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秦晖 写于 二零一三年 6park.com
无论是哈耶克的传统“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都带有追求自由的成份，这一点应该是个共识。只是传统“自由主义”是一种“消极自由主义”，主张以不被强制来捍卫自由；而“社会主义”是一种“积极自由主义”，主张通过行动打破专制以实现自由。两者存在一个重要的区别：自由主义似乎是认为自由是天然存在的，只要抵制强制，就能维护自由；而社会主义认为自由并不天然存在，需要以积极的姿态去争取。正是这一区别，使得消极的“自由主义”虽然在理论上很强大，但在行动上很弱小；而积极的“社会主义”不但因其道德逻辑而理论强大，而且具备强大的、积极的组织行动能力。这种以“整体主义”或者叫做“集体主义”的理念来组织行动的能力，在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分阶段的存在并持续强化，最终出现了苏联斯大林时期的近似法西斯主义的“社会主义变种”，并进而影响其他社会主义世界的国家理论。似乎社会主义就一定是集体主义的。
那么，集体主义是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能不能与集体主义划等号？
1843年，马克思在巴黎，为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阅读了大量的资料，做了相应的摘录、批注和评论，他称这些笔记为“巴黎笔记”。1932年，这些手稿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名发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经济学内核，同时也成为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著作。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把“自由个性”列为人类发展三阶段的终极目标。即人类发展的三阶段是：“人的依赖性阶段”、“人的独立性阶段”和“人的自由个性阶段”。
马克思在解释他的历史观时，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体的存在，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的过程。在这种历史观看来，“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之间的差别，不仅是逻辑的差别，而且是历史的事实”。而这种历史观的价值理想则是：“个人向完成的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人类的历史首先是个体存在的历史，并且是个体要从被桎梏中，去寻求更解放、更自由的生产关系的过程。所以，借用温铁军常讲的一个概念叫做“去依附”的话，就是马克思的人类三阶段理论，是从个体的“人”的“去依附”的角度而讲的；而不是以“生产关系”的角度去分类的。
我们熟悉的“社会五阶段论”，即社会经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直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理论并非马克思首先提出。马克思在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提出了“五种所有制形态”，注意不是“五种社会形态”；之后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到了“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三种社会形态。
恩格期在他的《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提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五个阶段，即原始氏族社会、古代奴隶制社会、中世纪农奴制社会、近代雇佣劳动制即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之后，列宁在1919年的《论国家》的演讲稿中，主张“五种社会形态说”，即人类历史是沿着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单线序列发展的。
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对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进行了论述，包括“原始公社制、奴隶占有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此后在社会主义世界，五阶段论定型。
那么马克思讲“五种所有制形态”与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讲“五种社会形态”的区别在哪里？在于马克思讲的是“产权关系”，而后面几位讲的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在社会主义诞生之前，产权关系涉及的都是“个体主体”与财产之间的关系，即人与物的关系；而“社会形态”涉及的是“个体与不同范围的集体”之间的“人与人”的关系。
所以，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五阶段论最大的问题，或者说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点在于他们用“人与人的整体主义”掩盖了“人与物的个体主义”。从而将马克思主义的“个体主义”色彩换成了“整体主义”或者说“集体主义”色彩。而强制的祸根，就埋在“整体主义”之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马克思的思想属于“积极自由”传统，不像“消极自由派”那样仅仅把自由看做是不强制，但从他的“人类三阶段分类”和“五种所有制”分类看，马克思反强制、追求“自由个性”、“完全的人”的倾向是很明显的。
另一个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个人主义”色彩的方面就在《共产党宣言》之中的一句名言：“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意其中的前提与结果的关系：“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结果。因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个人主义”而绝非整体主义。这是秦晖很肯定的观点。
对这一点理解很重要，它还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讲的“人的异化”。
我们常说，“资本主义”导致人的集体“异化”，即人的工具化。然而人的工具化岂止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出现的？它体现在几乎所有的生产关系中。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工具化的人是在逐步解放的过程中的。
从马克思的“人类社会三阶段”理论看，原始社会和奴隶制社会下，是人的依赖性阶段，原始人只有依赖于整个部落的力量才有可能生存下来，部落社会中，人在经济、思想上是全方位依赖部落整体的；奴隶主虽然对奴隶有明显的剥削行为，但奴隶主也是奴隶可依赖生存的力量，奴隶对奴隶主的依赖与原始社会相比有所减弱，甚至奴隶有可能逃离奴隶主而生存下来，因为到奴隶社会，个体的生产力已强于原始社会，个体有依赖自身能力生存下来的可能性了。
西欧到了封建社会，人的个体的独立性、自由度与奴隶社会相比进一步提升，人身依赖弱化；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在地理上的流动大大加强，人的自由度大幅提升，依赖性大幅减弱。所以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下，是马克思所讲的“人的独立过程”的阶段。而到社会主义阶段，应该是马克思所讲的“人的自由个性阶段”。
马克思说：“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从原始社会的共同性发展到具有个性的独立个人，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只有到了近代“市民社会”，发达的市场交换关系才以“物的联系”取代了“人的依赖纽带”，从而“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变成了“单个的人”。正是这种从“人的依赖关系”到“人的独立性”的飞跃，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灿烂的工业文明。所以，“现代性”在马克思那里几乎被理解为“摆脱共同体束缚的个性或个人自主性的代名词”。
那么，资本主义让个性自由大大发展，马克思所讲的“异化”是什么意思？
马克思讲的“人的异化”、“劳动的异化”实质上即“人的自由个性的异化”，也就是“自由得不自由了”。因此，过去一些人提出苏联国家中存在“异化”的看法是不对的，苏联社会还是人“从属于较大的整体”而谈不上“人的独立性”的状态，更无所谓“自由得不自由了”的问题。亦即这种社会还未达到有资格发生“异化”的水平，它所需要的是人的创世纪，而不是“人的复归”。
所以，马克思所讲的“异化”不是“人的工具化”，而是“人的自由个性的异化”。它首先得是“人的自由个性已经得到极大发展”，然后才是“自由个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被逆转”。工人可以自由的选择是去这家工厂应聘还是去那家工厂应聘，但总体上讲，他还是得去应聘，因而“自由得不自由了”。
最后，回到本文开头所讲到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虽然都认同自由，但一个重要区别是自由主义似乎是只要保持“消极自由主义”就能维护自由，而社会主义认为必须通过斗争的“积极自由主义”才能让人性得到解放。由此，两者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它们应该在不同的人类历史阶段分别登场。
人本来就处于奴役状态之中，首先得寻找一条“通往自由之路”，这条道路只能是通过“积极自由主义”来实现；等到人有了个性的自由，而为避免重新陷于“通往奴役之路”，我们就要谈论我们不能做什么，以免失去自由，这时，就是维护“消极自由主义”的时候了。
因此，在自由秩序建立后，马克思对自由的“异化”的批判也是有价值的。因为现今的“消极自由主义者”也承认自由秩序并非“理想秩序”，它是有毛病的，只是比人类可能建立的任何其他秩序毛病少些而已。“消极自由主义”不认为人类有可能建立“理想社会”，马克思则认为有可能，并把这种秩序描绘为“自由人联合”。
然而，170多年过去了，人类并末看到这样的联合体。 6park.com

《共产党宣言》主张阶级斗争，但并未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身”这句名言，明显地与后来的阶级专政论有区别。
1850年马克思写了《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文中肯定了法国布郎基派在1848年革命中提出的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工人阶级专政”。由此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但此后很长时间内没有再使用这个概念。
直到1871年在《法兰西内战》中鉴于巴黎公社被镇压的教训才又一次重提这个思想，并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写道，“革命转变时期”需要“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然而马、恩指导下的第一、第二国际及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式文件中，却从未有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
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在西方语言中，“专政”一词意来源于古罗马的军事独裁官，这本是共和罗马在遭遇战争时的非常体制，即临时中断共和，授权军事统帅以不受法律限制的短期独裁权力，并许诺独裁结束后不追究其行为。由于“专政”是临时的，因此它与当时人们在波斯等地所见的那种常规的独霸的“专制”体制不同。而且进入帝制罗马及以后的中世纪与拜占廷时代，“专政”一词就极罕见了。
直到近代共和国出现后，这个名词才又在原来意义上被使用，英国革命中的克伦威尔、法国革命中的雅各宾体制是常被提到的两个典型。罗伯斯庇尔曾明言：专政“是自由与它的敌人之间的战争状态，而宪政则是胜利了的及和平时期的自由政体。”
可见，所谓专政，有以下特点：
第一，专政作为一种独裁是与民主宪政对立的。因此，“民主专政”提法是讲不通的，等于是在说“民主独裁”、“黑色的白”一样，逻辑不通。列宁也承认：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是屡见不鲜的事。
第二、专政与法治不相容。“专政”意味着不受法律约束，包括专政者自己所立之法，对他也没有约束力。列宁宣称，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
第三、专政是一种与紧急状态（通常是战争）相联系的临时措施，是共和制度的短期中止，而不是一种正常的执政方式。这一点与“专制”不同。马克思之所以只讲“无产阶级专政”不讲“无产阶级专制”，就是这个道理。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欧陆多数国家民主制度尚未建立或者还不健全，无产阶级和下层民众的运动常常受到统治者暴力镇压，1848年的卡芬雅克专政与1871年的梯也尔专政就是例子。因此马克思有以暴抗暴的思想并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无法避免“专政”（也就无法避免战争）是毫不奇怪的。
但无论如何，马克思、恩格斯从未设想过在和平时期作为正常政权无产阶级可以用“专政”来进行统治。甚至列宁实际上也明白这一点，他早年曾明确说过，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得到农民的支持，那就用不着“专政”了，因为那时完全能够保证我们获得绝大多数，以至专政大可不必要了。
因此毫不奇怪，当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曾强烈抨击民粹派的“人民专制”理论（注意：不是“专政”），并强调宪政不仅是资产阶级的工具，而且也是无产阶级的工具。他们还明确指出：“自由主义者所忙于争取的权利，正是人民发展所必须的条件”。在马、恩时代，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只意味着用无产阶级的暴力来对付资产阶级的暴力，从不意味着用“无产阶级的暴力对付资产阶级的民主”。
马克思原来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后国家即消亡，后来，虽然提出革命后的过渡期仍要有国家，但那是个职能远比“资产阶级国家”弱化的、消亡中的“半国家”。而到德国开放党禁、社会民主党合法化后，恩格斯便主张走议会道路，由此导致了今日的“社会民主主义”。当时像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同义词，而“社会主义”一词常指“民粹主义”。若要用“社会主义”来指“马克思主义”的话就得在前面加几个字——“西欧式的社会主义”。
那么“民粹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是什么？
那时“民粹主义”是主张“革命暴力与人民专制”的（注意是专制），而社会民主党则主张“政治自由与议会民主”，社会民主党后来不但抨击那种“反对政治自由的民粹派”观点，还与自由派结成反民粹的联盟。
在经济上，民粹派主张“村社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而社会民主派则主张个人自由与市场竞争。普列汉诺夫有句名言：“俄国人民就这样分成了两个阶级——剥削阶级的公社和被剥削者的个人”。只有把“个人”从强制性的“剥削者公社”中解放出来后，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才谈得上走向自由人联合体。
之后在俄国，许多自由主义者放弃了“起点平等与民主原则”而转向为权贵资本主义辩护，一步步走向寡头主义；而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则放弃“个人权利与自由原则”而转向“人民专制”，一步步走向民粹主义乃至超民粹主义，并与欧洲正统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主流决裂。这种超民粹主义化的社会民主派即列宁主义。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不仅全盘接受了“反对政治自由的民粹派观点”，而且把马克思设想的过渡性的“半国家”变成了利维坦式的“超国家”，要求实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专政，把马、恩设想用以对付资产阶级暴力镇压的手段变成了对付“资产阶级民主和政治自由”的手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布哈林的“无产阶级超经济强制”说与斯米尔诺夫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把“专政”从政治领域扩大到经济改造乃至经济建议领域。他的党也与继承欧洲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欧洲社会民主党”决裂。俄国人就此一步步走向了“古拉格群岛”。（古拉格群岛是由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创作的，纪录苏联各地劳改营和集中营的纪实文学作品）
而在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体系中尽管也有乌托邦的成分，但并没未由此产生对社会的强制。社会党执政的许多西方国家没有哪个走上了“通往奴役之路”。“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二元格局如今已成为西欧“自由秩序”的通行模式。
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是“自由”而非强制，不仅原初的马克思主义绝非“强制主义”，就从发展的方向看，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走向以政治自由为基础的社会民主，而不是走向“人民专制”。

如果说马克思对民粹派还表示了谨慎的保留的话，那么恩格斯则是坚决反对民粹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