小党尤其是新兴政党的支持选民则分散在各个选区，造成其得到的选票难以集中，从而很难获得议席。这一“民主赤字”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质疑英国选举制度的民主性和代表性。英国选举改革协会认为，简单多数投票制“不利于选民，不利于政府，也不利于民主”。英国国家社会研究中心2024年6月的调查报告显示，有53%的选民支持改革选举制度，认为当前的选举制度对小党不公平。然而，只要工党和保守党拥有决策权，英国的选举制度就很难改变，这一“民主赤字”也将长期存在。正因如此，部分选民参与政治的意愿越来越低，2024年大选的投票率不到60%，是2001年以来的最低纪录。在工党获胜的选区中，投票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选区更是超过了75%。 
工党重新执政的原因 
工党之所以能够在14年后重新执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得益于自身锐意改革，也有保守党表现太差的因素。与此同时，右翼选票分散以及政治钟摆效应都发挥了不同程度的助推作用。 
第一，工党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力图改变激进形象。工党前任领袖科尔宾属于激进左翼，他的一些主张比较极端，例如全面实行国有化、废除君主立宪制、放弃核武器、退出北约等。这些主张与英国以稳定和渐进改革为特点的政治文化格格不入，无法赢得多数选民的支持。为改变这一状况，其继任者斯塔默着力对工党进行改革，尤其注重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放弃抽象、教条的原则，更强调实用主义。在竞选工党领袖期间，斯塔默于2020年1月在《卫报》发表文章，提出将所谓“道德社会主义”作为工党的意识形态基础，即在坚持公平和平等等传统价值的同时，更强调实用性和执政能力，特别是以解决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为宗旨。斯塔默弱化工党意识形态色彩的目的是与科尔宾的激进左翼立场进行“切割”，改变工党在选民心目中的激进形象，打造更加温和的中间路线。为此，斯塔默不仅将科尔宾开除出工党，还清除了大量激进左翼成员，同时通过决议取消党内的极左翼团体。斯塔默本人的立场属于“软左翼”，即介于激进左翼与右翼之间。在他的带领下，工党越来越远离激进左翼路线，向布莱尔“第三条道路”的中间道路回归。这一策略效果明显，工党自2022年底以来支持率一直领先保守党，并于2022—2024年连续三次在英格兰地方选举中获胜。斯塔默的改革在提升工党影响力的同时，也加剧了工党内部激进左翼与中间派之间本已存在的分歧，对党内团结形成了挑战。 
第二，保守党表现糟糕使其失去民众信任。保守党近几年执政业绩不佳，特别是英国2020年退出欧盟之后，经济、社会、政治陷入混乱。在经济领域，2020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萎缩9.4%，2021年落后于印度降为第六大经济体，2023年下半年再次陷入衰退，特别是能源和食品价格攀升造成2022—2023年通胀率一度超过11%，生活成本危机加剧。这也导致贫困率进一步上升，英国2022—2023年绝对贫困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达到18%，其中儿童贫困现象更为突出，约有25%的英国儿童生活在“绝对贫困”状态。在社会领域，由于长期投入不足，公共服务尤其是国民医疗服务体系设施陈旧、效率低下，新冠疫情甚至使其一度陷入瘫痪。在移民问题上，保守党在“脱欧”时承诺将净移民数量控制在10万人以内，但移民数量年年增加，其中非法移民数量在2022年创下新高，比2018年增加了2倍多，达到5.2万人，这使得族群对抗与排外情绪日益严重。在政治领域，英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政局动荡，三年内五易首相，在2022年7月至10月不到四个月的时间更换了三任首相，再加上各种丑闻频出，保守党失去民众支持不足为奇。2024年4月天空电视台的一项民调显示，2019年以来，民众对政府信任度明显下降：表示“几乎从不相信”政府会将国家需求置于政党利益之上的受访者比例从26%上升到49%；在“脱欧”公投中支持“脱欧”的受访者中，“几乎从不相信”政府的比例从23%增加到了56%；认为政治家并不关心民众诉求的受访者从51%增加到了73%。 
第三，改革党参选导致右翼选票分散。在2019年大选中，为了保证保守党获胜以便顺利实现“脱欧”，“脱欧”党（改革党的前身）没有在保守党2017年获胜的选区推出候选人，从而避免了右翼选票分散。但在2024年竞选后期，改革党突然宣布参选，随后其民调支持率不断上涨，在大选前甚至一度超过保守党飙升到第二位。支持保守党与改革党的选民在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方面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他们年龄偏大且受教育程度较低，因此两党在选举中构成了直接的竞争关系。改革党在2024年大选中获得的5个议席全部是保守党在上届大选中获得的议席；在2019年投票给保守党的选民中，有25%改投了改革党；而既在2016年“脱欧”公投中支持“脱欧”，又在2019年大选中支持保守党的选民中，有30%改投了改革党。对这部分选民而言，支持改革党更像是对保守党在英国“脱欧”后施政不力表达不满的一种“抗议投票”。
事实上，在此次大选中，工党尽管在议席数量上远超保守党和改革党的总和，但其获得的选票数少于后两者相加的票数：工党获得了970万张选票，而保守党和改革党总共获得了将近1100万张选票，超出工党100多万张。因此，如果改革党像2019年大选一样没有与保守党直接竞争，那么工党未必能够取胜，即使获胜也未必能够取得绝对优势。正是由于改革党分散了右翼选民的选票，才助推工党大胜。有鉴于此，保守党内部有不少声音呼吁与改革党组成竞选联盟。尽管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和苏纳克都曾拒绝这一选项，但未来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第四，政治钟摆效应发挥重要影响。英国选民在见证了偏右的保守党带来的种种乱象之后，选择了偏左的工党，政治钟摆效应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影响。在英国政治钟摆效应下，保守党和工党总会交替执政：1979—1997年保守党连续执政18年，1997—2010年工党连续执政13年，2010—2024年保守党连续执政14年。在执政党业绩较好的情况下选民会选择继续支持执政党，但在执政党业绩不好的情况下，除了保守党和工党各自的“铁杆”选民以外，其他游移不定的选民就会将票投给在野党，期望政府的更迭能够带来改变，从而形成选举政治上循环往复的钟摆效应。
究其根本，这也不过是英国选民的一种无奈选择罢了。工党和保守党两党的政策越来越趋同，特别是其经济、社会、税收政策等都没有太大区别，致使民众越来越认为两者之间的差别不大。舆观的一项民调显示，2024年，认为工党和保守党之间“没有太大区别”的选民比例从2019年的10%上升至40%，认为两党之间“区别很大”的选民则从2019年的47%降至12%。在这种情况下，选民更多出于一种“试试看”的心态，希望通过改换执政党使社会、经济状况实现好转。
工党政府外交政策走向 
在竞选期间，工党将“变革”“重构”等作为“关键词”，力求突出与保守党的区别。但从工党的竞选纲领、首相斯塔默和外交发展大臣拉米的演说，以及工党政府就职后发布的一些立法纲要和政策动议来看，其外交政策特别是在乌克兰危机、英美关系和对华政策等重大问题上，将延续保守党政府的基本立场。与此同时，工党政府外交政策在如下方面也体现出一些变化：一是在外交理念方面推出“进步现实主义”，二是将安全作为重点议题，三是将欧洲地区作为外交重点方向。 
第一，以“进步现实主义”外交理念为基础向更加务实的方向发展。2024年5月，拉米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进步现实主义——英国为何必须规划新的全球路线》一文，对“进步现实主义”外交理念进行系统阐述。拉米指出，“应用现实主义手段以实现进步主义目标……应用现实主义的逻辑并非仅仅为了积聚权力，而是用于服务正义目标”。可见，这一理念包含现实主义和进步主义两个因素，“现实主义”是手段，而“进步主义”（即“理想主义”）则是目标。换言之，所谓“进步现实主义”事实上是一种试图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起来的外交“第三条道路”，与布莱尔时期的“道德干预主义”有相似之处，但相较于保守党政府的“全球英国”理念更加务实，或者说现实主义成分更多一些。以“进步现实主义”理念为出发点，工党政府在自我定位和自我认知上摒弃了不切实际的“全球英国”口号，承认自己不再是“超级大国”或“全球大国”，而是一个中等强国，并以此作为制定外交政策的基础。与此同时，英国仍强调外交政策中的价值观因素，特别是寻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对外援助等领域纳入“公平”“人权”等价值观。然而，所谓“现实主义”和“进步主义”本身就存在矛盾，想要真正实现二者之间的平衡十分考验工党的政治智慧。 
第二，从现实主义出发将安全作为外交重点议题。工党在竞选纲领中指出，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国家安全，认为应对日益恶化的全球安全局势是外交政策的核心任务与首要责任。斯塔默在竞选开始后的第一次演说中将经济安全、边境安全和国家安全并列作为未来政策的“三项基础”。工党政府之所以如此重视安全问题，一方面是基于其对国际秩序和国际形势认知中的“不安全感”在加剧。工党政府认为“当前英国正处于新的危险时代，其特征是易变性和不安全”，认为导致不安全的原因既有传统威胁，也有科技革命、气候变化以及网络攻击等非传统威胁。另一方面工党希望借此机会改变选民认为自己应对安全议题的能力不如保守党的传统印象。一般来说，选民认为工党更擅长处理医疗、教育和环境等问题，而保守党则更擅长处理安全议题。安全确实并非工党的传统优先议题。为实现“国家安全”，工党政府重申要将防务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并承诺“毫不动摇”地支持北约框架下的集体安全机制。同时，工党政府多次表示坚定支持乌克兰，并承诺在2030—2031财年之前每年向乌克兰提供30亿英镑军事支援，但这些具体政策与保守党政府相比差别不大。 
第三，在外交重点方向上重新聚焦欧洲。工党政府希望在与欧洲加强安全合作的基础上，全面改善与欧盟和欧洲国家的关系，从而扭转“脱欧”后英欧关系的紧张局面。2024年7月18日，斯塔默在欧洲政治共同体第四届峰会上发表演说时多次强调安全合作是英国与欧盟重建关系的核心。工党政府之所以急于与欧盟改善关系特别是加强安全合作，一方面是出于对国际安全环境恶化的担忧，另一方面则是担心美国大选后其对欧政策会出现变化，即减少对欧洲安全防务的支持。为此，英国拟与欧盟签署新的安全条约作为英欧合作的基础，同时在贸易、能源、卫生、气候变化和非法移民等多项议题上同欧盟展开全面合作。在与欧洲国家的双边关系方面，德国、法国、波兰和爱尔兰等国是英国的外交重点。斯塔默在上任当晚就与德法领导人通电话，表示希望与两国加强经济与移民领域的合作；拉米上任后第一天就前往德国、波兰和瑞典访问，充分表达了与欧洲“重置”盟友关系的意愿。然而，作为退出欧盟的“第三方”国家，英国与欧盟的合作机制必定存在障碍，难以顺畅运转；而随着欧洲政治日益右转，欧盟在推动国际发展援助和气候政策等方面的意愿会相对下降，但这恰恰是英国工党政府特别注重的领域。另外，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国内政治也存在变数。鉴于此，英欧合作将面临诸多挑战，前景仍是未知数。 
第四，在处理大国关系方面将表现出更大程度的延续性。在将外交重心转向欧洲的同时，工党政府仍将高度重视发展对美关系，美国仍是英国最重要的盟友，这一定位与保守党政府没有任何差别。为此，工党政府将通过各种双多边途径努力维系并巩固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这既源于美国是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外资来源国，也源于与美国的合作对英国安全不可或缺。但是，英美关系走向不会一帆风顺，一方面美国大选结局难料，另一方面英国的“进步现实主义”理念更强调价值观和国际法，将可能导致英美双方在诸如巴以冲突等问题上产生更大分歧，有可能成为妨碍双方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 
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关系上，工党政府不会作出太大改变，但与保守党政府相比，亚太地区在英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可能有所下降。在对华政策方面，工党政府提出所谓“3C”立场，即在可以合作的问题上合作（Cooperate），在有需要的领域竞争（Compete），在必需的情况下对中国发出挑战（Challenge），这与保守党时期的对华政策十分相似，体现出工党与保守党一样既担心中国崛起，又不得不在应对全球问题时与中国合作的矛盾心理。但与保守党政府相比，工党政府的对华政策可能更加务实。2024年8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斯塔默通电话，斯塔默表达了希望推动发展长期、稳定、具有战略意义的英中关系的意愿。
结语
英国工党在2024年议会选举后“强势回归”，重新占据主导地位，这意味着英国的政党政治出现了以左翼回归为主要特征的新变化。但英国右翼仍具有很强的影响力，特别是民粹政党改革党的崛起，将对工党政府的政策特别是移民政策带来持续挑战。与此同时，诸多边缘和新兴政党影响力的增强，加剧了英国政党格局的碎片化，并进一步凸显了其政治制度中固有的“民主赤字”。这表明，重建民众对主流政治和主流政党的信心仍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工党得以获胜，除了自身锐意改革以外，也源于保守党业绩不佳以及政治钟摆效应。因此，如果工党政府不能迅速使英国恢复经济增长、实现民生改善，民众也会考虑 “抛弃”工党。为了表明与保守党政府的区别，工党政府以“变革”“重构”等作为外交政策的“关键词”，试图在外交理念、重点议题和重点方向上作出改变，但在大国政策方面，其延续性大于变化性。当然，鉴于工党政府刚刚上台执政，其各项政策还处于调整阶段，后续变化仍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