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烈的抗美援朝战争整整进行了二年多时间。在付出巨大牺牲的同时，中朝人民终于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迫使美帝国主义及李承晚集团在朝鲜三·八线上的板门店谈判……

　　在这次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有２万多人被俘，其中，有１４０００多人被裹胁到台湾，有６６７３人返回了祖国大陆。在所有２万多名战俘中，只有极少数成了背叛祖国的败类，而绝大多数，保持住了红色战士的本色。而他们的心灵却多了一重被敌人绑缚蹂躏侮辱的痛苦……

　　当他们归来，扑向祖国母亲怀抱的时候，人们，是该安抚他们受伤的心还是往他们受伤的心上撒盐粉呢？

　　　　政策，一夜之间翻了脸　　

　　１９５３年下半年，６０００多名志愿军归俘人员陆续回国了。

　　他们被集中到辽宁省昌图县。这里组成了一个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管理处。最初的日子是火红的。首长的接见，慰问团的演出，女学生的献花……还有那些粗糙的却十分珍贵的纪念章，还有那热闹的杀猪宰羊。总政治部制定和下达了对归来人员实行“热情关怀，耐心教育，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排”的方针。归管处的同志们对他们说你们在这里休息，学习一段，很快就会分配工作。他们为逝去的岁月而激动，为自己“贡献”太少而不安，为辉煌的未来而兴奋。他们常常含着微笑睡去又带着微笑迎接黎明。

　　可是，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一切都消失了。据说“上面”有了新的“指示”，说归管处报上去的对他们处理的“样板”材料挨批了，说归管处“右倾”……于是，归管处的大门关上了。他们开始学习。学习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标准，学习刘胡兰、赵一曼……学习革命军人的气节……然后开始“控诉交待”。归管处的同志讲了几句使他们莫名其妙的话：“你们的功劳祖国人民早就知道了，现在是你们向祖国人民讲清问题的时候了。”于是，当年在集中营中带头英勇斗争的共产党员带头交待，他们和那些死去的英雄们比，和共产党员的标准比，严格检查自己，从被俘时为什么没有“以死尽忠”、讲到“抽了敌人的烟，就是向敌人投降”。……

　　他们讲得痛哭流涕、声泪俱下，“交待”一次，又“交待”一次，“自我上纲”越来越高，甚至使用了“假设”--“假如，再关上我１０年，也可能……”他们虔诚地涂抹着自己越来越黑的形象，直到最后，连自己都为自己“塑造”的形象吓呆了。这不是叛徒吗？这不是叛国投敌吗？

　　接下来是“互相帮助”。在别人的“启发诱导”下，所有当过“俘虏兵”的不分情由，一律成了“为敌服务”；暴露自己姓名、部队番号的一律成了“泄露军事秘密”。集中营内的英勇斗争，似乎并不存在，几乎所有的人都有“叛变性行为”……

　　而这些就成了定罪的依据，有的被开除了军籍，有的共产党员被开除了党籍，有的共青团员被开除了团籍……

　　尽管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这些归俘中的大多数人还是相当愉快地离开了归管处，踏上了返乡的道路。应该说，走出归管处的大门时，他们的想法是天真的，纯洁的……

　　无情的历史镜头　　

　　先看看志愿军某团副参谋长魏林从“归管处”出来后的命运吧。应该说，在６０００多名归国战俘中，他的命运算是最好的了。

　　魏林出生在中国革命根据地延安附近。父亲是赤卫队长和农会主席。魏林１１岁就当上了儿童团长，１９３５年８月参加了红军。从此跟着部队南征北战，在朝鲜战场上，他英勇杀敌，在战俘营里，他领导战俘坚决与敌人斗争……遣返回国后，他被“开除党藉”，于１９５４年转业到本溪矿务局任副科长。

　　刚到矿务局的那些日子里，魏林苦闷极了。他很少说话。他住在办公室里，节假日常常提着矿灯，下到矿井里去干活，空闲下来，他就坐下来……常常一个人在流泪。

　　这个曾经有过十几年党龄的老党员，一次接一次地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党支部书记对他说：“你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正和上级联系。”魏林一声不吭，又提着矿灯下井，又照样一封封地写汇报和申请……党员们被感动了，他们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叛徒”。党组织两次决定吸收他“重新入党”，上级党委却两次否定了基层党支部通过的魏林重新入党的决定，原因是不言自明的。直到１９８０年，魏林才被恢复了党籍。

　　在山西省新绛县的乡间小路上，走着集中营中“共产主义团结会”常委马兴旺，他满身尘土，一脸愁云。他的身后跟着衰弱已极的妻子和哭天号地的两个幼小的孩子。马兴旺转业后，努力工作，曾被提升为石油部某研究所机修厂厂长。１９５８年，他因为“历史问题”被打成“右派”，全家被遣返回山西老家……

　　在北京密云水库的工地上，押来一队劳改犯人，中间走着集中营的对敌总翻译张泽石，他因为在１９５９年和当年的战友姜瑞溥等人一起上书，为６０００名战俘的遭遇鸣不平，被打成“右派集团”，关进了铁牢，真诚相恋的女友也被迫离异……

　　这是一页我们谁也无法回避的历史。在那个功与过、是与非颠倒的年代里，人们看到的是一架倾斜的历史天平。

　　他在希望的春天里死去　　

　　１９８２年迟到的春天。在四川省某县城住着一位饱经岁月风雨折磨的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李正文。一天下午，两位穿军装的青年干部走进了这间落满灰尘的小屋。他俩是县武装部的同志，是为落实党中央关于为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复查的文件精神，专程为李正文落实党的政策而来。赶巧，李正文不在家，年轻的军官请李正文邻居转告李正文：请他回来时立即写份自传，尽快到武装部来谈一谈。

　　晚上，在某川剧团拉胡琴的李正文回到了家。这个当年英姿飒爽的志愿军某部文工团员，已经衰老得不像样子，白发，皱纹……一切表现人类生理上行将“期满”的征兆在他脸上都能看到，而他只是刚刚度过５０岁的生日。
３０年前，他作为一个“归俘”踏上了他在集中营里准备为之流尽鲜血的故乡的土地。迎接他的，没有鲜花，没有欢乐。作为一个俘虏，他从未奢望过这些，他只是想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为这块土地奋斗过的公民，把自己问心无愧的汗水洒在故乡的土地上。可是，他的这种最起码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一切都因为他是“战俘”。他的档案被存放在公安局“内部控制”，历次政治运动的阵阵旋风，把他卷起来、抛下去。“叛国投敌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叛徒”、“特务”……这些帽子他都戴过。

　　这天晚上，他听到邻居转告的两位军人的话，他噤若寒蝉：怎么，又要折腾他的战俘问题了？他一夜没睡，辗转反侧思前想后，往日的苦难像恶魔一样又呈现在眼前……往日不堪回首哪！现在，他们又来了……能有什么好事！而自己已风烛残年，能有几年活头？难道再被他们揪出来示众侮辱吗？……终于他下定了死的决心，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５０岁的生命！告别了他在集中营里日思夜想的故乡。

　　李正文自杀的噩耗传来，武装部的同志感到十分不安。他们是来做一件好事的，没想到却引出了这样一幕悲剧。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志愿军被俘人员在敌集中营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但是人们不知道的是他们中很多人回国后的坎坷经历和令人心酸的遭遇。贺明将军通过调查，在他的《忠诚—志愿军战俘归来人员的坎坷经历》（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版）一书中以大量的事实向我们披露了这段历史及他们的经历。

　　初到归管处归来人员回到祖国第一个落脚地点，是辽宁省北部昌图县的金家镇。奉命接管这６０００余归来人员的组织，叫“归来人员管理处”（简称“归管处”），是总部委托东北军区（即现沈阳军区）组建并代管的。

　　初到归管处的３个月，主要是恢复体力医治创伤和熟悉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现状。归来者在归管处的很长一段时间是进行整训。整训的主要内容，是对被俘人员的政治审查和根据审查的结果进行分别处理。这是“归管处”和“教导团”组建的最主要的任务和目的。政审从１９５３年１１月中旬动员开始，到次年的８月，最后结论处理完毕，共用了近一年的时间。经历了：动员教育；检查交代；作出结论和安置处理四个阶段。

　　原五四○团文化教员赵国玺在《日记》里记述了所传达讲解的毛主席２０字方针如下：

　　热情关怀——党和祖国人民，各级领导并没有忘记被俘的同志们，在谈判中首先是这个问题，深知大家受的迫害和摧残。因此，归来后，在物质上照顾，精神上安慰。总之，是热情的，温暖的。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贯彻党的政策，关怀照顾，表扬好的，批评差的。耐心教育——提高思想，关心前途。前途是光明的。被俘主观客观都有原因，不能埋怨、悲观、怀疑。领导上是相信的，是会妥善处理的，帮助卸下包袱。敌人的欺骗宣传教育影响是深刻的，肃清这些影响，提高觉悟水平。领导上是认真的，切实负责的，希望大家互相帮助，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不能急躁，应付；应相信政策，端正态度，积极解决自己的问题。

　　弄清问题——被俘情节，被俘后情形，原部队和旁证证实，群众通过，组织鉴定，主要靠自己。要有一定时间，不急躁。功绩不会抹杀，问题交代了轻快，顾虑隐瞒没有好处。慎重处理——这里指的是对军籍、党籍问题，病残问题。根据错误性质包括投敌、叛变，以及刺字等实际情况的处理上要慎重、适当。

　　要全面地看问题。对斗争功绩是承认的，出色的要表扬；认识模糊、动摇，犯过轻微罪过，但对敌斗争坚决，回国后学习积极，已经觉悟，组织是谅解的；犯过错误或罪过的更应安心学习；罪责个人要担负，根源在于美帝。只要觉悟，认识过错，相信组织，学习积极，党是从宽处理的。

　　妥善安置——每个人的工作前途，组织是关心的负责的，组织将会根据个人的情况，妥善安置。单纯考虑自己问题，表现急躁、悲观、顾虑、怀疑，是不对的，应该相信组织。大家听了这２０字方针后，心情是坦然平静的，等于吃了“定心丸”或“镇静剂”，大家打心眼里欢迎、拥护，愿同归管处领导一起认真贯彻落实下去。

　　１１月１８日宏政委在全团军人大会上又进一步动员。着重讲“为什么要交代？”他说道：“组织上一定要把问题弄清”，才能“慎重处理和妥善安置”。“敌人的摧残、迫害、欺骗宣传，同志们的坚持斗争，坚定不移，少数同志一度动摇，都应很好的作个交代，好的承认，表扬；有过错的，领导上帮助卸下包袱。”“在座的同志大多数斗争比较坚决，回国学习积极，作了很多工作，领导上是信任的，不要急躁，先卸包袱。”“交代问题，要打消顾虑，消除对党的误解，正确认识党的政策，端正自己的思想态度，应积极、主动、自觉的讲清问题。交代时要忠诚老实，实事求是，不扩大不缩小。交代中所提疑问，我们要认真、虚心耐心的探讨，对别人应热情关怀、帮助。”大家对宏政委“为什么要交代”的动员，也是舒畅坦然的。认为，这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实事求是的，所以特别入耳，特别赞成，记得也最牢。

　　交代什么？怎样交代等问题，１１月２０日，二团三营邵教导员接着就被俘前后情绪思想活动，在战俘营受审讯受迫害，当时的表现、证明以及参加对敌斗争的情况等作了进一步动员。邵教导员所讲的交代内容，是很系统全面的，主要是失节、失密方面的问题，同时也列入了“参加过或领导过什么斗争、立过什么功”等内容，这是符合党在处理一切复杂问题时所一贯遵循的客观、全面、实事求是的原则。

　　面对祖国我说些什么

　　追悼大会之后，很快进入交代问题阶段，是在政审动员、爱国主义教育、气节教育、诉苦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的。从１９５４年１月６日开始至２月底结束。具体过程是：第一步，本人按提纲写出要点；第二步，在班务会上作检查交代，大家讨论补充纠正。这叫面对面。此外，还发动本连以至全团，凡了解情况的，都提出补充或揭发意见。这叫背靠背。第三步，在本班通过后，交连支部，再逐级上交，审查批准。

　　对于交代，人们都下定了决心，许多同志表示：“哪怕杀头也行，没有顾虑。”为了搞好交代，有的团营领导还适时地进行一些小动员、小试点。关于开始交代的情形，原五三八团连指导员、战俘营分委书记南阳珍回忆道：“开始交代时，搞了一些示范。我们连是自我检查，按交代提纲上所列的内容，一个一个的交代。示范完了之后，每个人在本班交代。

　　不少人对被俘与投降的概念分不清，不少人认为，被俘时没有负伤，被俘时没有反抗，举起手的都是属于投降行为。大部分同志都交代说：‘贪生怕死，被俘投降’，给自己上纲上线的相当普遍。许多同志对照‘军人气节’、《党员八条标准》、《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都觉得自己差得远。”“也有一些头脑打转转的同志，在写交代材料时问我（这时我兼该连副连长）说：‘在战俘营的对敌斗争算不算？’我反映到连领导后，是这样回答的：‘现在是交代问题的时候，不是表功的时候，不要写……’”在那一段里，人们的思想斗争很激烈，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到处是唉声叹气，领导上也怕发生意外，便传下指示说：“不管处理的结果怎样，只要交代了作了结论，就算清楚了。如果逃跑了没有作出结论，也没有证明人，就可能是叛徒或混回国内的特务……”关于这一段，李炽在给我的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其实我早就想到应该把被俘后的情况及经过，实事求是地向组织交代清楚。我写了一份交代材料，可指导员看了后不大满意，说：“你还要仔细想想，应该提高认识，深挖细找。黄元树不是你们的同学吗？他参加团里的试点学习，自己主动交代，还是‘投降’的呢！他态度很好，很老实，大家应该向他学习！”后来我“深挖”了好几天，始终交代不出新的问题，于是连里对我产生怀疑，撤销了我的班长职务。连长、指导员都找我谈话，反复向我告诫说：“你们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提高认识，仔细想想自己的错误，至于你们在战俘营的斗争，组织上已经知道了，就不必说了。”还说：“有些问题要重新认识，过去认为不是错误的，其实本来就是错误的，对错误一点不能姑息。自己不说，组织上也知道，现在需要的是老实态度，也是组织考验一个人忠诚的着眼点。”正在这时，归管处发下一个文件，让大家反复学习，其中有一句话，至今我还记得，那句话是“共产党员是不能被俘的。”我想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可我在战俘营内参加党的地下组织，我还是“共团会”的分委成员之一，那时都按共产党员的标准参加的，现在交代问题也应该按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我再一次和大家一起冥思苦想，搜肠刮肚地寻自己的“错误”；努力提高自己的“认识”。比如：被审讯时说了敌人已经知道的部队番号，就是“暴露了军事秘密”；虽失去抵抗力而被敌人抓去，就是“屈服”；以灰色隐蔽的方式和敌人斗争，就是“委曲求全”、“投机妥协”。还说，被俘本身就是“丧失气节”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归管处领导意图，才是“忠于党”、“忠于组织”；才算是“提高了”自己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