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三大系统合作的具体途径
既然三大社会系统之间因为“人为”的原因而有可能进行对彼此都有利的合作、互助，那么，具体的、可能的合作领域及合作方式、合作途径都有哪些呢？我们这里主要以行政系统为例，来看一下行政系统与市场系统、理念系统之间合作的方式及途径。
我们先从社会分工协作的宏观结构上来考察一下。我们知道，单纯的行政系统和单纯的市场系统的组织能力都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或者说，随着行政系统在空间上的扩张，市场系统在时间上的发展，使行政系统及市场系统超过了一定的规模后，行政系统的规则和市场系统的规则都会出现失灵的现象。那么，比较合理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出路是，在一个社会中，行政系统与市场系统并存，各自帮助对方，同时也得到对方的帮助，互利互惠，共同发展；还有一条出路是，占强势地位的社会系统，会有意吸收一些与之对立的另一系统中的某些基本规则，也就是说，在某些特定的范围内允许另一社会系统的存在，使之为自己服务，或使之成为自己的辅助系统。第一条出路是理想的上策，好虽好，但很难做到，尤其在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早期。因为每个人都有自我肯定的本能，因此，由这些活生生的人所构成的社会工具系统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自我肯定的本能，它们很难看到与自身对立的另一社会工具系统的长处。第二条出路是大多数人类文明社会所实际采取过的方式，虽然不甚完美，但却能在相当程度上克服某些规则失灵的现象，继续维持住整个文明社会的运转。
    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合作或相互辅助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由此也就造成了社会分工组织系统的两种不同的结构方式。一种是纵向的，大致来说就是，一切微观方面的组织工作都交给市场系统去做，一切宏观方面的组织工作都交给行政系统去做。还有一种结构方式是横向的，即，一切非敏感的行业（对社会安全影响不大的行业）都交给市场系统去做，而一切敏感的行业（如军事工业、交通、电信）都交给行政系统去做。
我们再从行政系统内部某些具体问题出发，来考察一下不同系统的合作途径。从行政系统方面来看，其内部的最大的“人为”问题就是最高的“共同意志”的继承和替换问题。再英明的“共同意志”的代表也有死亡的那一天，而行政系统内部再好的继承方式（如禅让任命制、世袭制等）也不能完全避免把一个实际上很不称职的人物推上“共同意志”代表的岗位。拿禅让制（任命制）来说，斯大林选择的马林科夫、毛泽东选定的华国锋，均不称职。世袭制则更是靠撞大运了。在上述情况下，在行政系统内部由谁来继承，由谁来接替“共同意志”的问题上，显然需要外系统的力量帮助，由外系统来当裁判，来帮助选择。比如当代欧美相对合理的定期选举更换制，其巨大的选举成本就需要市场系统的赞助，众多的投票者更要靠外系统人员的参加才行（行政系统内部是不能实行选举制的⑦）。
其次，行政系统还存在着一个防止重大决策失误的问题。共同意志一旦做出了决定，全体行政机构从上到下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因此，决策一旦出现重大失误，例如中国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其后果不堪设想。这个问题也不能由行政系统自身来解决。一方面，行政系统不能依靠本系统的下层机构或人员来防止决策失误的发生，或寄希望他们不执行有重大缺陷的决策，因为这将直接违背“服从命令听指挥”这一最根本的行政原则。另一方面，行政系统也不能依靠同时设立两个甚至三个行政首脑来防止决策失误（古希腊、古罗马有过类似尝试），因为这将违反“命令必须明确”的第二行政定律。同样，行政系统也不能完全依靠把决策的过程分为几个不同的程序，然后让这几个不同的程序之间彼此进行制约，以避免重大决策失误的发生（中国古代行政发展史上曾走过这条路）。这个办法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重大决策的技术性失误的发生，而不能避免决策本身根本内容的失误。⑧
当然我们可以用参谋部（政治局、军机处）的方式来集思广益，但一方面，大家都因身在“庐山”之中，都容易犯“当局者迷”的错误；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最高的共同意志无法判断出持不同意见的各个参谋们，他们到底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而坚持己见，而这往往会影响到共同意志对参谋们意见的取舍。这时，在防止重大决策失误发生这一点上，行政系统也需要外系统的判断来帮忙。道理在于，外系统的人都不是行政系统中人，不太容易犯“当局者迷”错误，且又无法或没有必要出于某种私心来坚持己见。尤其在行政系统的决策只对本系统有利，而大大损害外系统利益（并最终损害全社会的长远利益）的情况下，就更需要外系统的监督与合作来帮忙。在现实生活中，行政系统一般总是通过授予外系统在某些重大行政决策问题上拥有一定否决权的具体方式（例如，在西方欧美社会中，往往由一个独立的最高法院来判定某个行政决策是否违宪；而在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做出某项重大决策之前，也经常要征求一下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的意见），来完成和外系统力量之间的合作，以防止重大决策失误的。
下面我们再考察一下行政系统和理念系统的具体合作方式与途径。我们知道，做为整个社会的“共同意志”的最高行政首脑，他做出决策、做出判断的重要依据之一是他所获得的各种各样的信息。而如果信息不准，或信息滞后，那么共同意志自身再高明、再聪明，其所信奉的理论及分析方法再正确、其自身的经验阅历再丰富也没用。假如在一个社会中只存在着行政系统，那么，最高首领的信息来源只可能是大大小小的下层官员。
首先，由于只能逐级上报，⑨因此，信息极易滞后。而且，这些大大小小的行政官员，他们在提供信息时，由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必然倾向于提供一些上头所愿意听到的、且对自身有利的信息，至少也会把上面所愿意听到的、且对自身有利的信息加以放大，而把那些上面所不愿听到的、且对自身不利的信息加以缩小。这样做就往往造成了信息的失真，从而对上面的决策产生巨大的不利影响。当然，人们容易想到的是直接由最底层的人民群众或由最基层的官员直接向最高领导提供有关真实信息。但这样做的难度极大。因为，信息的提供者本身也是行政系统中的一员，万一所提供的信息对最高领导有利而对自己的顶头上司不利（这是经常、甚至必然发生的），那他今后将遭到险恶的待遇，即使换一个新领导或换一个新单位也不行（新领导、新单位将把他视为一个“定时炸弹”）。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人们是不愿冒然提供真实信息的。⑩
相反，若是社会上存在着一个或多个独立的、由理念系统（以及市场系统）所掌握的信息提供通道，那么，上述的弊病就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以避免。虽然那些反对当前行政政策的某个理论派别也会有意无意地把某些对己有利的信息加以放大，把某些不利信息加以缩小；但与其对立的理论派别的相反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把这种失真加以抵消。更何况还有许多立场居中的理论派别也掌握着许多信息源，他们也可提供许多不偏不倚的、基本中立的大量信息，从而使行政系统的领导者们能够做出尽可能正确的决策；当决策失误时，也可根据大量的信息反馈来对自己的决策加以校正。而不用再去花费大量的精力、成本来对这些信息加以辨别、去伪存真11。因为中立的、独立的信息通道，没有制造假信息的激励机制。
除此之外，我们知道，出于自身的要求，整个行政系统的人都是由信奉某种理论体系的人所组成，这虽然有利于“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但也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另一种弊端，这就是当行政系统接收到某个社会信息时，所有的行政系统中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本能地）用自己所信奉的那同一个理论体系来对这个信息进行解读，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带着有色眼镜看问题”。这同样会造成信息失真，原本内容丰富多彩的信息变成单色调的了（就像我们曾提到的那个基督教中“约瑟谷仓”的例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行政系统也需要外系统的合作。由外系统组成的独立的信息传输通道、以及由外系统的人对这些信息所做的独立的分析、解读，不仅能避免信息强度的失真，还能避免信息色彩的失真。
当然，各个社会系统之间的合作，不仅有助于消除各个社会系统自身内部的人为缺陷，更可以因为有效的合作而产生出许多新的、靠单独一个社会系统所无法产生出来的优势。例如，拿行政系统来说，靠外系统的帮助不仅可以有效遏制腐败、妥善解决共同意志的继承问题、防止重大决策失误的发生等，而且还可以因为参与对市场系统的日常宏观管理，对理念系统发展秩序的日常调解监督等等工作而有效地解决行政系统自身所非常容易产生的在和平时期无所事事、容易懈怠的毛病，从而使行政系统产生了新的优势。
而且，也许更重要的是，行政系统最头疼的普遍缺乏激励机制问题，也可以在外系统的帮助下得到根本的解决。例如，纯行政系统单靠最高共同意志奖勤罚懒的激励机制只能增大行政的总体成本，而且极易造成恶性竞争（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互相打小报告攻击等）。但若存在着外系统，例如一个完善的市场系统的话，那么，行政系统为了增加自己从市场系统的赋税所得，势必努力营造好自身管辖范围内的投资环境，以吸引更多厂商的到来。也就是说，市场系统的存在，使得行政系统内部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了某种激励机制，形成了某种良性的、公平的竞争。而且，行政系统从这种激励机制中所多得到的收入，只是社会总体收入增长中的一部分，并不会增大社会供养行政系统的相对总成本（即，行政成本占蛋糕的份额比例没变，但蛋糕本身变大了，行政系统的绝对收入也跟着增加了）。
  当然，不仅行政系统，市场系统和理念系统也均会通过与其它外系统的合作而给自身带来极大的好处。我们这里就不一一详细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