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生涯[编辑]
1931年，傅雷回国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现南京艺术学院），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文，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工作。次年与庞薰琹和倪贻德结成“决澜社”。中日战争时期，留在上海，此后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曾发表亲美言论。抗战期间，他也曾应滕固之邀在迁往昆明的国立艺专短期任教，后离职。吴冠中对此有一番解释:“这时候，滕固校长宣布，请来了傅雷先生当教务长，大家感到十分欣喜，因为都对傅雷很崇敬。傅雷先生从上海转道香港来到昆明，实在很不容易，他是下了决心来办好惟一的国立高等艺术学府的吧！他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对教师要甄别，不合格的要解聘；二是对学生要重新考试编级。当时教师多，学生杂，从某一角度看，也近乎战时收容所。但滕校长不能同意傅雷的主张，傅便又返回上海去了。师生中公开在传告傅雷离校的这一原因，我当时是学生，不能断言情况是否完全确切，但傅雷先生确实并未上任视事便回去了，大家觉得非常惋惜。”（吴冠中《烽火艺程·出了象牙之塔》） 郑重《林风眠传》中则记载:“此时教务主任空缺，滕固聘傅雷为教务主任。傅雷不受学生欢迎，加之与滕固的意见不合，到任月余就辞职离校了。” 朱德群说:“滕固请了翻译法国文学的大翻译家傅雷当教务主任。我们都很爱读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对他本有崇敬之情，可是他在一次讲话中把他的好友刘海粟说成是大师，我们当时认为刘是‘海派’，专业水准不高，根本称不上大师，就对傅雷心生反感了。” 后来，钱锺书曾邀请他去清华任教，傅雷表示，愿在清华教美术史，不愿在清华教法语，清华没有美术史教席，故未成。1949年之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及书记处书记等职。傅雷学养精深，对美术及音乐理论与欣赏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诣。
陷入政治旋涡[编辑]
1958年，在上海“反右补课”中，傅被上海市作协划为戴帽“右派分子”。上海市长柯庆施执意要划傅雷为右派，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周而复则认为傅雷属于“可划可不划”的范围，恰逢周扬赴上海听取意见，柯庆施同意了周而复、周扬的意见，事后上海市中共委员会派柯灵通知傅雷该消息。但正当傅雷做了检讨，准备放下包袱时，柯庆施却变卦拍板把傅雷定为“右派”[1]。
1958年12月，在波兰留学的傅雷长子傅聪离开波兰，没有回到中国大陆，而是移居英国伦敦。这在当时的中国大陆被看作叛逃行为[2]。此后，傅雷闭门不出。1961年9月，傅雷“摘掉帽子”。1966年8月底，文革初期，傅雷遭到红卫兵抄家，受到连续四天三夜批斗，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凌辱，被搜出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蒋介石旧画报）。9月3日上午，女佣周菊娣发现傅雷夫妇已在江苏路284弄5号住所“疾风迅雨楼”双双系在窗框上自缢而亡，傅雷享年58岁[3][4]，而服毒自杀之说实为保姆误传。傅聪收到父亲的最后赠言是：“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
其死后骨灰原被安葬于永安公墓，后归并到万国公墓，之后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的破坏后遗失。幸有一陌生女子原为傅雷作品的爱好者，故私藏其骨灰盒，幸免遭毁[5]。该女子名为江小燕，后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工作，1994年退休[6]。
昭雪平反[编辑]
1979年4月，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傅雷朱梅馥追悼会，柯灵致悼词，宣布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文革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骨灰移葬上海革命烈士公墓。
2013年10月27日傅雷及夫人朱梅馥骨灰由龙华烈士陵园迁葬于上海福寿园海港陵园的如茵园内。墓碑上题有傅雷名言：“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傅雷与傅聪[编辑]
傅聪是傅雷的长子，也是知名的钢琴家，傅雷是个身教言教并重的权威式家长，与当时颇算开明的家长教育格格不入，傅雷甚至会对傅聪施以暴力教育，让傅聪在儿时和求学时苦不堪言，身上经常带着不只一处二处的伤痕去学校上课。据傅聪的回忆，在傅聪约十岁时，当时他已正式学琴约三年。傅聪在傅宅楼下琴房练琴，傅雷在楼上翻译《高老头》，只要没听见琴声，或是琴声错误，傅雷马上下楼痛揍傅聪，甚至把傅聪的头抓向墙壁撞。长大以后，傅聪去欧洲留学，收到父亲傅雷亲笔写的家书，傅雷在家书中对傅聪幼时的暴力教育感到后悔，希望儿子能原谅他。傅聪其实心里深深明白当时的暴力教育只是为了要磨砺他，所以原谅了父亲傅雷，父子和好如初。[7]
评论[编辑]
傅雷的译作多为法国文豪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名著。15卷《傅雷译文集》，共五百多万字，是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巨著。此外，傅雷还是一位杰出的美术批评家[8]。24岁的他就译出了《罗丹艺术论》这样不朽的名著。26岁的傅雷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讲课时，写出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文章不仅分析了一些绘画、雕塑名作，更触及了哲学、文学、音乐、社会经济和历史背景等等，足见其知识之渊博，多艺兼通。在《贝多芬传》里，傅雷以一位音乐鉴赏家的角度用“自己的笔与贝多芬心灵相通，在与命运的搏斗中彼此呼应”[9]。其翻译的作品强调“神似”，即“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10]，认为“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并要求文字“译文必须为纯粹的中文，无生硬拗口的毛病”[11]。(此即翻译三原则：“信”、“达”、“雅”，也就是“让阅读者信服”、“文笔要练达而流畅”和“字句要通俗而文雅，但忌粗俗之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