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留园网发表了一篇讨论中国政治改革应走什么路的文章，也曾向Dangelization朋友征求意见。Dangelization并未就我的改革方案提出任何具体意见，而是从宏观上，提出了一些他的看法。下面就是他的主要观点，以及我对他的观点的一些看法。欢迎大家也提出自己的观点，我们相互切磋，共同提高。 6park.com
Dangelization:首先，我提出一个问题：自从8964后，无数的海外民运人士，甚至包括中国大陆境内的各阶层，都对于政改提出了各种思路，那么为何到现在，现实中中国没有一次政改的尝试？
提出思路，真的对于现实中的中国政改，有影响吗？ 从近20年的历史看，温是高层且有政改思想的代表人物；然而即便作为2号，温的政改也只停留在口头层面，真的是因为像某些传言讲温是个影帝吗？ 6park.com
戎小捷：我觉得，在现实中，执政党还是进行了一些政改的尝试的。比如在毛时期，搞过中央权力下放地方（原来归中央管的企业、大学等，转归地方管理），但由于“一放就乱”，又重新收归中央；又由于“一统就死”，又重新下放地方；总之，反反复复折腾了好几次，毛自己也很无奈。邓时期，搞过一次中央委员的差额投票选举；在胡温时期，又在中央委员的范围内，搞过一次投票推举政治局委员。但所有这些都收效不大，甚至导致内斗，后来都放弃了。赵紫阳和温家宝确实想改革，但苦于找不到突破口。至于社会上提出的宪政民主，执政党自然不能接受。 6park.com
Dangelization：我觉得，所有讨论中国政改的人，都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核心是，讨论政改不能脱离现实，因为只有基于现实，讨论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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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制度和其变革：不局限于现代或是中国，而是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政治制度，在人类社会的任何时期，都是和经济生产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相关联并匹配的；政治制度和生产生活方式，又在时间的维度下发酵成地区的/社会性的文化。反过来，文化思想，又会影响人们的政治行为习惯，进而相当大程度的决定政治制度。从历史的角度看，奴隶制的终结、中央集权的形成、议会制的形成等等，都是在生产方式变革的背景下，新兴的生产方式、生产体系与旧有的政治体制所设置的生产生活的规则框架产生了冲突，进而促使了包括改革、革命等变革的产生。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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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小捷：我觉得，新兴的生产方式确实能带来变革的动力，欧美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事例。但还有一种情形，也能产生变革的动力，就是现有的制度由于当初设计时的某些缺陷，最终出现了问题，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了，这也会促使人们要变革。打个比方，我们现在每天都穿凉鞋，如果气候渐渐变冷了（相当于生产力发展了），我们就要换球鞋穿，再冷了，就换棉鞋穿，以适应气候的变化（适应新的生产力）。但如果天气虽然没有发生变化，而我们原来穿的凉鞋磨坏了，或中间断裂了，此时也会产生换一双鞋的要求，而且我们要换一双比过去设计的更合理、更结实一些的凉鞋。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大多属于这种性质，如王安石改革。 6park.com
Dangelization：我认为，民主、自由的本质，存在于社会文化和人们的思想，是因为人们具备这样的思维基础，才会去设置这样那样被称为民主的制度和手段。而这个文化思想的根基又是什么呢？是现代化的、讲规矩的、有理性的、绅士的文化思想吗？我认为不是。真正看到过民主国家上街游行、议会吵架的人应该明白，民主不是彬彬有礼的：民主的本质，其实是积极的争夺。每个人都在“争”，都认为自己有话语权，都希望让事情按照自己的想法办，都在为此行动、与别人争夺：这才是民主的起点。正因为大家都要争，所以设计一套规矩，让大家能够不起大的冲突就能解决争执，就有了民主制度。正因为没有一个人放弃“争”，所以别人的事情，能讲出道理的，不对于自身有明显影响的，就不去跟别人争执了，所以就有了自由。
“争”，便是民主和自由的文化基因。 6park.com
戎小捷：我同意“民主的本质，其实是积极的争夺”。在中国这个行政类型的国家中，人们都拼命争着当官，结果就产生了一个规则：谁也别争，由上级来指定。这个规则好像避免了彼此之间的乱争，但却导致了大家都向上级争宠（只是换了一个争的形式）；由此又导致了一系列的弊端。我的“两权共享”方案，没有取消“争”，而是为了避免过去争宠的弊端，而提出的一个新的“争”的方式，一个弊端相对较小的“争”着当官的方式，一个相对来说对人民更有利的“争官”方式。 6park.com
Dangelization：说到这里，我想说的是，我不认为，民主自由是、或者应该作为政治制度变革的目标。或者更确切地说，民主自由根本就无法成为政改的动力源。从历史上看，只能认为，民主自由是政治制度建造和变革的结果，而不是这个建造和变革的原因或动力。 6park.com
戎小捷：这个我完全同意。中国若实行了“两权共享”的新的“争官”制度，就会自然导致民主自由的结果。 6park.com
Dangelization：我们可以看到，近代所有以政治制度为目标的政治变革，都不太成功。中国花了100年，现在还是半独裁；印度表面上是民主，实际内里更不堪，连种姓制都还大有生机。苏联解体一堆国家搞民主，能把国家搞好的少得可怜。原因很简单：不能倒果为因。 6park.com
戎小捷：确实，许多国家的政治变革都不成功。最大的原因在于：印度是教俗型国家，俄国是行政型国家，他们照搬西方市场型国家的经验，自然不能成功。中国更是一个典型的行政型大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也试图照搬西方的宪政民主，自然失败。毛泽东不照搬宪政，搞了文革，结果惨败。我觉得，如果戈尔巴乔夫或毛泽东时期，有人给他们提供“两权共享”的思路，没准政治改革就成功了呢。 6park.com
Dangelization：回到开始的问题，温家宝为什么没能在政改方面做出实质性的东西？因为在这样一个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体系内，能够进入社会上层的、统治集团的，都是与这个体系的利益产生了深刻纠缠的、被这个体系的文化所深刻熏陶的人。温家宝，由于其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实际上是高层中的异类：这个高层不仅包括政治上的，也包括社会上的（经济、文化、科学）。没有人会帮助温，所有有权力有能力的人都是他的阻力。 6park.com
戎小捷：其实，中国的各个阶层的官员中，都有许多愿意改革的干部。我从80年代到2010年代，都亲眼数次目睹了他们的改革尝试（主要形式是竞聘上岗，大家无记名投票），结果均失败。由此我才捉摸出了“两权共享”的改革方案。但可惜，等我捉摸出了改革方案，我认识的那些有志于改革的人都已经掉走了。顺便强调一下，我的“两权共享”方案并不损害现有官员们的既得利益，而且还对他们有利，因此不会遇到强大阻力。6 6park.com
Dangelization：最后，在现代社会，民主政治跟独裁政治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抛开个人的选票、议员的代议这些表象，我们要看的，是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运转模式上的差异。这个差异，在我看来，就是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对于社会权力的分配。 6park.com
戎小捷：是的。在西方，主要是市场系统掌握着社会权力的分配；在中国，主要是行政系统掌握着社会权力的分配；在阿拉伯等国，主要是宗教系统掌握着社会权力的分配。 6park.com
Dangelization：说到这里，就能引出我的看法了：现代的相对成功的民主社会，大部分都是西方国家，他们的金钱，也就是大企业和资本家，拥有更多的社会权力；政府的存在是为了让社会生产能够“赚更多的钱”，本质上是钱压（传统政治的）权一头的社会架构。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说这样不好。实际上，正是因为政权不事生产，关键是，政权天生的不懂不会经营，而现代社会是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所以事实上应该让渡给善于经营的、实质上正在经营大的企业/资本的人以更多的社会决策权。 6park.com
戎小捷：宪政民主确实是西方的成功之路，因为它适合市场系统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但确实不适合中国。在中国，本质上是“权压钱”一头，多数懂经济的精英们是在体制内的，但他们的才华被过度中央集权的体制束缚住了。而在两权共享的体制内，他们的才华就会迸发出来。 6park.com
Dangelization：在中国，则是权力统治金钱。这种权力无上，金钱要作为仆佣的政治文化，在现在的最高决策层，尤其是目前的中国1号的思想里，是尤为强烈和固化的。所以，任何形式的、名义的、任何过程的现代中国政治制度变革，其核心实质都是“钱”与“权”对于权力的分割和争夺。除此之外，任何的理想也好，空想也好，都无法实质的促进政治制度的改变。有些人寄希望于政改，考虑着要如何如何；然而回归现实，那是要人来执行的。哪里有人去做这个政改呢？即便是具备理想、优秀正直、但是也没能有所作为的温，也极难再找出第二个来了。 6park.com
戎小捷：我猜想，只要我们给执政党提出了既能让他们保住权力（不让“钱”把它夺走），又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方案，他们是会愿意改革的，因为他们也想让自己的统治千秋万代。现在中国缺的就是类似“两权共享”这样的双赢的改革方案。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历史上有其他人提出过类似的改革方案。历史上有顾炎武等人提出过一些模糊的构想，但只提出了大概的方向，没有具体方案。 6park.com
感谢Dangelization朋友提出他的观点，欢迎进一步讨论、共同提高。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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