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理念系统的状态及其影响因素
在文明社会中，一般来说，理念系统往往呈现出三种主要的状态。第一种状态是，在整个理念系统中，存在着大致势均力敌的众多理论体系，例如有几十种甚至几百种理论体系存在。第二种状态为，在整个理念系统中，存在着几种主要的理论体系，而其它的所有弱小的理论都处于从属的地位。第三种状态是，在整个理念系统中，存在一种强势的理论体系，它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其它所有的理论体系都处于配角地位。
显然，如果整个理念系统处于第一种状态中，那么，这个理念系统的整体就是十分分散的，力量并不强大。如果理念系统处于第二种状态下，则理念系统的力量比较适中，既不十分强大，也不十分弱小。而在第三种状态下，整个理念系统的力量就是集中的，因而力量就十分强大。而从理念系统内部各定律、法则的均衡角度来考察，则显然，第二种状态的理念系统较理想。因为第一种状态的理念系统选择起来较难，成本太高，甚至让人无所适从；而第三种状态则有悖于多项备选的定律。
那么，在一个存在着众多理论体系的理念系统中，某个理论体系是否强大，是否能占据主导地位，又取决于什么呢？
简单来说，一个理论体系是否有力量，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取决于该理论体系自身的特点，即，该理论体系所能解释的已知现象是多是少，所预测的成功率是大是小；其理论体系本身是简单还是复杂，容易明白还是不容易明白。（注：至于某个理论的真理性是多还是少，在人类文明社会的早期并不起主要作用。）这一点不难理解。如果一个理论体系自身就漏洞百出，前后矛盾，不符合人们基本的思维习惯和思维逻辑；或者它所预测的事实总也出现不了，根据它来指导行动总是导致灾难，那么，自然，这样的理论就无法强大起来，甚至无法长期存在下去，更不用说要在整个理念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了。同样，如果一个理论虽然本身是正确的，但其表述得过于复杂深奥，令人看不明白，那么，这个理论无论多么正确，它也是发挥不了强大作用的。
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方面是，某个理论体系是否有巨大的力量，能否对人们产生巨大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该理论体系所解释的现象、所回答的问题、所预测的未来、所提出的指导建议，是否恰好满足了绝大多数人当时的需求。如果某个理论体系恰恰迎合了当时人们的普遍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那么，即使其本身有一定的缺陷，人们也不会去注意，更不会去计较。而如果某个理论体系本身完美无缺，甚或就是百分之百的真理，但如果它不能满足人们眼下的即时紧迫需求，甚至恰好和人们当下的紧迫需求相矛盾，那么它在当时也不能发展壮大起来，更谈不上能在当时具有多大的力量了（我们可以回忆一下阶序选择原理）。例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就符合了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俄国和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绝大多数人的需求，因而具有了压倒一切的力量。再比如，凯恩斯的理论符合了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时美国大多数人的需求，而纳粹的理论则符合了二三十年代德国大多数人的需求，因而都具有了强大的力量。
最后，某个理论体系所具有或所能利用的传播手段（传媒工具）如何，也会对它的发展扩散产生巨大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到它对人们产生的力量。[注⑥]。显而易见，无论一个理论体系看上去多么正确、多么通俗易懂，也无论它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恰恰满足了人们当时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但只要这个理论体系没有传播的手段，不具备传媒工具，那么这个理论体系也只能“养在深闺人未识”，无法在社会上产生强大的实际力量。与此相反，如果某个理论体系本身很糟，也未能完全满足人们当前的需求，但只要它掌握了强大的传播手段（舆论工具），甚至能把谎言重复一千遍，那么它就能产生强大的力量。例如德国纳粹时期的种族主义理论以及中国“文革”四人帮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当然，如果某个理论体系和其它理论体系同样出色，同时它又受到了在社会中占强势地位的某个社会组织系统（行政、市场或风俗系统）在传播手段上的大力支持，那么它就必然会成为在理念系统中占据超强势地位的理论体系。进一步地，一个在世界诸文明中占据强势地位的文明，该文明理念系统中的强势理论也将在世界诸多理念系统中占据强势地位，成为权力话语，因为它有着比其它弱小文明强大得多的传播手段（甚至它的语言也将成为强势语言，例如英语）。再回想一下，我们曾说过“多元并存”和“控制传播”这两条理念规则的具体实现，实际上都是通过对传媒工具加以控制和操纵来进行的。因为某个理论是否是真理，是否满足了人们当下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这两点是不易控制的，但物质性的传媒手段是完全可以实际有效控制的。
 
下面我们来考察一下理念系统在整个文明社会中的影响力。除了本节开头我们所说的理念系统的力量由理念系统自身的状态（分散还是统一）所决定之外，实际上还有许多外在的因素也能严重地影响到整个理念系统在社会中的力量。
例如，我们假设某个理念系统自身近乎是统一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理念系统中存在着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体系），那么如果这个具有单一理论体系的理念系统和某个行政系统结合起来，变成为意识形态，或者干脆某个具有单一理论体系的理念系统由于某种机缘，其自身就以准行政的方式组织起来，一身而兼二任，其力量自然就加倍强大（如中国古代和行政系统结合在一起的儒家学说、西方中世纪时准行政化的基督教教会组织、伊斯兰教崛起时的军事—宗教集团、近代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各种共产党武装组织）。再比如，如果某个具有单一理论体系的理念系统在其宣教传播时，配合以种种神秘的仪式、种种独特的程序，且这些仪式和程序的繁简程度十分恰当（过简不利对人产生影响，过繁则使人不堪重负），或者干脆更进一步，该单一理念系统直接或间接地与风俗传统结合在一起、变成为宗教，或变成为人们新的风俗传统的一部分，那么这个理念系统就能对人产生更其巨大的力量。例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均是一身而兼理念系统和风俗系统这两任，从而形成强大的力量。当然，如果某个单一理念系统恰好符合了当时整个市场系统的发展需求，从而在钱财方面能得到大量的支持，使其具有了更多的研究经费和传播手段，那么它的力量无疑也会立即倍增（应用科学往往比纯科学，例如哲学和理论数学，在社会上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其道理就在这里）。最后，如果构成单一理念系统的那个单一理论体系本身就是真理，同时又恰好能满足人们的当时所需，其自身又具有强大的传播手段，那么这个单一的（统一的）理念系统的力量就几乎是战无不胜的了。
    最后，尤其在中早期的文明社会，许多偶然的因素也在强烈地影响着整个理念系统或理念系统中某一理论派别的力量。例如在中国的商朝中期，负责占卜预测的术士势力（准理念系统）很强。但有一次当武丁准备征伐土方和鬼方时，术士们占卜后的回答是否定的（“师有祸”）。可是武丁最终没有听从，而是坚决地进行了对土方和鬼方的战争，并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我们可以想象到当时，做出占卜预测的术士们将多么丢面子，其地位和影响力也将一落千丈。同样可以想象出，如果武丁战败了，那么他的威望及整个行政系统的影响力将急剧下降，而术士们的影响力（准理念系统）将大增。总之，这场战争的胜负的偶然因素（我们知道，战争的胜负偶然性极大）决定了理念系统今后在社会中的强弱与否。再比如，巴黎公社和苏联的十月革命均因偶然的机缘（普法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靠城市暴动而取得或暂时或永久的胜利，于是依靠工人阶级在主要城市发动起义夺取政权的理论就取得了强势的地位，以致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走了许多年的弯路才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这个理论在中国行不通，从而改变做法，最终走上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