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曹思源来美国，曾在我家小住。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大多是一些历史问题。


曹思源1989年做的事，影响远远超过他自己的想像。1988年推破产法，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居然人大就通过了。“六四”前他推动人大举行紧急会议，其影响更大，远非广场上那些人——王丹、吾尔开希——可比。


1989年6月4日，坦克开进了长安街，历史倒退到1898年戊戌变法那一天。25年後，回顾历史，我们在邓小平身上看到一个垂帘听政的老人，关键时刻扼杀了自己发动的政治改革；在赵紫阳身上看到一个儿皇帝，略动过取而代之的心思，最後被囚禁终身；在死难青年学子身上看到当年戊戌“六君子”的风采；而那些逃亡海外的人，说句不恭敬的话，有一点康梁的影子，拿着衣带诏沽名钓誉，骗吃骗喝——大家知道我指的是谁。

“六四”开枪前，四个人被秘密逮捕，他们的命运给我们提供了观察“六四”的另一视角。这四个人在座的都认识，他们是鲍彤，曹思源，高瑜，何维凌。

逮捕鲍彤，是因为他是赵紫阳的大秘兼前敌总指挥，从“五四”的讲话，“5?16讲话”，“5?17辞职信”，“5?19三所一会的声明”，鲍彤都直接卷入。

为什麽抓曹思源？因为他积极促成召开紧急人大！李鹏日记显示，曹的动议犯了大忌。动议有56名常委签字，远远超过法定人数。人大一旦召开，李鹏下台、结束老人政治将成为不可避免的议题。人大11个副委员长中，有6个副委员长签了名！李鹏担心的是，人大可以罢免政府，而政府却不能罢免人大。邓小平知道，赵紫阳与万里是好朋友，第一副委员长习仲勋在胡耀邦下台时就曾对老人政治不满。更重要的是，万里出国前，赵两次跟他谈话；出国後赵又两次要打电报让他提前归国。第一次是19号，赵向政治局要求万里紧急回国，被政治局否决；第二次是21号，赵私下要温家宝打电报，温家宝没执行，把他告到官里。就这样，曹思源无意中成为赵紫阳计划的主要推手。

逮捕高瑜，是因为5月19日宣布戒严，21日高瑜和罗点点就找了七位退休上将，联名上书反对军队进城。此外，上将王平也单独上书，反对戒严。

抓何维凌，是因为他长期奔走於中美之间，促成了体改委与索罗斯基金会的合作。美国之音5月11日广播，说邓要退休，在中国，一个时代已经结束，“4?27”大游行是转折点，赵在斗争中占了上风。开枪前夕，索罗斯私人代表梁恒在电话上告诉陈一谘：“年轻的中国空军正在轰炸邓小平的家”。据索罗斯回忆，抓何维凌是为了做成一个赵紫阳与CIA勾结的国际大案。这一指控今天看似荒唐，但当时却很正常：邓完全可能相信，赵紫阳身後就是美国政府。

回顾以上四人的角色命运，不难理解邓小平开枪的决定。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邓，看到（听到）满街“打倒邓小平”的标语口号，失控的人大，异动的军人，再加上对美国的不信任和恐惧，过度反应恐怕是唯一反应。

事後知道，除鲍彤外，曹思源、高瑜、何维凌三人在“六四”中的作为，都是“自选动作”，虽可能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赵的意愿，但绝非受命而为。三人与赵没有联系，充其量只是幕僚的幕僚。他们若有过激行为或愚蠢举动，本不该由赵负责。但历史本身就是一系列误判的产物，不可能恩怨分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在戊戌变法时阴谋策反袁世凯，围颐和园，光绪也不知情，但慈禧仍旧囚禁了光绪。

正如一位深深卷入天安门事件的学者所说，能上“六四”通缉令的都是小人物，替罪羊。开枪之後，陈一谘、万润南、王丹被通缉，不是因为他们重要，是因为政治需要。不通缉他们，难道能通缉那六位要求召开紧急人大、罢免李鹏的人大副委员长吗？能通缉那七位反对戒严的解放军上将吗？能通缉索罗斯和美国政府吗？

“5·16讲话”是赵紫阳的最後一搏。总司令发令，严家祺打响了第一枪。5月17日，严发表檄文，谴责邓小平垂帘听政，是一个“老朽的独裁者”；5月19日，陈一谘等人发表《关於时局的六点声明》，呼吁“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由全国人民共同作出判断和决策”；同一天，六位人大副委员长提出召开紧急人大；两天後，七位上将联名写信，要求“人民军队决不能向人民开枪；军队不要进城”，一天後，5月22日，工商界人士万润南站出来，请邓小平“光荣退休”，赵紫阳出来收拾局面。

赵紫阳应该知道，“5·16讲话”意味着什麽。所有其它站出来支持赵的人也应该知道，他们的表态意味着什麽。“5·17声明”写道：“清王朝已经灭亡76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个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至少，严家祺是豁出去了。

前一天还作为国家元首接见戈尔巴乔夫，第二天就辞职，其间的变化未免太快。赵紫阳和邓小平5月17日的决裂，令人联想起鲁迅与弟弟周作人绝交的一幕：昨天还其乐融融在一个屋檐下吃饭，今天突然就搬出八道湾，终身不再来往。除非另有隐情，否则，就算不同意邓小平的戒严决定，赵也没有必要辞职。
在他的余生中，赵紫阳反覆解释：邓小平误解了他的“5?16讲话”，他之所以公布邓在党内的决策地位，是为了维护邓的威望。问题是，不光邓误解了赵的好意，严家祺、陈一谘、万润南、六位副委员长、七位解放军上将、广场上的学生、海外华侨，乃至全世界都误解了赵的好意。这的确是个天大的误会。要麽赵紫阳在说谎，要麽天下人都是白痴！

“民主立宪”是否靠谱？

我和曹思源聊的另外一个题目是宪政。他说：以前我叫“曹破产”，现在我叫“曹宪法”、“曹修宪”。他相信“民主立宪”，我主张“党主立宪”，我们之间有一个很长的讨论。我说，“党主立宪”历史上没有先例，是不靠谱，一个独裁党怎麽可能去立宪呢？但“民主立宪”更不靠谱：它的前提是共产党下台。要麽你推它下台，要麽你请它下台，你有能力推翻或说服它吗？所以我说“民主立宪”更不靠谱，更难实行。

後来我带他到阮铭家去看老先生，他们俩居然也有一面之交，曹思源是1982年调入中央党校的，阮铭那一年被党校开除，他们俩是在同一个支部。

2003年青岛会议後，曹思源一直不能出国，去年是他十年来第一次出国。他热衷修宪，说只要不杀头，就一定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从宪法中删去。我告诉他，其实邓小平在1989年初就有修宪的想法，说“四个坚持”站不住，迟早要从宪法中拿去。知道邓小平的想法，後来胡乔木也开始说同样的话。如果不是“六四”，宪法中也许已经没有“专政”和“四个坚持”条款了。（ 选自明镜出版社 《中国新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