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四大系统的相互渗透、相互转化
除了在本章第一节、第二节所说的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之间存在相互转化、相互渗透、相互叠加之外，在理念系统和风俗系统之间，也存在着这种类似的相互转化、相互渗透、相互叠加的现象。我们在前面说过，理念系统的规则之一要求“有效提供”，而有效提供的要求之一就是任何一个决策建议都要考虑到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这实际上就是要考虑到风俗习惯对人们的心理的强大影响。我们还曾说过，理念系统的四个思想来源之一就有风俗习惯。从这两个角度来分析，任何一个理念建议中实际上都已包含了风俗习惯的影响，存在着风俗的渗透。而从风俗习惯本身来看，我们知道，文明社会的风俗中存在着大量的三大社会工具系统的公律、定律、法则的积淀（参见文明风俗系统的第二定律及第二法则系列），而三大工具系统的公律、定律、法则等即是文明社会中理念系统的最重要的来源。换句话说就是，在风俗习惯中，也存在着大量理念系统的渗透和影响。一句话，风俗系统和理念系统之间，也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叠加现象。
下面我们再来具体分析一下理念系统和风俗系统之间的相互转化。先说一下理念系统向风俗系统的转化。首先，我们可以设想，假设有一个十全十美的理论体系在长期的实践检验中最终胜出，并得到了世世代代全体社会所有人的信奉，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实际上就已经演化为一个风俗系统了。后代的大多数人们已经没有必要再花费精力去研讨它究竟为什么正确，而只要低成本地选择“遵循先例”就行了。其次，我们曾经说过，文明社会理念系统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就是三大工具系统的规则系列。而某个社会工具系统的最基本的公律、定律、法则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在长期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中被证明是千真万确的、无可争议的，那么，社会中的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会把这些公律、定律、法则等等做为血的教训，向自己的后代反复灌输，从而就会使这些最基本的规则潜移默化为文明社会的风俗习惯了。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转化为风俗的基本规则，往往是以变化了的形式出现的。举例来说，中国风俗中评论一个孩子是好是坏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就是看是否“听话”。中国的家长反复教育孩子要“听话”，那么，这个“听话”的本质含意是什么呢？实际上，“听话”的本质含意就是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也就是要遵守行政系统的最根本的原则。换句话说就是，希望或者是要求小孩“听话”的风俗是从理念系统中所包含的行政规则转化来的，“听话”风俗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理念。
再比如，中国的父母，无论是居住在繁华的城市，还是居住在偏僻的乡村，也不管是富是穷，大家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从小教导自己的孩子要好好念书。这俨然是全民族（汉族）共同遵守的一个风俗。但实际上，这个风俗也是从理念系统中的行政规则之一“等级制”转化来的。“好好念书”（学而优则仕）的本质含意有两个，一个含意是这个社会应该、实际上也是分成等级的（行政规则）；另一个含意是“我们要成为高等级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好好读书”的风俗，是等级制理念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也就是等级制的理念转化成了风俗。再比如，来自市场规则的“自己对自己负责”、“自主做决定”等的理念，就会派生转化为与血亲继承制相对立的“遗嘱继承制”的风俗习惯，等等。
当然，不仅来自三大工具规则系列的理念可以转化为风俗，来自其它领域规则的理念也可以转化为风俗。例如近代日本和德国都有尚武的风俗，实际上这个风俗的来源就是理念系统中所涵括的来自生物界的“弱肉强食”的规则。
不仅理念系统中的规则观念可以转化为风俗，同样，风俗也可以转化为具有逻辑体系的理念。实际上，理念系统中的许多观念、规则，往往首先来源于生活实践中的“约定俗成”，在经历了相当长时期之后，才由思想家们进行抽象总结，将它们上升为理论高度。当然，一旦上升为理论之后，这些来自风俗的理念本身，又往往会加强原有的风俗，以致自己最后也演化成了一种风俗。也就是说，风俗和理念之间的相互转化，往往是互为因果，互相影响，以致时间长了之后，分不清到底谁先谁后了。最后，不仅理念系统和风俗系统可以相互转化，而且，理念和风俗系统还可以转化为行政及市场系统。就像一个人的安全需求、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相互之间可以转化一样（见第二章）。我们在前面几章的分析中曾指出过，行政系统和理念系统及风俗系统之间有着很大的亲和性（行政讲服从命令，理念讲遵从真理，而风俗讲听从老人），这就为理念系统和风俗系统向行政系统转化提供了先决条件，或者说前提。再加上行政系统又可以转化为市场系统，因此理念系统和风俗系统也就可以最终转化为市场系统。
首先，如果信奉某种风俗的人群，随着数量的不断增加，所居住的空间不断扩大，不断解体为一个个相互独立的新的人群，而这些众多的新人群随着时间的推移，又会先是演化生成许多风俗大同小异的人群，后又演化生成许多风俗小同大异的人群。并且，这些人群中的每一个，都坚信自己所信奉的风俗是优秀的、正确的。但实际上，从整个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些众多的不同的风俗已经演化为一个理念系统了：每个独特的风俗就是理念系统中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
其次，在历史上，风俗系统转化为行政系统的例子（部落长老演化为行政首领）以及不同部落间相互交换赠品演化为市场交换系统的例子均很常见，为了节省篇幅，我们这里仅再以理念系统转化为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的情况简单说明一下。一般来说，在一个理念系统中，每一个理论体系都本能地想战胜其它理论体系而成为思想界的霸主。在这种自我心理的驱动下，同时也由于理念系统的不易妥协的特征（见第五章），再加上天生的戒备心理，每个理论的信奉者们几乎都会不由自主地具有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武装的、按行政模式组织起来的集团的趋势，以与其它理论体系的信奉者相抗争。历史上伊斯兰教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鲜明的例子。退一步讲，即使不走武装的道路，某个理论体系的信奉者们，随着信众们的不断增加，也会自发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等级森严的准行政组织，历史上基督教会的产生就鲜明地表明了这一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当代生活中理念系统转化的例子。我们知道，当代先是盛行于西方后又逐渐推广到全世界的绿色和平组织，在其最初起源时，只是一些具有相同理念的志同道合者的小组织。但随着其理念的广泛传播，随着志愿者的不断增加，以及捐款资助者的不断增多，其自身的管理问题、整个组织做为一个有机的集体的高效运作问题，特别是捐款的收集、分配、监督等等涉及经济的问题，以及“绿色和平”这个名称的专利使用权问题，等等，都逼迫着绿色和平组织或者转化为一个准行政组织，或者转化为一个准市场公司来运作，而其自身也终于实现了这种转变。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种转化方式，即，某个系统自身并不全部转化为另一个系统，它或者是自身的某一部分转化为另一个系统，或者是促使自身之外的某一社会群体转化为另一个系统。例如，一个行政系统随着规模的扩大，其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这就要求其自身有一部分人抽出时间去专门研究形而上的理论问题，同时也需要社会上能为其提供各种各样的理论“参谋”，而所有这些都会直接、间接地促成着一个理念系统的出现。市场系统也是一样。随着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随着陌生人之间交易纠纷的不断增加，随着非正当竞争手段的不断涌现，随着第三方仲裁机构所需的强制权力问题的出现，更随着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上搭便车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一切，都或者要求市场系统中的某一部分中介转化为行政管理系统，或者要求市场系统之外的社会为其提供一个公共服务行政系统。当然，它同时也要求社会上出现一个理念系统，以便为整个市场系统越来越复杂变幻的大量的交易规则提供理论上的解释，例如为自由贸易主义或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理论依据，等等。
但需要指出的是，上两节我们所说的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之间的转化是在正常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而现在我们所说的理念或风俗系统转化为行政系统却不是必然发生的正常现象，而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出现的情形。例如在行政上出现了真空时，或社会上一片混乱时。这一点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历史上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刚产生时，无疑只是一个理念和风俗系统（可以简称为理—俗系统，详后），但随着时间的发展，随着特殊混乱时代的出现，基督教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具有严密的教阶等级制的准行政系统。而伊斯兰教则随着暂时的政治真空，随着自己在空间上的扩张征服而发展成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实际上，近代的马克思主义也同样如此，由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导致了旧秩序的瓦解，造成社会混乱，从而促使马克思主义产生。刚产生时，马克思主义也属于松散的理念系统中的一个理论流派，但随后就发展成了一个有严密组织的准军事系统（夺取政权之前）和强有力的行政系统（夺取政权之后）。当代的例子如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也是在先是苏联入侵，后是美国入侵导致的混乱之中，由理—俗系统转化来的。因为毕竟，任何一个文明社会具体的的分工协作，最终是都要靠行政和市场系统来落实的。
在上一节和本节之中，我们讨论了，随着自身的发展，行政系统会向市场系统转化、市场系统也会向行政系统转化，理念系统会向风俗系统转化，风俗系统也会向理念系统转化。而且，进一步地，行政和市场系统，也会向理念和风俗系统转化，理念和风俗系统也会向行政和市场系统转化。由此，我们就可以大胆地得出以下的初步结论，即，任何一个文明社会，不管其最先产生的是哪一个社会工具系统，最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规模的扩展，它都会最终转化为四个社会工具系统同时具备的文明社会。或者说，任何一个文明社会的结构，都将是四大工具并存的复合式结构，单一式结构的文明社会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到目前为止的人类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目前，在世界上，无论是行政系统多强大的国家，也都不可能取消货币，无论是市场系统多强大的国家，也不可能取消政府）。
 总之，我们的猜想是，只要社会上出现了一种社会工具系统，那么，另几种社会工具系统的出现也就是必然的了，问题只在于是早还是晚。在第一章中，我们对文明社会下定义时，只以出现三大社会工具系统之一为判定标准而不以三大社会工具同时具备为标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