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文明形态的转化
    我们把文明社会分为不同的类型及不同的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文明的类型及形态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一旦造成一个文明社会所属类型及形态的那些基本因素发生了巨大、尤其是持久的变化，那么，该文明的类型及形态也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把一个文明社会在形态方面发生的变化称之为“量变”，而把在类型方面发生的变化称之为“质变”。
    在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文明类型的转化，这一节我们就来侧重讨论一下文明形态的转化。我们先粗线条地来看一下西方文明中形态及类型转化的例子。在西方历史上，在中世纪中期，基督教会在社会中占压倒的优势，可以说，社会形态大致为理俗811式。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中世纪晚期，量变开始发生，理俗811式逐渐变化为理俗622式，又继而变化为理俗433式。而在宗教改革之后，则发生了质变，逐渐变为行政433式了，文明类型由理俗系统占主导地位一变而为行政系统占主导地位了。随后，教权继续衰落，行政系统（民族国家）持续上升，一度变成行政622式。后又逐渐稳定在行政433式。而在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后，市场交换系统的力量逐渐上升，最终占到主导地位，整个西方文明逐渐变成了市场433式。接着，工业革命发生，随着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一度又变为市场622式。但随着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总爆发，行政系统和理念系统的力量再度上升，市场系统的力量则相对下降，最终变为市场433式，并一直稳定在这个大致比例上（除了在一战、二战时行政系统力量暂时居主导地位之外），一直到当代。
    我们再来更粗线条地看一下波斯—伊朗文明的例子。古波斯，大致是行政433式文明，后被外来的、强大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同化，三大系统之间的关系起了质的变化，变为了理俗811式，到近代逐渐变为理俗622式。在巴列维国王时代，一度变化为理俗433式。后来爆发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三大系统比例再次变为理俗811式，后又转化为理俗622式，一直延续至今。
我们再简单看看一个子文明系统转化的例子。在整个西方母文明内部，普鲁士子文明可算一个独特的例子。当整个西方文明已经基本变为市场类型时，普鲁士还是行政系统占据主导地位，大致为行政433式。这时（19世纪60—80年代），普鲁士国内市场的力量要求上升到主导地位，而行政系统的领袖（国王）又恰恰性格较弱，准备退让，甚至已萌发了退位的念头。就在这关键时刻（即：市场系统即将上升为主导力量时），行政系统中出现了一个性格坚毅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他巧妙地把普鲁士推上向外统一、扩张的道路（战争之路），于是行政系统的力量不仅未降，反而上升，变为行政622式的格局。后由于德国在一战中失败，行政系统的力量急剧下降，一段时间内退出主导地位（魏玛共和时期）。但随着纳粹的迅速崛起，行政系统再度占据主导地位，并形成了行政811式的局面。最后，随着二战中的失败，其社会三大系统的比例在强大外力的作用下，最终变为市场433式的状态，一直至今。
    当然，文明社会形态转化的例子，最典型的要属当代的中国了。自1978年之后，中国行政811式的文明就开始逐渐向行政622式转化，并进一步地，尤其是在东南沿海，由行政622式开始向行政433式发展。而随着文明形态的转化，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开始了一系列明显的变化。私营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壮大自不必说，仅拿执政的共产党的政策来看，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系统的重要性在逐步上升；再拿宪法及其它法律来说，从完全的公有制到多种所有制并存再到《物权法》的正式出台，也标志着市场系统的力量在逐步增强；从社会管理的方式来看，也在逐渐由事前监管向事后监管方法过渡，甚至开始提出了“服务型政府”的口号（服务于市场经济），等等。总之，尽管行政系统在社会中依然占据着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但整个社会的文明形态确实发生了巨大的转化，并影响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不过，有一种情况需要说明，即，有时某个国家发生了较大的、较明显的变化，但其文明的形态并没有发生转化。或者说，它的文明形态只是进行了一些微调，而并没有发生样式的转变。例如当代的英国，在二战后工党执政，推行了一系列国有化措施，组建了许多国营公司，行政系统的力量有所加强。后来撒切尔夫人上台，又推行私有化，解散了大量国有公司，等等。不论是工党执政时期，还是撒切尔保守党执政时期，从总体来看，英国始终属于市场433式的文明形态，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样式上的形态转化。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一般来说，文明形态的转化采取的是渐进的方式（改良的方式），例如从811式先转化为622式，稳定一段时期后，再进一步转化为433式。但有时也会有例外情况发生，例如，从811式形态一下跳到433式形态。那么，当这种跳跃式的转化发生时，整个社会必会产生剧烈的动荡，这种动荡有时会和文明类型转变（革命）产生的动荡类似。文明形态逐渐转化的例子如当代中国，文明形态急剧转化的例子如前苏联。当代中国在“转形”时没有发生大的、较长期的动荡，而前苏联在“转形”时，则发生了大的、较长期的动荡。
 
 
附：强势社会系统对弱势社会系统的巨大影响

在本章的最后，需要请读者进一步注意的是，一旦某个社会系统在某个文明社会中因为某种原因而占据了绝对优势的、甚至压倒优势的地位，那么，出于其本系统自身的生存、发展的本能，或者说出于其自我肯定的本能，它就会对另两个社会系统自觉不自觉地采取压抑措施，使其更不易发育成长起来。这就像在一个繁茂的巨树遮蔽下，后栽的小树不易正常发育成长一样。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简单来说，在超强社会系统的长期打压下，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系统，出于生存的本能，不得不采取一些在正常情况下不会采取的措施，从而显示出一种另类的、畸形的发展特征。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的例子。在中国，由于长期都是行政系统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迫使市场系统中那些本来应该处于自由竞争地位的各个商家，不去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去创新产品、降低成本，而是个个都想方设法、削尖了脑袋去巴结行政系统中的人物，搞所谓的“关系”，并利用这种和政府的特殊关系来获得超过同行竞争对手的利润。而政府中人也乐得这种事情的发生，送上门来的东西不要白不要。但这种情形如果成了常态，整个市场系统的发展也就改变了路径。例如，本来是长期的自由竞争才能最终导致垄断，现在却变成了一下子就在某个行业中造成了垄断，这个垄断由于有政府的支持而得不到限制，从而由垄断迅速导向腐败、低效。整个市场系统没有呈现出市场竞争的活力，反而具有了行政系统的特点：先垄断，然后再慢慢衰败。也就是说，在强势行政系统的影响下，市场系统也具有了某种行政系统的性格。（实际上，在行政强势的影响下，理念系统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具有某种行政特征。）
    我们再来看一下当代的欧美在市场系统占强势的情形下，行政系统又发展出了怎样的畸形性格。在市场占强势的国家中，行政系统处于“仆人”的地位。既然是仆人，就要为主人尽可能地多干事，尽可能地少拿钱。这样一来难免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就是干了许多事，却只拿到一点钱，根本就不够开销用的。既然处于弱势地位，开源（征税）不易，节流（减少公共福利开支），又做不到，唯一的出路就是借债了。于是我们经常看到，欧美一些政府债台高筑，甚至引发主权债务危机，政府就像公司那样宣告破产（在行政系统占强势的国家，政府决不可能破产，它可以强征，也可以没收）。而且，受到社会上占强势的市场系统中某些合法行为的影响，处于弱势的行政系统中也会出现类似的、原本在行政机构中绝对不会出现的现象。例如，市场系统中大量存在的罢工行为（达不成合约条件下必然出现的一种自然的、合法现象），也或多或少地传染了行政系统，以致在西方的政府中，我们会看到政府职员的罢工现象，甚至警察的罢工现象。而我们知道，罢工（不服从命令）是和最高行政公律相违背的。
    同样，在理俗系统占绝对强势的国家中，市场系统和行政系统也先后具有了某些理俗系统的性格特征。在市场系统中，不是什么能赚钱就干什么，而是什么既符合理俗观念又能赚钱，才干什么。如果违背了理俗观念，就要想方设法暗地里绕过去才行。而行政系统，我们知道，原本是国家安全考虑放在第一位的，但染上理俗系统的性格后，也便会做出不顾安全而只为“真理”的事情。当代最典型的当属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美国“911”事件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宁肯失去整个国家，也不愿意向美国交出本•拉登一个人。（与之相对照，行政占优的中国南宋王朝，可以毫不迟疑地牺牲掉一个岳飞来满足强势金朝的要求。）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个非均衡形态的文明中，不仅弱势社会系统要染上强势社会系统的某些性格，而且，强势社会系统也会由于制衡力量的缺位而使自己出现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负面性格。例如，在上世纪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和毛泽东时期的中国，由于只有一个行政系统，就造成了行政上失意的高官们下台后无处可去（不能像在一个均衡的文明中那样，失意的政界人物可以自然地进入市场系统或理念系统去开辟另一个新天地），于是，要么自杀，要么外逃，要么入监。由此反过来又造成了行政系统内部党争、派争的严酷性，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就像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反复出现的那样。同样，在市场系统占绝对优势的长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某些城邦中，由于长期占据了垄断地位的银行家族力量过于强大，又不像现在的西方有政府出面去限制垄断，这就逼得与其竞争的其他银行家族采取最原始的暗杀手段来进行竞争了（例如对美第奇家族的暗杀行为）。当然，在理俗系统占强势的文明中，教派之间的冲突缺乏有力的第三方的出面调停，往往更走极端，这一点我们就不用多说了。总之，在非均衡的文明中，不仅弱势系统不得不具有强势系统的某些性格，而且强势系统自身，或者出现一些本不该具有的负面性格，或者原本具有的负面性格由于缺少制衡而被进一步放大。由此，我们也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一个文明社会均衡状态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