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理念系统的特殊功能——心理补偿功能
历史上，尤其在文明社会的早期，或者由于自然环境方面的原因，或者由于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这里指遭到外族的压迫），更或者由于自身社会内部由于行政和市场这两大社会组织工具的不完善，人们对有关的定律和法则还没有较充分的认识所导致的社会混乱，常会使整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或社会中的某一阶层的人遇到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且这种困难的强度，甚至已经逼近或超过了人们的安全需求和生理需求以及心理需求的底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产生强烈的心理补偿诉求；而在这同时，社会上也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理论体系，来对所遇到的问题、所无法克服的困难进行全新的解释，以调适人们的心理来战胜困难。这时，遇到极大生存困难的人们就会一方面抛弃掉自己原来所具有的旧观念，一方面又从这众多的新理论中选出一种最能满足其当下心理补偿诉求的学说，并进而信仰它，以便用新获得的心理需求上的满足来补偿自己在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上的严重不足（参见第二章第四节）。（例如，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告诫人们，“轻视自己的人，在上帝那里就受到尊重。不顺从自己的人，便顺从了上帝。你应当把自己看得很微小，这样，在上帝眼中，你就是大；因为你愈是为人间所蔑视，你就愈得到上帝的珍视”。）
我们把理念系统对整个社会或对社会中的某一部分遭遇严重困难的人群所能起到的这种心理补救作用称为理念系统的心理补偿功能。注意，在这里，理念系统的心理补偿功能和理念系统的预测指导功能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前者侧重于指导人们从内在心理方面进行调整，以适应当前这个不好的社会生存环境，而后者则侧重于对当下的社会组织工具提出改善的方案以消除灾难。补偿又可分为单纯的补偿和为配合新的改进措施的补偿。例如，假设有一个自古就食素的民族突然遭遇了自然灾害，以致颗粒无收。消极补偿的理论就会说，“灾害是上帝对我们的磨炼，这是我们进入天堂必须经过的考验。”而配合某种新的措施（捕猎打鱼）的补偿理论则会说，“动物吃的是草，我们吃动物也就是间接吃草，并没有违背‘吃素’的伦理”，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一种理论同时起到内在的心理补偿作用和外在的指导校正作用，例如马克思主义就是如此。（马克思说资本家的财产是剥削来的，这就补偿了人们在没收资本家财产时产生的内疚心理；马克思又指导人们用公有制来代替私有制，以便消除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在人类历史上，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无论是在险恶的自然环境下还是在险恶的内外社会环境下，这种理念系统的心理补偿功能都屡见不鲜。例如，从自然环境方面的原因来看，生活于炎热气候条件下的印度文明就产生出了较强的宗教信仰来调适自己的心理（宗教即是一种理论体系），而生活在更加严酷的沙漠环境中的阿拉伯民族及生活在极其严酷的高海拔地区的藏族人民，便产生出了更强的宗教信仰，以满足他们更强的心理补偿诉求。我们再从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来看，在西方的古罗马时期，当生活在底层的部分民众产生了生存危机时，能较好地满足其心理补偿诉求的基督教便开始在这部分人群中广泛流行起来。更显著的例子,还有受苦受难的希伯来民族对犹太教的坚定信仰。而在我们中华文明的历史上，这种心理补偿现象也经常出现。每到一个王朝的末期，或者说在广大的底层农民实在生活不下去而被迫大起义的前夕，往往就会有一种民间宗教广泛流行开来，以满足人们普遍的心理补偿诉求,以减轻人们因造反犯上所产生的内疚不安心理。如东汉末年张角黄巾军的“太平道”、张鲁的“五斗米道”，北宋方腊及南宋末的“摩尼教”、清朝末年的“白莲教”和洪秀全的“拜上帝会”，等等。再比如，当19世纪强大的西方各国疯狂对外进行侵略扩张时，处于绝对弱势的美洲土著及亚非人民，在反抗时也往往要求助于某种宗教迷信的心理补偿功能，以帮助自己克服对西方列强过于强大的武器产生的恐惧心理。例如19世纪末期北美洲西部的幽灵之舞宗教、1898年开始的中国的义和团运动、1907年在德属东非爆发的马吉宗教起义等等。（当然，在信奉任何一种新宗教、新理论的人们之中，有极小的一部分人并不是出于满足心理补偿的动机。例如，有的人纯粹就是被新宗教、新理论的严密逻辑推理所征服；另有一些人则是为了通过信奉新宗教、新理论而实现其在其它方面，例如政治方面的抱负。前者如印度早期加入佛教的富贵之家，后者如中国历代加入农民起义的部分地主官僚士大夫们。但这些人只是极少数。）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近代世界历史上最显著的例子。当19世纪西方市场交换系统极速发展，出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大工业）时，由于人们对这个新生事物还缺乏必要的了解，以致对其所带来的副作用措手不及，对广大工人无产者的极端贫苦处境无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能对广大工人群众产生巨大的心理补偿作用的马克思共产主义以及基督教的福音运动等便广泛流行开来，承担起了对当时整个下层社会的心理补偿功能。当然，由于人类历史的长期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不同人群起心理补偿作用的种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其自身的科学性也不断提高。当然更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对于1840年之后的受尽内外苦难的中华民族来说，共产主义更是起到了其有史以来的最大的心理补偿作用(及外在指导作用)，并导致中华文明底层的广大贫苦农民的毅然奋起，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后需要指出的两点是，一方面,能满足人们强烈的心理补偿诉求的方式不只一种。例如，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满足人们反抗的心理诉求方面起作用（人们之所以受苦受难是因为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所以要消灭地主、资本家），而佛教则主要是从满足人们逃避的心理诉求方面起作用（人们之所以受苦受难是因为有欲望，所以必须消除自己的欲望），等等。另一方面，凡在历史上起到了强大的心理补偿作用的理论体系，其之所以能具有这种补偿或补救功能，原因主要不在于该理论体系本身是否科学，是否具有最大限度的真理性，而仅在于该理论所得出的最终结论，所提出的最终解决办法，是否恰恰能满足当时困境中的人们的心理补偿诉求。也就是说，不管一个理论自身是不是科学，只要它能满足社会上人们的心理补偿诉求，它就会逐渐流行开来，并最终占到上风。当然，从这里我们可以直接得到的推论就是，无论科学已经多么发展了，只要在社会上还存在着诸多不完善、不尽人意的地方，只要人们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心理补偿需求，那么，能满足各种心理补偿需求的各种理论体系就会存在，无论其本身是多么的不科学或者荒谬。
只有当人们的安全需求和生理需求逐渐得到了满足，从而心理补偿诉求大大下降之时，那些曾满足过人们巨大心理补偿诉求的各种理论体系本身也就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或仍留在舞台上，仅起一种象征性的作用），或最终融入风俗系统，甚或融入行政系统、市场系统，从而发挥其另一种社会功能。例如，当代西方的基督教融入了伦理风俗系统，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融入了行政系统。但也有另外一种特殊情况，由于某种特殊的历史机缘，原来主要起补偿作用的理念系统，逐渐转化成了一种主要起指导作用的理念系统，并且兼具了某种实际的社会组织功能。如古代印度的婆罗门教（印度教），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公元8世纪之后的伊斯兰教，以及当代的红色高棉式的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