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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不仅结束了费迪南大公的生命，更引爆了全球的战火。110年过去了，我们依旧能听到那声枪响的回音，在世界各地的政治暴力事件中回荡。2024年7月13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当天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举行的竞选集会现场发生枪击事件，特朗普右耳被击伤。仅仅过了两个月，美国当地时间9月15日，特朗普疑遭第二次刺杀。
即使到了21世纪，从扔向小布什的皮鞋到马克龙脸上的耳光，从“日服第一男枪”刺杀安倍到前总统特朗普遇刺，自下而上的怨气仍以最直接的方式演绎。为何政治家总会遭到暴力袭击？解决掉提出问题的人，问题就解决了吗？请跟随小惑一起，探讨以刺杀为代表的“政治暴力”所隐含的困惑。
一、历史上的刺客
古今中外，暗杀层出不穷。在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有以“士为知己者死”为信条的“四大刺客”，“荆轲刺秦王”被不断演绎。在西方，随着权力斗争的激化，从罗马共和国到罗马帝国的进程中充斥着选举暴力、政治暗杀等政治暴力。甚至连凯撒大帝都被布鲁图所领导的元老院成员暗杀身亡。
据统计，仅在1948年到1977年这30年间全世界就有2866次政治暗杀。著名游戏厂商育碧对历史上的政治暗杀有着独到的见解，开发了《刺客信条》系列游戏。游戏中的刺客恪守自身“万事皆虚，万事皆允”的无政府主义信条，但现实中的刺客其刺杀行为的价值及动机相差很大，有的为钱，有的出于义愤，有的为政治或宗教理想，有的则想做惊天动地的大事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无论暗杀出于什么目的，它们都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我国，宋教仁遇刺掀起了北洋混战的序幕。在日本，伊藤博文、原敬、滨口雄幸、犬养毅、斋藤实、高桥是清以及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等首相都曾遇刺。在印度，从圣雄甘地到尼赫鲁的女儿、印度和国大党的政治领导人英迪拉·甘地，英迪拉·甘地的儿子、印度和国大党的政治领导人拉吉夫·甘地都死于暗杀。德国魏玛共和国更是充斥着不同党派的互相暗杀，促成了希特勒的上台。瑞典前首相帕尔梅是欧洲最后一位被刺杀的政府首脑。1986年，他与妻子看完电影后在散步回家的路上遇刺，身中两枪，因失血过多身亡。美国历史上共有9位总统遭遇暗杀，其中4位身亡，大家耳熟能详的包括维护美国统一的林肯和“脑洞大开”的肯尼迪，当然，还有这次的特朗普。
二、何为政治暴力
政治暴力是一个涵盖广泛且内涵丰富的概念，其定义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术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演变。政治学家们对政治暴力的理解众说纷纭，但无论何种定义，都离不开其背后所蕴含的政治动机和产生的政治影响。亨廷顿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出发，强调了政治暴力与影响政府行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政治暴力涉及人们为了影响政府的行为或构成对他人肉体或财产进行的伤害。这种伤害可能表现为对政治家的侮辱、袭击，也可能升级为更为严重的武装冲突甚至战争。亨廷顿的观点突出了政治暴力作为一种手段，旨在通过施加压力或制造混乱来达成某种政治目标。
尼尔伯格则更注重政治暴力的结果和影响。他将政治暴力定义为“以分裂、毁灭、伤害为目的的行为，选定目标或受害者、周围环境、执行，以及有重大的政治效果的行为”。这种定义强调了政治暴力行为的针对性和破坏性，以及其对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产生的深远影响。尼尔伯格的观点揭示了政治暴力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更是一种具有政治效果的策略或手段。
包刚升从集体行为的角度对政治暴力进行了定义。他认为，“政治暴力是跟政治有关的集体暴力，是由政治动机引发的、包含明确政治目标或意图的集体暴力”。这一观点强调了政治暴力的集体性和政治性，指出它是由一群具有共同政治目标或意图的人所实施的暴力行为。
左高山则对政治暴力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描述。他认为，“所谓政治暴力，是指政治行为体出于特定政治目的、针对统治关系而实施的会导致重大政治后果的有组织的暴力”。这一定义不仅指出了政治暴力的动机和目的，还强调了其组织性和暴力性。左高山进一步指出，政治暴力具有政治性、反体系性、组织性和暴力性四个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政治暴力的本质属性。
综上所述，政治暴力是一个复杂多面的概念。它既可以表现为对政治家的侮辱和袭击等个体行为，也可以升级为武装冲突和战争等集体行为。无论是哪种形式，政治暴力都是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而实施的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动机和意图。
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一书中指出，“所有的政治都是为了权力而斗争，而终极的权力就是暴力。”从古罗马的暗杀政治到中世纪的宗教战争，再到近现代的革命和独立运动，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有政治的地方就存在政治暴力。在政治暴力行为的复杂图谱中，政治暗杀作为一种具有特定政治目标的针对性行动，其潜在的连锁反应和后续影响不容忽视。此类行为往往会引发更为严重的政治动荡，甚至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剖析政治暗杀现象，探寻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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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遭遇634次暗杀，是世界上遭遇暗杀次数最多的人。
三、政客为何总“招仇恨”？
政治暗杀源于混乱，往往发生在内乱和党派斗争激烈时期。20世纪有三个政治暴力的高峰期：世纪之交，两次大战之间，以及六七十年代。每一次都恰逢内乱和激烈的党派之争。2024年可谓是“超级选举年”，有超过70国家和地区举行全民性参与的选举，涉及人口数量达42亿人。目前，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南非等国家都已完成大选，欧洲议会选举刚刚落下帷幕，美国大选仍是一枚全世界的“定时炸弹”。权力争夺的白热化将政治狂热推向极端化，孕育着新一轮的政治暴力。
近年来，日韩欧美多位政治家遭遇政治暴力。继安倍晋三被枪杀后，首相岸田文雄演讲现场传来爆炸声。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被刺伤。德国从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休假乘船遭围堵被迫返航，到前联邦议院议长朔伊布勒坟墓被挖等等。西班牙右翼政客夸德拉斯在马德里街头遭枪击、爱尔兰司法部长麦肯蒂收到炸弹威胁、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成为斯洛伐克独立以来首位遭受暴力袭击的国家领导人，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遭遇袭击，波兰总理图斯克、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也先后收到死亡威胁。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被法院陪审团裁定在“封口费”案中有罪后，抨击民主党对他进行“政治猎巫”“操纵审判”以阻止他重返白宫。“川粉”在网上威胁暴力报复主审法官或自由派政治人物。
7月13日，遭枪击后，特朗普站起来，右手伸向布满鲜血的脸。然后，他向空中挥舞着拳头，似乎在支持者人群中说出了两次“战斗”这个词，引发了大声的欢呼，然后高呼“美国，美国，美国！”这次枪击让他离“封圣”更进一步。
2008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新闻发布会上，遭到伊拉克编辑扎伊迪扔鞋抗议，成为21世纪的“政治名场面”。现任法国总统马克龙深有发言权，2021年6月他在访问法国东南部一座小镇时突遭一名男子掌掴，还曾两次遭遇“鸡蛋袭击”。然而，当前世界政治舞台的紧张气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下次砸到政要头上的，恐怕不会是鞋底或鸡蛋这么简单。
政客“招仇恨”的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复杂原因。经济衰退难有起色，让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民众情绪愈发不稳定；政治极化愈演愈烈，使得不同政治阵营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不断加剧；而文化撕裂与文明冲突，则进一步加深了社会的裂痕与隔阂。这三点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导致了政客遇袭现象的愈演愈烈，也给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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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遭遇扔鞋。（左） 2021年6月，法国总统马克龙遭遇掌掴。（右）
（一）经济衰退难有起色
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欧盟正面临着由新冠疫情、俄乌冲突、能源危机以及中东局势等交织而成的严峻挑战，这些冲击使得欧盟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与挑战，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同时下行风险也在不断增加。2023年，欧洲经济步履蹒跚。特别是能源价格的高企，进一步推升了物价水平，导致民众购买力持续萎缩，生活成本显著增加。在此背景下，欧盟坚持援助乌克兰，这一决策虽有其战略考量，但不可避免地削减了本应用于教育、养老、农业等关键民生领域的预算。这种做法将危机的成本部分转嫁给了普通民众，使社会不满情绪逐渐累积。与此同时，欧洲各国政党间的纷争与“甩锅”现象频发，这不仅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进一步削弱了民众对政治精英的信任和支持。在这种环境下，中下层民众对政治精英的愤怒和不满情绪持续上升，对政治对话的兴趣逐渐减弱。作为表达诉求的方式，抗议示威活动在欧洲多国频繁爆发，且烈度不断提升。从德国、法国到荷兰、比利时，再到意大利、爱尔兰和罗马尼亚等国家，均已相继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这些活动不断突破抗议示威的底线，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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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8日，德国柏林农民抗议活动期间，勃兰登堡门前的拖拉机。
（二）文明冲突撕裂社会
欧洲在2016年后深陷移民危机造成的身份认同危机。在德国，默克尔政府敞开国门接纳百万中东难民。朔尔茨领导的交通灯政府又有超百万乌克兰难民寻求成为德国人。2023年10月7日巴以冲突再起后，出于“历史责任”，支持以色列成为了德国无法推卸的“政治正确”，所有批评以色列的言论都被视为“反犹主义”，瞬间为德国乃至全欧的族群冲突火上浇油。欧洲歌唱大赛曾经将欧洲团结在一起，但本届大赛“因音乐团结”的主题显得如此讽刺。在场内，以色列选手顶着抵制压力参赛，其他国家歌手小心翼翼不愿被卷入争论中；在场外，巴以两方支持者剑拔弩张，以“永久中立”著称的东道主瑞典全副武装应对可能发生的袭击。各国政府对文明冲突采取短视且片面的做法，其直接后果体现在欧洲议会选举的结果上，那些最“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各国内部都实现了出人意料的崛起，成为了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于是，喜剧性的一幕上演了，马克龙和朔尔茨，欧盟的两大发动机竟然主动采用他们曾经批驳的“民粹主义”的手段，号召民众上街游行反对“右翼民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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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18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外长贝尔伯克（绿党）等高级政府成员现身波茨坦的示威现场。
（三）政治极化愈演愈烈
经济复苏的持续疲软导致民众对当前的政治框架和政治领导者产生了深刻的不满，左右两派在政治主张上的严重分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绪。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信心急剧下滑，一些极端分子因而选择通过暴力行为来宣泄自己的不满。以德国为例，自2021年德国交通灯联盟政府上台以来，政治暴力事件一直呈上升趋势，到2023年更是突破了60000起，其中针对政界人士的案件就达到了2790起，其中严重人身攻击事件共27起。截至2023年5月底，德国已经发生了22起针对政界人士的暴力事件。去年6月，德国选择党首次取得地方执政权后，黑森州的“反法西斯主义”活动人士便公开呼吁对德国新选择党的政治人物进行暴力攻击。8月12日晚在庆祝巴伐利亚州竞选活动结束后，选择党政客扎尔卡及其同伴遭到袭击。这次袭击打开了德国政治暴力的潘多拉魔盒。2023年，选择党遭到86起暴力袭击，而绿党则遭到62起。左翼的执政已被证明让德国陷入互相甩锅扯皮的深渊，而欧洲，尤其是德国提都不敢提让右翼上台施政。一百年前的魏玛政府也曾面临向左还是向右的难题，也同样陷入了党派矛盾激化甚至暗杀械斗的漩涡。德国政治是欧洲政治的缩影。历史，会重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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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魏玛共和国时期，柏林街头的自由军团部队。
四、枪声过后是什么？
在形形色色的驱动因素背后，刺杀者的动机都是为了“改变现状”，渴望能通过杀一人而改变历史走向，结束他们认为的苦难。但实际上，刺杀远远不是混乱的结束，相反，刺杀是更大混乱的开端，甚至只是更惨无人道的政治暴力开端的开端。
一次成功的刺杀可能会瓦解现有的政治权力结构，导致政治权力的真空和重新洗牌。这会引发一系列政治纷争和不确定性，给社会带来混乱。刺杀行为往往反映了社会各方利益集团之间的深深对立，而刺杀的发生又会进一步激化对立，加剧社会的分裂。这会使得政治妥协和和解更加困难。一次成功的刺杀行为可能会被其他极端分子效仿，引发新一轮的暴力报复和恐怖袭击。这会使社会陷入恐慌和动荡之中。在某些涉及国际政治的刺杀案件中，不同国家或集团可能会卷入其中，引发国际关系的紧张对抗。这将给全球和平与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乱刀杀死凯撒的元老院成员的本意是维护罗马共和国的权力，却无意中造成了罗马内战和帝国的诞生。射杀奥匈皇储的普林西普的本意是争取南斯拉夫的民族独立，却意外点燃了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酝酿已久的紧张关系。金载圭声称为了“恢复民主”而刺杀朴正熙，却为小将全斗焕做了嫁衣，迎来了韩国独裁统治的巅峰。
从丟掷鞋底到射出子弹，两者之间的距离远比想象的近的多。阿伦特曾说，“暴力活动像其他活动一样，改变着世界，但是最可能的改变是使世界成为更加暴力的世界。”
从政治暗杀到恐怖袭击，再到街头骚乱、军事政变、内战、种族屠杀，甚至世界大战。一旦仇恨的引线被点燃，“病急乱投医”成为选项之一，暴力将成指数级增长。我们已经见证过百年前两次悲剧的上演。极端情绪正在全世界发酵，倘若再不重拾政治对话，重建协商民主，弥合政治分歧，下次枪声响起，恐怕全世界都将被引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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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13日，特朗普被枪击造成的提词器碎片击中右耳。
参考文献
[1] [美]萨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233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
[2] 左高山：《政治暴力批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 包刚升：《政治学通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4] 任剑涛：《政治暴力的民主渊薮:读<从投票到暴力>》，《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5期，第77-83页。

编辑 | 杨孟昊
审核 | 付晓慧 葛文睿
（图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