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行政系统、市场系统与理念系统的冲突

让我们先来看一个极富戏剧性、同时也极富象征意义的场面：1925年，在西藏拉萨的一条非常狭窄的胡同里，两名行政系统的警察和两名理念系统的喇嘛迎面相遇了。胡同过窄，双方谁也不肯让路让对方先过去，于是冲突发生。先是相互谩骂，然后撕打，最后是体力占优的警察把两个喇嘛抓捕带走。结果拉萨的全体喇嘛都不干了，官司最终到了最高层，后以西藏当时的最高领导达赖喇嘛逮捕并惩罚了警察一方而了结。（参见《喇嘛王国的覆灭》86页）

    实际上，行政系统与理念系统之间的斗争，从文明社会刚产生的初期起，就已经出现了。在早期文明史中，大量存在的行政军事首领和巫师僧侣集团的冲突就属于这种性质。有时候，这种冲突又以新政权与旧风俗之间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在中华文明的早期，蚩尤打败了九黎，就马上派自己手下最得力的大臣（行政系统）去进行“绝天地通”的运动，坚决查禁九黎的“旧风俗”，不许那些原先的尸祝和女巫（理念系统）继续替神灵代言（参见《中国的传统》58页）。

不过，行政系统与理念系统之间的斗争，最典型的依然要属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西欧中世纪时期罗马基督教会与各地世俗国家政权之间的长期斗争，例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五世与教皇卡利克斯图斯二世在“授职权”上的激烈冲突。这种斗争一开始是教会占优势，随后是长期的拉锯战，最后是世俗国家政权占优势了（其最具象征性的事件莫过于拿破仑抓过基督教皇手中的王冠自己戴上）。

    在中国的历史上，虽不是很常见，但也出现过行政系统和理念系统之间的剧烈冲突。除了我们所熟知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外，还有著名的“三武灭佛”，这也是行政系统对理念系统中逐渐坐大的一派的镇压。再比如明成祖朱棣对方孝儒的夷灭十族，也是行政系统对理念系统主流派别的一次不大不小的镇压。而当代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反右”，也是行政系统对理念系统的一次压制。另外，从广义上说，中国历朝历代政府与民间宗教之间的冲突，也大多属于行政系统与理念系统之间的冲突，如清政府对白莲教的镇压等。

除了这种明显的、直接的对立、抗衡之外，行政系统和理念系统的对立也大量地、经常性地表现在各种各样的法律诉讼上面。这方面比较典型的当属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生在美国的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案”。一方面政府以保守机密为理由，坚决不允许公布这些有关越战的五角大楼文件，另一方面是新闻媒介机构坚决要公布这些文件（它们已通过某个渠道得到了这批文件）。行政的规则是安全保密，理念的规则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最后诉诸法律，官司打到最高法院，结果行政系统败诉，而理念系统获胜。

当然，行政系统和理念系统的冲突也经常以“革命”或“民族独立”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1789—1893）。由于某种历史的机缘，长期受到启蒙思潮影响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大批从法国各地流入巴黎寻求生计的无业贫民结合在了一起，从而构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借着三级会议召开的契机，在那些思想精英的号召领导下，这股强大的力量推翻了旧的行政王朝。但很快，理念系统内部固有的特征开始显现出来，各种思想观点之间的分歧变得水火不相容。一批又一批的刚上台不久的革命者们马上就被后来的更革命的革命者们所推翻，而且也像前国王和贵族那样被送上断头台。一直到职业军人拿破仑（新行政系统）上台，这种理念系统内部的互相残杀才结束。

在当代，也有这种以“革命”方式表现出来的行政系统和理念系统之间的冲突。比较典型的如20世纪70年代伊朗发生的由宗教领袖霍梅尼所领导的伊斯兰革命，与当时巴列维领导的世俗行政系统对抗，结果是理念系统取得了胜利，巴列维政权被推翻，国王巴列维本人也流亡海外。以“民族独立”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理念系统和行政系统之间的冲突，较典型的当属20世纪40年代的印度独立运动。在这场大规模冲突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理念系统中占主流地位的理论派别的特点：非暴力不合作的信念。

    最后，行政系统和理念系统之间的冲突，也会以社会运动或社会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欧美在20世纪60年代爆发的大规模的校园学生运动，就是政府和理念系统之间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冲突，甚至最终不得不以政府命令国民警卫队（军队）开枪的方式结束。

    需要说明的是，理念系统在有些情况下是以一个有组织的、甚至是武装组织的形式出现的，例如八九世纪兴起的伊斯兰运动（阿拉伯军队）和20世纪初叶兴起的马克思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党军队）。在这些情况下，一般来说，在它们最终夺取政权之前，我们仍把它们当做理念系统来看待，并把它们和原有政权的冲突看做是理念系统和行政系统之间的冲突。当它们夺取政权之后，则视具体情况的不同，或者继续把它们看作是理念系统，如伊斯兰运动；或者是把它们看作一个新生的行政系统，如共产主义运动。

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系统和理念系统之间的冲突。在此之前，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市场规则和理念规则之间的差异。首先，两者之间似乎有极大的相同之处，例如，在整个理念系统内部，各个不同的理论体系之间讲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自由竞争；而在整个市场系统内部，各个不同的商家之间也讲究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再比如，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寻求解释尽可能多的已知现象，以争取到尽可能多的信仰者；任何一个商家也寻求生产出功能尽可能多的产品，以满足尽可能多的不同顾客的需要。整个理念系统排斥统一意志，整个市场系统也排斥统一指挥。在理念系统内，谁创造发明的理论，荣誉权就归于谁，在市场系统内，谁生产出来的东西，所有权就归谁（相比之下，在行政系统内，不管谁创造的理论，不管谁生产出的东西，荣誉都统统归最高的共同意志，所有权都统统归国家），等等。

但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理念系统和市场系统之间，还是有潜在的冲突的。例如，如果某个理论体系在整个理念系统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而该理论体系自身的逻辑结论又是反对市场系统的（不论该理论的逻辑结论本身是对还是错），那么，显然，两者之间就会产生极大的冲突。尤其是，当整个文明社会因某种原因陷入了巨大的动荡之中时，当社会上占绝大多数的底层民众无法生存下去时，当某种应运而生能满足人们强烈的心理补偿需求的理论体系出现并占据了主导地位时，理念系统就往往会和市场系统发生更激烈的冲突，甚至也会达到水火不兼容的地步。因为，在这种危难时刻，一方面，危难中诞生的理念系统的主流大都具有“均贫富”、“劫富济贫”、“共产”的色彩；另一方面，根据我们前面的讨论，在危难时刻，整个社会往往就会要求行政系统“挺身而出”，收拾残局（而这也正是行政系统的特长），而赞成这样做的理论体系往往也会占上风。总之，在这种生死存亡之秋，理念系统往往会和行政系统（若旧行政系统已腐朽、则和新出生的行政系统）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自私自利”的市场系统。

但更多的是，理念系统与市场系统之间的冲突，往往是以理念系统中的某一个非主流理论体系和市场系统发生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当代比较著名的例子，如，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环境保护理论，当它刚一出现时，就和市场系统中的某一部分厂商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不仅环保理论本身遭到了该部分市场系统的围攻，而且，著名的《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女作者，也遭到了市场系统雇佣的文人们的人身攻击。幸亏这个刚露头的环保理念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得到了行政系统的帮助，才避免了被扼杀的命运。

当然，历史上也有理念系统错而市场系统对的时候。例如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大量的具有市场理念(非基督教)的文人学者们写了大量的文艺作品,讽刺基督教会的教士们的虚伪生活方式（例如薄伽丘的《十日谈》）。表面上看来，这似乎仅仅是理念系统内部不同理论派别之间的冲突，但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市场系统在和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理念系统做斗争。

    此外还有行政系统和风俗系统间的斗争，例如古罗马时期，恺撒和元老院之间的斗争，恺撒代表了新生的逐渐强大起来的行政系统，元老院代表了部落民主风俗系统。虽然恺撒被杀，但最终他的部将还是推翻了元老院，新生的行政系统战胜了风俗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