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霞女士在《2018年春他打开了什么样的潘多拉魔盒——习近平诡诈而狡蛮的修宪及其影响》一文中，非常详细地列举了改革开放后的三次修宪的具体过程（我这里为节省篇幅，简述如下）：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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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期第一次修宪：从1980年9月宪法修改委员会正式成立，到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八二宪法，历时两年零三个月。整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提出宪法修改草案（1980年8月——1982年4月）；第二阶段全民讨论（1982年5月——8月）；第三阶段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1982年11月26日——12月4日）。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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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温时期第二次修宪：（1）提出和启动修宪首先是由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宣布；（2）中共成立修宪小组进行研究和咨询但自己不首先拿方案，而是收集社会各界意见形成建议文本；（3）中共中央提前3个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建议，并且将建议全文向全社会公开；（4）2004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通过。整个修宪过程前后历时一年。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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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时期第三次修宪：习近平在2017年9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修改宪法。2017年12月，首次对外宣布希望对宪法做出某些修改，但未透露修改的具体内容；2018年1月19日发布《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未提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全国人大开会前8天，代表们才得知要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2018年3月12日人大通过修宪决议，历时5个半月。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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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霞女士据此得出结论，“2018年修宪彻底颠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法治进步”。学界和蔡霞女士有同样看法的人非常非常多，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蔡霞的观点是否成立。 6park.com
     判断一个国家的“法治”是退步了，还是进步了，首先要看你选用的是什么样的“法治”作为衡量的标尺？是以中国传统的“法治”标准作为判定标尺，还是以西方的“法治”标准作为判定标尺？显然，蔡霞属于自由派知识分子，主张宪政民主，因此我猜，她是以西方的法治标准来作为衡量标尺吧。客随主便，下面我也同样以西方的法治标准来展开分析、讨论。（声明一下，若我误解了蔡霞的衡量标准，则我愿意公开向她道歉，然后再另外写一篇以中国的法制标准为根据的讨论文章。） 6park.com
     西方的法治，分为立法、执法、司法三个方面；显然，蔡霞的文章只涉及立法方面，因此，我们也就仅从立法方面来进行考察，判断一下，2018年修宪按西方的标准来看，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6park.com
     我们先极简单地回顾一下英美两国的立法发展过程，看一下西方在立法方面是如何演化的。我们先按照西方某一主要学派的观点，从参与立法的不同的利益集团的数量的角度来考察：英国在1215年，以国王约翰为一方，以25名男爵贵族为另一方，在经过一场武装冲突之后，又经过几天讨价还价的妥协，最终双方签署了著名的《大宪章》（最原始的宪法，26个人同时签字）；之后又经过长期发展，逐渐演变为现在由议会的几百名议员，分别代表多达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充分辩论之后，通过多数表决来从事立法。美国在1787年，当时全部13个州的代表作为13方在一起开会，经过几十天（或几个月）的激烈争论，最后相互妥协，终于通过第一部美国宪法；之后，也逐渐演变为主要由议会的几百个议员，分别代表至少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几百个不同的利益集团（院外集团），在充分辩论之后，通过多数表决来从事立法。显然，决定立法的利益集团的数目都是由少到多：英国是由两方的代表，演化到几十个利益集团的代表。美国是从十三方利益代表，演化发展到几十个、几百个利益集团的代表。或者我们按西方另一主要学派的观点，从普选权的逐渐普及的角度来考察：无论英美，投票权都是从拥有大量资产的人，逐步扩充到拥有少量资产的人，最后扩充到没有财产限制的所有人。于此同时，从白人逐步扩充到黑人、从男性逐步扩充到妇女，等等。总之，无论我们从影响立法的利益集团的多少的角度来考量，还是从普选中有投票权的人员范围的宽窄的角度来考量，都是：参与或影响立法的利益集团的数目越来越多；具有各自不同利益的、拥有投票权的人们的范围越来越广、人员越来越多。因此，按西方各派公认的看法，我们可以说，这种利益集团数量、和具有投票权的人员范围逐步增加的趋势，是一种进步；反之，若数量逐步减少，范围逐步缩窄，则是一种退步。 6park.com
    再来看一下中国。我们先根据在野派的观点来分析：1982年，尽管历时长达两年零三个月，参与讨论、提建议的人数以千万记，但实际上拥有最终拍板决定权的只是一个利益团体（党中央）、甚或一人（邓某平）；2004年，尽管历时长达一年，参与讨论、提建议的人数以百千记，但实际上拥有最终拍板决定权的仍然只是一个利益团体（党中央）、甚或一人（胡或温）；2018年，尽管历时五个半月，参与讨论、提建议的人数以十百记，但实际上拥有最终拍板决定权的还是只有一个利益团体（党中央）、甚或一人（习某平）。据此，利益集团数目或普选权范围都是既没增加、也没减少。我们再根据在朝的执政党的观点来分析：在三次修宪中，党中央实际上每次都代表了中国全体人民的利益，或代表了中国所有利益团体的利益，则：在三次修宪中，都是全体利益集团，或全体人民参与了立法。据此，利益集团数目或普选权范围，也都是既没增加、也没减少。 6park.com
       好了，我们现在可以得出结论了：无论按照在野派的看法，还是按照当权派的看法，以参与决策的团体的数目或投票权的普及范围做标准来衡量，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法治”，从立法这个层面来考察，在这三次修宪活动中，都是既没有进步，也没有退步；或者说，都是在原地反复踏步。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治并没有任何进步。因此，蔡霞的“2018年修宪彻底颠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法治进步”之说并不能成立。 6park.com
       当然，例如，1982年的修宪和2018年的修宪，至少在允许提建议和不允许提建议方面，还是有着巨大的、甚或天壤之别的。1982年的修宪，让人普遍“感到”法治进步，2018年的修宪，让人普遍“感到”法治退步，这些感觉也都是真实的。不过，我不得不遗憾地说，这个天壤之别的感觉，只是由“皇恩浩荡”和“皇恩阙如”造成的；或者说是由“党恩暂时浩荡”和“党恩暂时阙如”造成的。虽然“党恩浩荡”让人心情愉快，感觉进步；“党恩阙如”让人心情不爽，感觉退步，但，这和中国实际上的法治进步或退步，真的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6park.com
      好了，啰里吧嗦了半天，证明了三四十年来，中国的法治既没有进步也没有退步，我到底想表达什么东西呢？我是想表明，从1978年，到2018年，虽然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个变化完全是由于最高层的决策改变而引起的，而绝不是由于中国由人治社会变成法治社会所带来的。还是我上次说过的：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到如何防止最高层的决策失误上。若认识不到这一点，幻想着把继续加强法治、并最终建立起一个“法治社会”，来作为我们的改革目标，就大错特错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中国几千年来就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若想转变为一个法治社会，概率实在太低太低了（我将来会专文讨论这一点）。目前，中国老百姓的法治观念是有是无、是高是低，我们姑且不论，即使如蔡霞女士这样的宣传法治、宣传宪政的仁人志士们，其身体里其实也是满载行政基因，其血管里也是流着“人治”的血液。不信吗？设想一下：假如现在中国突然发生类似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那样的政变，一些人合伙把习某平抓起来，然后拥戴李某强上台，类似蔡霞女士这样的自由派的仁人志士们，会马上发表文章或声明，对这次违反法律、违反党章的政变强烈谴责吗？我想大概率是不会的。 6park.com
     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说现在中国的体制不需要改革，不需要权力制约。恰恰相反，现在的中国，太需要权力制约了。但我们一定要清醒，要认识到：权力需要制约，这一点是普世的；具体的制约形式，则是因地制宜的，并没有普世的形式可供我们照抄照搬。宪政民主是西方“法治社会”摸索出来的权力制约的形式，但它真的不适合中国这个“人治社会”，也不适合阿拉伯等“神治社会”（恕我不举例说明）。生于中国这个人治社会，我们别无选择，必须靠自己的才华和智慧，靠不懈的努力和探索，寻找出一条适合人治社会的、独特的“权力制约”之路。任重而道远，我愿意为此，和蔡霞女士们共同奋斗。谢谢！ 6par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