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8月19日，一出名为《李慧娘》的昆曲在首都人民剧场公演。首演前，报上的演出预告已示客满，颇受期待。上演后，《人民日报》评论文章称其“是个相当成功的改编尝试”， “是一朵新鲜的‘红梅”’。文化界人士亦纷纷向编剧孟超致以祝贺。然而不到两年，该戏就被文化部门批评为“大肆渲染鬼魂”，定性为“鬼戏”，且由中共中央发文“停演”。此后，更遭到公开批判，定性从“鬼戏”升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什么缘故使得这出戏从“红梅”变成“毒草”的呢？
创作和演出
作为传统剧种，昆曲在1949年以后时来运转。1956年，南方昆曲《十五贯》在京演出成功，昆曲发展受到国家支持。1956年，北京昆曲研习社成立，翌年，北方昆曲剧院成立。在“文艺为政治服务”、 “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的氛围里，戏剧界逐渐将现代戏的创作作为重点，昆曲亦不例外。然而，围绕中心任务的戏剧创作和演出，越来越政治化、公式化和单一化，引起一些中央领导人的隐忧。1958年北方昆曲剧院革命现代戏《红霞》演出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对全体演职员讲话，提出“两条腿走路”，即注重演出革命现代戏的同时还要加强新编历史剧和优秀传统戏。第二年5月，周恩来还在文艺界座谈会上做了《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讲话。1960年底，经济政策调整，文艺界的紧张空气也和缓起来。北方昆曲剧院副院长金紫光也正是在此时找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戏剧编辑室主任孟超。
孟超本来兴趣和专长就在历史题材，年近花甲，仍心系创作。据他回忆： “自总角之年起，每于草台社戏，得睹李慧娘幽魂之丽质英姿，光彩逼人……（1957年）李慧娘之影像，忽又涌上眼前，乃捡取《红梅记》一曲，借以自遣……自知不谙音律，未窥引商刻羽门径，岂可率尔操觚，迫逼再三，亦颇油然心动，自思文工武技皆经磨习而成，乃不揣冒昧，而甘顺受公瑾白眼而无惧了。”当年同事秦似证实了这点： “我和孟超常常在南小街一带漫步，他多次同我说， ‘人一天天老了，真焦急呀，要写点东西，就得抓紧这几年了。’我注意到，这时他已满头雪白，牙齿几乎已全部脱落，走路也开始有点飘摇。但他内心里却是老骥伏枥，还一直惦着要写……‘你准备写些什么呢？’有时我也随口问他。 ‘还是在历史题材的方面。我想，可以在这方面用点力气。”’
在研究明代周朝俊所作传奇《红梅记》及相关剧种和剧目（如秦腔《游西湖》川剧《红梅阁》梆子《阴阳扇》等）后，孟超将原来的34场戏提炼为6场。改编后的《李慧娘》的剧情是：南宋末年弄权误国的奸臣贾似道，一日携众妻妾游西湖，遭裴禹等太学生斥责。侍妾李慧娘见到裴禹怒骂贾似道的风仪不禁脱口称赞。不想贾似道听见大怒，回府后便杀了她并埋于府内红梅阁。随后又用计将裴禹诓来，准备杀害。此时，李慧娘鬼魂重回人间救裴脱难，并现身骂退贾似道。1961年该剧由北方昆曲剧院演出，元老白云生任导演，陆放作曲，一线青年演员李淑君饰演李慧娘，丛兆桓饰演裴禹，周万江饰演贾似道，灯光声效配合精奇，可以说尽倾剧院全力。公演后，该剧广受好评，剧组不仅参与了当年国庆节的天安门彩车游行，还参加共计200余场的内部演出和晚会，一时有“南有《十五贯》，北有《李慧娘》”之誉。
8月31日， 《北京晚报》刊载了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以“繁星”笔名所写评论《有鬼无害论》。评论称： “是不是迷信思想，不在于戏台上出不出现鬼神，而在于鬼神表现的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是屈服于压迫实力，还是与其作斗争，敢于战胜压迫者。”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对该剧也颇为欣赏，并予以支持。 《李慧娘》上演前，他不仅修改过原稿，还多次到排练现场提建议。8月公演时，康生和首都文化界知名人士一起在谢幕后登台祝贺并合影。10月14日晚，他特意安排《李慧娘》剧组到钓鱼台演出，并设小宴招待主创及北方昆曲剧院干部。当天康生兴致很高，对众人赞赏有加，要求北方昆曲剧院“今后照此发展，不要再搞什么现代戏”。
昆曲《李慧娘》创作和演出，上有康生、廖沫沙等高层官员的肯定和支持，下有社会的广泛好评，可谓极一时之盛。
批判的肇始和华东的呼应
不曾料想，时过仅一年， 《李慧娘》即面临遭受批判的厄运。1962年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京召开。会议期间，江青找文化部党组书记齐燕铭谈话，让文化部注意“戏曲舞台上的牛鬼蛇神和鬼戏问题”。她还约见中宣部四位正副部长陆定一、周扬、张子意和许立群，指责“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
江青此举与毛泽东再度关注意识形态有关。八届十中全会上，小说《刘志丹》被指“利用小说反党”，曾看过小说书稿并提意见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等人受到批判。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长期存在，指出：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曾于1950年代参与推动批判《武训传》和俞平伯的江青此时再度干预文艺，并公开露面：9月29日，江青首次以毛泽东夫人身份，陪同他会见来访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夫人。
对于来自江青的要求，主管意识形态的部门不能不有所表示。文化部党组于10月10日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呈送《关于改进和加强剧目工作的报告》；11月22日，中央将其转发各地党委；12月6日，文化部发通知要求各地文化行政部门及剧团贯彻执行。然而，与江青的高调指责不同，这份报告仅限于批评“上演剧目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 “曾经清除过的丑恶的舞台形象和低级趣味的表演又有出现”，要求加强剧目工作，帮助戏剧工作者提高认识。报告既没有上纲，也未作具体布置。江青后来说： “1962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江青说“不听”是夸大，不过四位正副部长的确没有按江青的调子对《李慧娘》大加挞伐。
12月．毛泽东南下上海。21日，他同华东各省、市委书记谈话，要求“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看戏”，批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几个月前，毛对意识形态状况的不满还只限于一篇小说，此时的指责已延伸到戏剧，恐怕与江青不无关系，就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说辞都与江青如出一辙。
毛泽东谈话时，华东尚未开始批判“鬼戏”。1962年12月，江、浙、沪两省一市正举行昆曲观摩大会，传统戏仍占主要地位。刚刚转过年来．1963年1月4日，柯庆施就在上海文艺会堂举行的元旦联欢晚会上提出要“大写十三年”。他说： “今后在创作上，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后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我们要大力提倡写十三年——大写十三年！”柯庆施的讲话，尤其是不要写“古人”、 “死人”的说法，明显是对毛泽东指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呼应：“古人”、“死人”即“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古人”、“死人”不能写，当然就必须写“今人”、 “活人”，所以要“大写十三年”。
大概由于华东方面对毛的呼应最早也最有力度，2月下旬，江青以医病为由，到上海寻求建设“文艺革命试验基地”。与“攻不开”的北京方面不同，在毛泽东示意下提出“大写十三年”的柯庆施似乎可能为其提供帮助。她在锦江饭店同柯庆施及上海市委常委张春桥见面，双方一拍即合。张春桥旋即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参与批判传统戏和扶植现代戏。据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回忆： “江青说明了她来上海是怀有特殊使命的，既要‘破’、又要‘立’。所谓‘破’，就是要批判，批《海瑞罢官》，批《李慧娘》，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所谓‘立’，就是要搞现代戏。”
江青为何选中《李慧娘》作批判靶子？首先，因为华东是昆曲发源地；其次， 《李慧娘》广为人知，批判它会更有影响；最重要的是，江青对戏剧比较熟悉，也特别关注。她早年曾在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习戏剧表演，1930年代参演过不少话剧和电影，可以说是内行。毛泽东也支持江青关注戏剧。1962年12月31日，他亲自将《文艺报》载两位京剧艺术家的文章批转给江青阅读。1963年2月，毛泽东观看京剧《红梅阁》，也会对江青南下有所影响。
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后，中央“一线”的应付态度使批判无法开展。毛泽东南下后，获得柯庆施的支持；江青亦转向地方寻求“突破”，公开批判也将从上海而非北京开始。
中央“一线”的应对和华东“第一枪”
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试图维持宽松政策的中央“一线”开始有所反应。2月8日，周恩来与首都文艺界共度元宵节，提出“我们不要只局限在写十三年，还要把近百年斗争、世界革命斗争都在自己作品里刻画出来”。3月8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听取文化部负责人汇报时说： “能表现现实生活的，就演现实生活的戏。不适合表现现实生活的，就演历史剧。让大家看看戏，好好休息，也是鼓舞社会主义劳动热情，也是为政治服务。”4月19日，周恩来在文联全委会议上讲话，指出：“古典戏曲里也有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也有写牛鬼蛇神的，这也要具体分析……才子佳人的戏也不能一概不准演。如果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都禁止，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又得反复。”这都表达了与“大写十三年”不同的看法。
在4月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这种分歧更明显。分组讨论期间，张春桥带队的华东组全力宣扬“大写十三年”。16日上午，作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邵荃麟发言，认为“表现时代精神不只是十三年”，不能排斥历史题材和其他题材。当天下午，张春桥要求发言。他大讲“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这种论调并未获得大会普遍认同，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在大会总结时，表示同意邵荃麟的看法，认为“社会主义文学不等于只要反映社会主义生活”，批评“有些人总要把主席的思想往‘左’拉”。
3月16日，文化部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停演“鬼戏”的报告》，指出： “近几年来， ‘鬼戏’演出渐渐增加……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报告要求全国停止演出有鬼魂形象的各种“鬼戏”。与《关于改进和加强剧目工作的报告》相比，这份文件似乎相对严厉，但它只要求“停演”而没有要求展开批判。中央“一线”试图对可能上纲的“鬼戏”问题和华东提出的“大写十三年”口号加以限制，希望避免文艺领域的政治空气再度加重。
这些努力没能阻止批判的开始。在文艺座谈会上受挫的张春桥旋即返沪，奉柯庆施之命开始组织批判。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俞铭璜花了一周时间撰写《“有鬼无害”论》，但柯庆施认为太学术气，令张春桥修改。这篇近2万字的长文以“梁璧辉” （偕音“两笔挥”）的笔名，在5月6、7日的《文汇报》上连续刊登。文章先是上纲上线地批判“生活在当前国内外火热的斗争中，却发挥‘异想遐思’，致力于推荐一些鬼戏”的现象，断言“是不是宣传迷信思想，并不在于字面上是否写‘反抗’、 ‘斗争’；而是在于，作家实际上主张靠什么力量、用什么办法来进行反抗、斗争”。文章认为处理历史遗产必须“要服从革命的需要”，所以“鬼戏不宜宣扬”。与《关于停演“鬼戏”的报告》相比，文章用“阶级斗争”的论调批判《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措辞和定性都更激烈。江青颇为欣赏，称其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
该文发表后两天（5月8日），毛泽东也首次提及“有鬼无害论”。他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来自wWw.Lw5u.coM]议，多次强调这场运动的要点是“阶级、阶级斗争”。他将“有鬼无害论”与这两个要点联系起来，认为它是“农村、城市阶级斗争”的反映。毛泽东对“有鬼无害论”的指责，支持了华东当局，加大了批判的政治压力。
基调的限定和毛泽东的第一个批示
华东打响的“第一枪”得到毛泽东认可，北京方面不能不有所反应。《文艺报》率先转载“梁璧辉”的文章，并刊登《演“鬼戏”没有害处吗？》一文，批评“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鬼戏’辩护的同志”，认为他们“根本不从现实的情况和群众的利益出发……忘记了文学艺术的任务应当是帮助人民清除旧思想旧意识的负担”。5月21至25日， 《光明日报》登载景孤血的《鬼戏之害》一文，文章称： “改编鬼戏或人鬼交参的戏的总精神，必须是建筑在无鬼论的基础上。如果仍旧‘自我欣赏’，不肯舍去原有鬼戏的框框，那总是无益有害的。”
8月29日，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北京市文化局举行首都戏曲工作座谈会，100余人参加。会议期间（9月10日）， 《光明日报》登载《关于戏曲推陈出新问题的讨论》《关于上演鬼戏有害还是无害的讨论》等资料，以及李希凡的《非常有害的“有鬼无害论”》等文章。认为“舞台上出现鬼，对人民有害无利”， “现在该是彻底清理一下‘有鬼无害’论的时候了！”
无论如何，这些批判都还在戏剧范围内，连李希凡本人都认为“这还是个学术问题”。《人民日报》9月11日转载了周恩来为《光明日报》修改的按语，按语还在称：“在不违反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的原则下，应当提倡各种艺术题材、各种艺术风格的自由竞赛……解决戏曲艺术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自由讨论和艺术实践，不能采取简单的强制的方法。”这表明中央“一线”仍努力以相对温和的方式，回应毛泽东讲话和来自上海的压力。
9月，毛泽东再度批评文艺界。在2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说：“反对修正主义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之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要‘推陈出新’， ‘陈’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推出去……‘新’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形式也得有些改变。”这表明毛泽东再一次支持了华东方面。
毛泽东讲话后，华东方面的宣传骤然升温。10月9日，上海市文化局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联合召开戏曲座谈会。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孟波要求戏曲界“进一步克服因循守旧的思想……使戏曲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群众的需要”。18、28日，戏剧学者赵景深和南方著名昆剧演员沈传芷先后发表文章响应昆曲“推陈出新”。11月28日，上海昆剧团团长俞振飞也表态要“作昆曲革新的促进派”。
对“鬼戏”的批判也在继续进行。10月21日，景孤血发文，提出 “凡是鬼魂复仇戏，不论在形象上有 无‘阴曹地府’，它的‘中枢神经’ 都是宣扬‘鬼法’， （否则，为什么 不用活人？）实不能谓之有人民性。” 11月1日， 《文汇报》又登载《正 义何必鬼伸张》，称“在今天社会主 义的时代， ‘复仇的鬼魂’之类的 东西早已变成历史的渣滓”，将宣传 “鬼戏”的人定性为“少数没有改造 好的反动、没落阶级中的人”。华东 方面以“推陈出新”为名展开的批 判正在升级。
中央“一线”尚未对此作出反 应，毛泽东已不满足于在幕后支持 华东，开始直接指责戏剧界乃至整 个文艺界。11月，他先是批《戏剧 报》“尽宣传牛鬼蛇神”，又批文化 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 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要求整改， 否则“就改名‘帝王将相部’、 ‘才 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12月9日，江青将登有《柯庆施同 志谈抓曲艺工作》的中宣部文艺处 刊物《文艺情况汇报》呈交毛泽东。 12日．毛泽东批示： “许多部门至 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 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 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 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他还 写道： “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 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 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显然，中央“一线”的措施一度限制了华东方面的批判。毛泽东对这个局面很不满意，他的批示实际是向中央“一线”施加压力，使批判基调得以继续提升。
批判的升级和毛泽东的第二个批示
毛泽东关于文艺的批示下达后不久，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会于上海举行。12月25日，柯庆施在开幕式上作讲话，指责戏剧界一直以来“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指责和非议社会主义的戏剧，企图使社会主义的现代剧不能迅速发展”。他不点名地批评廖沫沙“身为共产党员，对这种情况却熟视无睹，对于宣传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坏戏，不痛心、不干涉、不阻止、不反对，甚至还找理由替它辩护，说什么‘有鬼无害’、 ‘封建道德有人民性’，等等”。他将“古代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感情”，宣称“只有无产阶级的感情才是人类最高尚、最伟大、最纯洁的感情”。
26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也向参演人员作了讲话。与柯庆施不同，他的讲话更为折中，既鼓励文艺要为革命服务，也指出“只要是不违反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六项政治标准的文艺作品，包括戏剧在内，都允许存在。不这样做，我们就会犯‘左’的错误”。
这种相对平和的引导未获多少效果。随着话剧观摩会召开，上海报纸宣传力度又一次加大。从版面安排看， 《解放日报》自1964年1月起开设每日专栏“看现代戏有感”和“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剧目评介”； 《文汇报》将不定期整版专栏题目改为“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从报道数量上看，1963年12月《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分别为19篇和30篇，1964年1月骤增逾三倍，分别为85篇和101篇！一时间， “现代戏”成为沪上热点。
此时的中央“一线”只能被动跟进。在1964年1月3日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作了自我批评： “在文艺这个战线上，我们的革命搞得比较差，可以说比较落后，也可以说最落后。”刘少奇也说： “我看过《李慧娘》这个戏的剧本．它是写鬼，要鼓励今天的人来反对贾似道那些人，贾似道是谁呢？就是共产党……《李慧娘》是有反党动机的，不只是一个演鬼戏的问题。”10天后，宣传部长座谈会召开，在京各文、宣部门的24位负责人到会。会议传达了毛、刘、彭对文艺的指示，并正式印发毛泽东的批示。3月初，全国文联及各协会开始整风。
这一时期中央“一线”虽然开始跟进，但在宣传力度上仍不及华东。1至4月， 《解放日报》和《文汇报》报道现代戏的文章总数分别是157篇和212篇， 《人民日报》仅30篇。从内容上看，上海已从昆曲扩展到整个戏剧界（包括京、越、沪、[来自www.lW5U.com]锡等剧种），并且在音乐（批德彪西）、电影（批《早春二月》和《北国江南》）、学术（批周谷城）等领域寻求突破。与之相比， 《人民日报》连批判《李慧娘》或“鬼戏”的文章都还没有发表。
毛泽东十分不满。他批示刘少奇和邓小平： “《人民日报》历来不注重思想理论工作……把这个理论阵地送给《光明日报》 《文汇报》和《新建设》月刊。这种情况必须改过来才好”。5月13、16日，他连续批“帝王将相”，声称要“用赶的办法”对付“旧的意识形态”。6月1 1日，他又说： “要抓理论，抓文教。比如唱戏，就是没有改革过来，这15年根本没有改，什么工农兵，他们根本没有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那个修正主义同资本主义，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那个地方没有革命。”
不可逆转的批判
批判风潮形成后，华东仍在同毛泽东一道向中央“一线”施压。批判的重点开始超出戏剧，为更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批判作准备。
6月5日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在京开幕，陆定一在致辞中说： “京剧舞台上又出现了许多鬼戏和坏戏……有了鬼戏，就助长封建迷信的抬头。这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再次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当时，戏剧界里有些人，看不清这个形势，被所谓有鬼无害论所蒙骗，现在应该得到教训，觉悟起来。”这番话仍试图将批判范围限制在戏剧界内。
24日，江青讲话，明显与陆不同，她宣扬“革命现代戏”，称“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的真正创造者，那是不能设想的……我们提倡革命的现代戏，要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五年的现实生活，要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来”。毛泽东显然更赞赏江青，肯定她“讲得好”，陆定一的讲话则没得到他的认可，甚至很可能加深了他对中央“一线”的不满，使他进一步施加压力。27日，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9名中央一线领导人下达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份批示直接否定了1949年以来文艺界的工作，将之与“修正主义”捆在一起，远比1963年12月的批示更为严厉！
批判《李慧娘》的风向再也无法逆转。7月31日，原先肯定和支持该剧的康生的态度也发生180度转变，公开指责北京剧协“15年来没有写出一个好剧本，相反倒有了《李慧娘》 《谢瑶环》这样的坏剧本”，并称： “李慧娘这个鬼说要报仇，向谁报仇？就是向共产党报仇！”又因悉知主演李淑君曾到习仲勋家中养病，他将该剧与八届十中全会批的“反党集团”相联系，进一步扩大了批判。
8月1日， 《人民日 报》登载社论《把文艺战线上的社 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10月17日． 文化局下达停办通知，28日北京昆 曲研习社正式停办。1965年3月1 日， 《人民日报》为齐向群的《重 评孟超新编《李慧娘>》-文加按语， 将《李慧娘》定性为“一株反党反 社会主义的毒草”。 《李慧娘》的演 员、编剧孟超乃至撰写《有鬼无害 论》的廖沫沙都遭受严厉批判。
1965年1月21日，文化部批复北京市文化局《关于整顿北方昆曲剧院的请示报告》，同意“撤销北方昆曲剧院建制”。市委随后派出“四清”工作组进驻北昆，将包括白云生在内的一部分老艺人调往市文联，另一部分遣返或下放工厂。剧院领导金紫光及一批工作人员则被调到农村参与“四清”运动。仅剩的70余名演员被分成两个小型演出队，赴丰台区、门头沟演出小型歌舞、昆曲现代戏。1966年3月，北方昆曲剧院被正式撤销。这个时候，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已开始遭到批判， “文革”的雷声已经隐隐响起。如果说批判《海瑞罢官》是“文革”的序幕，那么，批判《李慧娘》就是这序幕拉开前的开场锣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