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ark.com
  6park.com
著名国学家大陈寅恪先生曾有过这样的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是最好的时代，但是对于苏轼而言，也可能是最坏的时代；而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未来而言，则是独裁专制起始的时代。 6park.com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王安石已退下，但御史台却成了一尊宋神宗的打手或鼓吹者。出现因吟诗讥时而引发大面积数十众人获罪的事，这就是“乌台诗案”，“以诗文获罪”的“文字狱”，则是进入元丰时代才开始的。这是宋神宗独裁政治显著的遗留标志，也可以说是明、清两朝乃至目前天朝“文字狱”的鼻祖。 6park.com
苏轼当时由徐州调往湖州任知州（地方行政一把手），于四月二十日到任，按惯例，北宋官员上任前要向皇帝上表，以谢圣恩。于是就写了一篇《湖州谢上表》。称：“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意思就是，“陛下知道我愚昧不堪，不合时宜，难以和变法派共事，又考察我年老不爱生事，在地方管理普通百姓勉强及格。” 6park.com
御史台官员李定（原王安石亲信）等人以为“生事”是针对熙宁变法，“新进”则针对因变法而被擢用的官员，搬出苏轼以前所写“托事以讽”的诗文，群起攻击陷害。李定、何正臣、舒亶、李宜之等人在几天之内连番向皇帝上札子与状子，弹劾苏轼，滥加罪名，欲置其于死地。抓住苏轼诗文中的一些词句大作文章，这本是李定、舒亶等人想借此“杀鸡儆猴”，打击反变法者的手段，也是神宗显示他“铁腕”的机会。没有神宗的支持，这么大的案子是不可能成狱的。 6park.com
七月二十八日，经神宗下旨，台吏皇甫遵携吏卒急驰湖州勾摄苏轼。八月十八日，苏轼下御史台狱，二十日即遭受审问，由御史中丞李定会合谏官张操等台谏轮番鞠讯，逼迫苏轼对语涉讥讽的诗文作出交代。 6park.com
而曾任神宗宰相、已退回故里的大臣王安石则向神宗上书，认为：“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又经过苏辙、张方平、章惇、吴充、王安礼、太皇太后曹氏等人的劝谏搭救，神宗迫于压力，苏轼最终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狱，囚于狱中达一百三十天。最后，苏轼由神宗敕责授检校尚书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团练副使是闲职，苏轼实质上是被贬黄州。此案牵连了一大批官员，他们大都遭贬或被罚铜：苏辙（苏轼弟）被贬江西筠州任酒监，平日与苏轼往来者，如曾巩、李清臣、张方平、黄庭坚、范镇、司马光等70余人亦遭处分。 6park.com
通过王安石变法，和乌台诗案这两件事，可见神宗早把登基做皇帝之初的“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理念抛到了九霄云外，直接导致了大宋每况愈下的结果。 6park.com
元朝官修正史《宋史》脱脱等对神宗的评价是：“帝天性孝友，其入事两宫，必侍立终日，虽寒暑不变。……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恸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终不觉悟，方断然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惜哉！” 6park.com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宋论》说：“夷考宋政之乱，自神宗始。神宗之以兴怨于天下，贻讥于后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亟，下之言治者已烦尔。”又称“宋政之乱，自神宗始”。清康熙也认定王安石为亡国之臣、千古罪人。 6park.com
由此，神宗所构筑的政治结构基本破坏了人治社会最佳状态的政治平衡。他留下的是权力集中于皇帝的专制体制、和分裂互斗的士大夫阶层。从这个角度上看，北宋之后每朝每代的政治变化，只不过是沿着神宗开创的路，不断在重复走向死亡深渊的过程，包括现在的天朝。（全文完） 6par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