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曾在《这是什么世界》一文中写到：“一个国家怎能使人人都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被杀！人类全部历史里从来就没有过这种事。我们现在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是呵，即使现在，我仍要大声疾呼：＂我们现在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许宝碌：中国现代数学家，概率论、数理统计学科的开创者。1936年，许宝碌考取赴英国留学。193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0年获得科学博士学位。1940年回国。1948年，许宝中央研究院第一届（数理科学组）院士。回国后不久，发现自己已经患肺结核。文革开始遭巨大的折磨，1966年开始，许宝碌拖着病躯，一步三歇应命前往指定地点接受批斗，如是三年。捱至1970年底终于不支死去。
周仁：中国冶金学家和陶瓷学家。1910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机械工程系求学。1915年获硕士学位，为了中国早日有钢铁，他毅然放弃攻读博士学位及美国摩尔公司的重金聘请，于同年8月回国。1933年，炼出不锈钢、锰钢、高速钢等铸件。周为中国电炉炼钢创始人之一，是中国最早进行特殊钢和合金铸铁研究和生产者之一。周仁与聂其壁结婚时宋美龄是聂其壁的傧相，这样的家庭在平时是受人尊敬和羡慕的，但在文革，这样的家庭却是首当其冲被冲击的对象，文革中，周仁的厄运降临，光是抄家便抄了整整一星期，运走了几大卡车。周仁被反复批斗折辱，造成一眼瞎一腿瘸，卧床奄奄待毙，仍遭隔离审查，关进四壁无窗的房间。1973年12月3日，周仁惨死。
谢文炳：翻译家与作家。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1928年回国。历任武汉大学、安徽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燕京大学、四川大学英文教授，四川大学副校长等职。被划入右派后，就断了他文化学术生涯。
厉德寅：经济学家。1930年赴美国留学。1934年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相关理论的发展及其在经济统计学中的应用》运用的数理分析最多，是中国经济学由定性分析走向定量分析的里程碑式的成果。1958年3月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同年9月3日由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批准，定为历史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送青海德令哈农场劳动改造。1963年9月2日刑满释放。1964年5月回沪。1976年9月病故。
刘伯量：农业经济学家、林学家。1920年，刘运筹毕业于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农学科；同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求学，获理学士学位；1923年赴德国柏林农业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29年后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林政司司长兼设计委员会委员，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院长；他建议每年11月11日为“中国农民节”（即双十一节），其“双十一”的含义，即为“士”与“土”两字的组合，意为知识、知识分子与土地、农民相结合。1956年随川大农学院独立出去迁雅安任院长时，学生与教师认为迁雅安不利于教学与科研，出现请愿，就被诬为秀才造反的小匈牙利事件。由此，有的学生被判反革命或右派去劳改劳教，刘伯量也成了右派。
刘文典：中国国学家，教育家。1906年就读于芜湖安徽公学，隔年加入同盟会的，1909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12年回国后一度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处秘书，积极主张以恐怖活动推翻袁世凯政府。1917年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聘其出任文科教授，并担任《新青年》英文编辑和翻译。以古籍校勘学为终身志业，主攻秦汉诸子，最终因钻研《淮南子》六卷专著《淮南鸿烈集解》震惊文坛，蒋介石一度抬举为“国宝”级人物，在中共“反右”运动中受到无理冲击，一日强迫检讨，脑溢血发作至病危。1958年7月15日含冤病逝于昆明。
吴宓：比较文学家、著名西洋文学家，学衡派代表人物。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国留学，攻读新闻学，1918年改读西洋文学，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比较文学系，获硕士学位。留美五年间，吴宓对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诗人作品的研究下过相当的功夫，有过不少论著。1921年，吴宓回国。吴在清华期间，曾于1930年游学欧洲，遍历苏、英、法、德、比、瑞士诸国，又在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修学年余，所学极博。执教清华期间，吴宓是“清华的一个精神力量。”至1949年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长，女儿要他去清华大学，而他即于4月底飞到重庆到相辉学院任外语教授，入蜀定居了。至文革到来，吴宓沦为被批斗的大罪人，以种种罪名蹲入“牛棚”，受尽苦难。76岁的老人做不了重活，还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来跌断左腿。之后又遭断水断饭之折磨。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到批林批孔时，吴宓不肯批判孔子，说“没有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并说“宁愿杀头也不批孔”，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李宗恩：中国热带病学医学家及医学教育家。1911年夏季赴英国留学，初入预备学校，随后进了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院，1920年毕业后，赴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病学院担任蠕虫病助理研究员。1922年1月获得伦敦卫生及热带病学院颁发卫生及热带病学硕士学位。当年胡适和傅斯年曾动员在北平的著名教授和学者去台湾，很多人拒绝了，李宗恩也是其中之一，他要留在国内办医学教育。李宗恩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随后被“放逐”到云南昆明，任职于昆明医学院，1962年病逝于昆明。
张孝骞：内科专家、医学教育家、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1926年9月被选送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行研究，1927年7月回国续任，1933年12月再次赴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1934年7月回国  随后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国考察医学教育和讲学。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和“特务”帽子，打入“牛棚”。
雷海宗：著名历史学家。一九二七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一九五二年全国院系调整，雷海宗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与梁启超、蒋廷黻、郑天挺并称“南开史学四大家”。1957年“反右”中因为在《人民日报》的一次座谈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自1895年恩格斯死后发展停滞”的讲话，而被打成右派，成为重点批判对象，长期患有肾病，并出现血尿。1961年摘帽后，即很快不顾病体，重登讲台。5年后病逝，终年60岁。
张为申：193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曾留校工作十多年，1946年赴美国深造。1951年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回国参加建设，先后完成青霉素进口原料的代用品研究和国产土霉素、链霉素、红霉素的研制，作为当时中国的首席抗生素专家，张为申一直活跃在当年的国际学术舞台之上。他不仅与苏联抗生素事业奠基人利维托夫、格曼诺娃夫妇有合作往来，而且跟诺贝尔奖获得者、青霉素发明者之一的英国生物化学家钱恩（Chain，Ernst Boris）教授也是朋友。他曾经培养了国内第一代抗生素科研人才，主导新中国早期的抗生素研究，成功建立起了我国的抗生素研制体系，被誉为“新中国抗生素事业奠基人”。1966年，张为申参加化工部与卫生部联合组织的考察团，远赴瑞士和英国，考察两国的制药工业。回国不久文革开始，他被指为“走资派”，死于文革期间，年仅57岁。
黄现璠：中国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主攻东洋史，先后被国共两党打成左派或右派。特别是1957年错划为中国历史学界和壮族头号大右派  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红卫兵扣以“学术上反攻倒算和死不悔改的大右派”等罪名，遭批斗、游街、挂牌戴高帽示众、扫厕所扫大街、殴打等遭遇
周作人：他以学“造房子”（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的名目出国，抵日后先读法政大学预科，后入东京立教大学修希腊文和英文等西方语文，1911年从日本回中国。抗战结束后，1945年12月在北平以汉奸罪名被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逮捕，并押解南京受审，监禁于老虎桥监狱，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处他14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9日改判10年有期徒刑。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华民国总统，在国共和谈的空气中，下令释放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监狱，1949年8月14日，他从上海回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管治下的北平定居。专心翻译和写作，以稿费维持生计。1966年5月，文革开始。6月起，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再给周作人预付稿费。8月2日，他被红卫兵查封了家，并遭到皮带、棍子抽打。其后周作人两次写了短文让儿媳张菼芳交给当地派出所，以求服用安眠药安乐死，都无音信。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发病去世，享寿82岁。 
夏衍：中国现代剧作家，1920年夏毕业，秋被保送赴日本留学。1921年2月考入日本九州明治专门学校电机专业，1927年4月回国。1955年5月，夏衍受潘汉年冤案牵连，在北京被隔离，接受中组部审查。1965年夏衍被免去文化部副部长职务，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关押在文化部机关“大庙”内，在群众大会上遭到批斗，随后投入监狱八年。
1919年，丰子恺在日本游学10个月，盘缠用尽后不得已返国。1954年，首屈一指的上海市中国日语学院成立，他担任首任院长和唯一一位教师。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他蒙受屈辱；背着莫须有的罪名，遭批斗、迫害，摧折他的身心。 1975年8月，癌症病发（9月诊断为右叶尖肺癌）；并得知胞姐逝世噩耗令病情恶化，同年9月15日12时8分在上海华山医院急诊观察室逝世，享年76岁。
穆旦：本名查良铮  1942年2月，参加了中国远征军，随杜聿明的军队前往缅甸战场担任翻译，第五军被迫退入野人山，亡命热带雨林，一路上忍受饥饿，最后抵达印度，差点因“饥饿之后的过饱而死去”。1949年，穆旦由曼谷赴美国留学，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文学、俄罗斯文学。1949年12月23日，与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生物的周与良结婚。1953年回到中国，1957年，穆旦发表诗歌《九十九家争鸣记》，并进行检讨，1966年，文革开始，穆旦全家被“扫地”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1968年，穆旦进“牛棚”，夫人周与良也成为“美国特务嫌疑”，被隔离审查。
叶笃正：大气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5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1948年11月，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至1950年，他在芝加哥大学进行研究工作。1949年，在美国的叶笃正收到一封来自中国的信，写信者是他在浙江大学的老师、后来出任中央气象局第一任局长的涂长望，这封信坚定了叶笃正回国的念头。1950年8月27日，叶笃正和妻子冯慧登上了开往香港的客轮“威尔逊总统号”，最终于1950年10月回到中国。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叶笃正遭受迫害，被指控为“特务”，从1966年4月份便被隔离在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一间小屋内，刘克武被指派为监督叶笃正改造的工作人员，其间对叶笃正多有照顾。后来叶笃正被放出来，此后又进了一次“特务学习班”。1968年10月，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赵九章自杀身亡，叶笃正闻讯后抱着刘克武痛哭。刘克武回忆说：“因为他们斗他们的话，实在是受不了。精神已经到了将近崩溃的这么一个边缘，非常难过的就大哭起来抱着我说我不想活了，说赵所长也死了，这国家也没前途了，我还活着有什么意思啊。”
童第周：生物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中国海洋科学研究的奠基人，生物科学研究的杰出领导者，开创了中国“克隆”技术之先河，被誉为“中国克隆之父”。1927年入国立中央大学生物系担任蔡翘教授的助教。之后又于1930年赴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留学，1934年获得动物学博士学位。 1930—1934年，童第周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布拉舍(A. Brachet)实验室开始了胚胎学的研究工作。同期，还完成了海鞘早期发育的研究。 1949年3月，童第周拒绝了耶鲁大学的高薪挽留，克服种种阻力，再次回到了国立山东大学； 1963年，他将雄性鲤鱼的DNA放入雌性鲤鱼的卵子内，成为首位成功将鲤鱼克隆的科学家。 “十年动乱”时期，童第周夫妇曾被一些人当做“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他被造反派贬为学院担任卫生打扫工作。
卢嘉锡：物理化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科技组织领导者。1937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8月，卢嘉锡考取第五届中英庚款公费留学，进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学习。1939年（中华民国二十八年）7月，卢嘉锡通过答辩，获伦敦大学物理化学专业哲学博士学位；同年8月，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随后到两度获得诺贝尔奖的L．鲍林（Pauling）处从事结构化学研究，任客座研究员。1945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卢嘉锡获得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局颁发的“科学研究与发展成就奖。”1945年冬，年方30岁的卢嘉锡满怀“科学救国”的热忱回到中国，受聘到母校厦门大学化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1955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同年被高等教育部聘为一级教授，是中国当时最年轻的学部委员和一级教授之一。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作为福州大学主要领导人之一和中国科学院福建分院院长的卢嘉锡自然在劫难逃。他是“文革”中第一批被揪斗的“走资派”之一，经过“文革”初期无数次的揪斗，最后，他被罢免了一切职务，被作为劳动改造对象，派到实验室洗烧杯，整理桌椅，搬设备，搞卫生，刷洗厕所。
“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中共）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这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胡适的名言，就是今天读来，也很贴切。  （全文完）
 
2019年4月下旬     谨以此文纪念六十二年前＂反右＂中的被迫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