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文明社会的外部发展机制
    一个文明社会的发展，除了上面我们所描述的那种根源于社会内部三大系统力量的大致均衡所导致的竞争发展机制之外，实际上还存在着第二种根源于外部环境的发展机制。而且在人类实际的历史进程中，这第二种机制往往比第一种机制更经常发生作用。我们可以把这个第二种发展机制称之为文明的外部发展机制。下面我们就来具体讨论一下。
现在假设有这样一种情况，在某个文明社会内部，由于种种原因，使得某个社会工具系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而另外两个社会系统则绝对的弱小，根本无法和其抗衡。换句话说，也就是当某个文明社会处在811的结构形态中，显然，这时该文明社会内部的发展机制将基本丧失，从而使该社会或处于一种极缓慢的发展状态（超稳定状态）或处于一种不断毁灭又不断新生（但没有发展，在原地打转）的循环状态。但若在此时，在该文明社会周边的可联系的范围内，存在着另外一个或若干个与其力量相差不多的其它文明社会，则不论这些其它的文明社会的类型及形态是怎样的，它们的存在均将对这个超稳定的811式文明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从而使这个超稳定的文明社会内部产生出发展的机制。
因为，一方面，当这个超稳定的文明社会内的新生力量（无论其是在占优势地位的社会系统内部产生出的新生力量，还是另外两个弱小的社会系统中产生出的新生力量）出现时，它就会自然而然地或主动或被迫地去寻求周边外文明社会的帮助，来和本文明社会中的强大的旧势力抗衡，从而就能使自己获得发展壮大的机会。例如，中国近代史上的孙中山同盟会，就寻求日本及西方国家的帮助来反抗满清王朝；而共产党则努力寻求苏联的帮助来反抗国民党。而一旦因力量过于悬殊导致反抗失败，他们也能暂时跑到国外而继续生存下来，继续准备下一次的反抗。再比如在欧洲中世纪之后民族国家的发展史中，由于在大多数的时期内整个欧洲都存在着几个主要的、力量相差不多的独立民族国家，因此，就给了各个国家中的弱势系统市场系统和理念系统许多发展壮大的机会。当某个国家内的市场系统或理念系统的力量受到打压时，它们就会跑到别的国家去寻求帮助，至少也可以在别的国家内得到生存喘息的机会。而别的国家出于和产生出新生力量的那个国家相抗衡的原因，一般也愿意提供这种帮助、或至少提供一个避难所。例如，拿理念系统中的新生力量来说，卢梭在法国受到迫害，就跑到瑞士去；马克思在德国受到打击，他就跑到英国去；列宁在俄国遭到通缉，他就跑到外国去，等等。而市场系统中资本的流动更是如此，商人们总是根据生存环境的优劣好坏而不断从一个国家跑向另一个国家。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外部竞争机制存在，才更造成了欧洲文明的迅速发展。
而另一方面，假若一个超稳定的文明社会内部根本就没有新生力量发芽出土的机会、从而导致发展缓慢，进而在世界范围内落伍时，该文明社会中占优势地位的社会系统中的旧势力，出于和周边其它文明社会竞争的需要，或者出于避免“落后挨打”的情形，也会被迫地、不情愿地改变自己，给自身系统内的新生力量及另外两个弱小的系统（尤其是给最具发展活力的市场系统）以一定的发展空间，以避免自己被周边其它迅速发展的文明社会远远甩在后面。
例如中国近代史上的晚清王朝，在外来文明欺侮的强大压力下也被迫进行着一些极不情愿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尽管这些改革因为方向不对或因整个行政机构已趋腐朽而没有成效或成效甚微。再比如前苏联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陷入了停滞状态，虽然在其内部不易产生强有力的新生力量，但出于和西方发达国家竞争的需要，苏联强大的行政系统也不得不尝试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不仅是给本系统内部的新生因素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同时更给本文明社会内部的弱小的理念系统和市场系统提供了发展机会。而当代中国之所以自1978年起开始走上了伟大的改革开放之路，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社会内部已积累了重重矛盾，而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恐怕就是因为周围其它文明的迅速发展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竞争压力。
当然，不言自明的是，如果几个同为433式的文明社会相处，那么它们的发展速度也会由于相互竞争而更为提高。总之，一句话，如果（正像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说的）文明社会的产生是由于不同原始社会之间的相互交往、相互竞争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文明社会的不断发展演化，则主要是由不同文明社会之间的相互交往、相互竞争所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