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阿瑟对日本的改造

在我们对日本政体做出任何实质性改造之前，还必须对该国的根本大法——宪法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日本的政局可谓陷入绝境，其明治时代的旧宪法由于战争的结果而遭到肆意曲解，饱受舆论抨击。因此，为了维持日本自治政府的结构，制定一部新的宪章已经刻不容缓。只有外来军事管制政府和自治文官政府两条路可走。许多盟国都强烈要求采取前者，同时还提出了许多旨在让日本民族分崩离析的激进观念。

单纯地鼓励民主是不够的，而是要确保民主得以发展。在旧宪制框架内，政府是一个从天皇自上到下一脉相承的结构，他通过其授权的官员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本质上是世袭独裁制，要求所有在世的民众都俯首听命。在此情况下，日本人民没有任何成文或不成文的基本权利。他们从未接触过自己能够享有这些天赋人权的观点，因此许多世纪以来都完全不知道拥有这些意味着什么。鉴于他们即将获得的是其从未体验过的事物，起草并通过一部新宪法的工作有可能比其他情况要顺利。

我在为修改明治宪法而努力的同时强调，我们认为民主政体对于新日本不可或缺，而只有通过一份白纸黑字、清晰易懂的权利宣言才能确保这样一个社会得以实现。不过我并未强推一部美国版的日本宪法，进而命令日本人采纳。修宪必须由他们自行完成，不得强制实施。

实际的修宪工作于1945年10月开始，由币原首相专门任命的一个委员会负责。委员会主席是内阁成员松本烝治（Joji Matsumoto）博士，成员皆为政界知名领袖。这个名为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的机构几乎甫一成立便立即开始收到日本普通民众的意见，人们发表社论、寄来信件，甚至还致电委员会成员。由于日本已经废除了审查制度，人们因此得以在街头巷尾、报纸和家中对新宪法热议激辩，甚至连共产党也带着几分兴致加入其中。对于应当载入新宪法的内容，人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并且毫不犹豫地加以阐述。

我和我的参谋们都没有参与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的具体议程。由于这种不干预的态度，我并不清楚委员会的所有情况。工作开展了三个月后，我才得知委员会分成了两派 ：一派主张采用极端自由的宪法，另一派则希望尽量不做改动。不过委员会整体反映的却是其主席松本博士的意愿。我这才发现此人极端反动，并且用铁腕手段主持宪法审议工作。当新宪法的第一份草案于1946年1月提交时，我们才发现那不过是重新措辞后的明治宪法而已。天皇的权力只字未删，仅仅从“神圣不可侵犯”变成了“至高无上、不可侵犯”。新宪法非但没有引入权利法案，反倒把为数不多的现有权利取消了一部分。这是通过让相关法条从属于成文法来实现的。比如新宪法给予宗教自由，“除非法律另行规定”。其实质就是让过去的军国主义者或公职人员重掌国会，然后取消一切宪法赋予的权利。也就是说经过三个月的审议，宪法根本毫无变化——或许变得更糟了。

这样一来，我便面临着时间的问题。早前在我的建议下，立法机构已经修改了选举法，给予那些曾经被剥夺选举权的人相关权利。新选举法生效后，政府宣布 1946年4月10日举行大选。我原指望新宪法在那之前能够完成，并且投票采取公投形式。然而按照松本博士的工作成果，民众表决的实质就成了保留旧宪法还是采纳一部大同小异的宪法了。

因此我指示参谋人员向日本人提供帮助和建议，以制定一部可接受的宪法草案。首相在这一最后关头的筹备工作中表现出了相当大的积极性和干劲。草案被呈交天皇审阅，他立即表示赞同称 ：“此等原则实乃日本民生与重建之基。”这是一番值得钦佩的表态，因为正是这些原则将剥夺皇权，并将其本人和家族最大的一部分财产移交给国家。

3月6日，我对焦急等待的民众说 ：“今天我怀着深深的满足感宣布，天皇和日本政府决定向日本人民提交一部开明的新宪法，它已得到我的充分认可。”

现在的任务便是确保日本民众有机会阅读并评估新宪法了。该文件被分发到全国各地后，接受了为期一个月的热议。各个阶层都提交了做出小幅改动的意见，但总体而言，民众都衷心喜爱并赞同这部宪法。不出所料，只有共产党表示反对。政府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教育计划，通过报纸和广播对要点一一解释，并回答提问。4月大选完全符合我的期望，是一场真正的公民投票。在国会中，那些公开表示采纳新宪法的人占到了明显多数。新宪法没有立即得到通过。国会议员们以一种或许可以称为日本新时代精神的干劲用整个夏天的时间详细研究各项细则。当草案最终于 8 月在下院通过时，虽然基本原则没有动摇，但具体内容已经得到了大量改进。9月，上院也通过了宪法草案。 11月3日，天皇宣布该法成为该国正式宪法。1947年5月，新宪法正式生效。我们可以看到，自新宪法相关工作启动以来已经过去了超过一年半的时间，期间该文件一直在接受日本民众的仔细评议。据我所知，还没有类似的重要文件得到过如此广泛的关注和如此公开的辩论，连我国的宪法也不例外。

日本的新宪法确实是对明治旧宪法的修正。我认为借助这一工具将能确保一种连续性，而连续性对于日本具有重要意义。这部宪法集多国宪法之精华，无疑是历史上最自由的宪法。天皇从一个专制君主转变为立宪君主，成为“日本国的象征和国民整体的象征”。国家的最高权力如今归国会所有。日本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享有权利法案提供的保障和庇护。同我国一样，日本的政府机构之间存在分权制衡。法院从司法部独立出来后，前政府的一大弊病终于得以终结。新日本设有一个最高法院，同时所有其他法院都获准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制定自己的议事规则，并且能提出各自的独立预算供国会批准。这便消除了立法机构对它们的影响。

新日本的政体是美国行政制度和英国议会制度的结合。日本首相任期四年，但他是从国会下院成员中选举产生的。假如首相在提交国会审议的问题上得不到支持，他将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辞职，让下院选出继任者；要么解散国会，宣布举行新的大选。这一规定使得政府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国会中的任何团体都无法随心所欲地质疑首相的施政工作，因为善变将令他们自己付出重新选举的代价。

新宪法更加重大的一项改进便是关于修宪需要经过全民公投的规定，这是1946年夏天国会公开自由辩论的成果。假如2/3的日本选民认为必须对宪法做出更改，就可以实施修宪。这样一来，人民便能支配自己的宪法，进而最终掌握自己国家的主权。1946年通过的日本宪法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就是，尽管它生效至今已有17年之久，却从未修改过。这充分证明了其最终草案是多么高瞻远瞩、严谨周密。实际上如今日本的大部分政治家都为自己参与过当年的立宪工作，或者致力于让该宪法得到通过而深感自豪。这部宪法很可能是占领期间最重大的一项成就，因为它赋予了日本人民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权利。我敢说，假如占领工作必须听从远东委员会的决议——必须得到手握否决权的苏联首肯——这一切绝不可能实现！

日本新宪法也并非完全无人诟病，但指手画脚的永远是极端分子，而且他们的抨击从来都不是针对宪法本身的不足。

人们经常指责——就连那些本应更加了解实情的人也不例外——“非战”条款是由我亲自下令强加给日本政府的。从下列事实可见这种说法并不正确 ：距松本博士完成新宪法草案还很久的时候，我曾与币原首相有过一次会晤。他感谢我向其提供盘尼西林（这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还是一种新药），帮助他从恶疾中恢复。他于1月24日正午时分来到我的办公室，在为盘尼西林的事谢过我之后，我注意到他似乎有几分尴尬犹豫。于是我问他有何困扰，并告诉他无论倾诉不满还是建言献策，作为首相都可以直言不讳。他回答说，他之所以迟疑不决是因为我的军人身份。我说军人并非像人们有时描绘的那样无动于衷、不知变通，其实他们大多内心深处很有人情味。接着，他便提出了最终宪法应该包含所谓的非战条款。他还希望禁止日本建立军事机构——任何军事机构都不例外。这样做可以实现两点 ：既能剥夺旧军部势力有朝一日夺权的工具，又能让全世界都知道日本不会再度发动战争。他还补充说日本是个穷国，也不可能将大量的经费用于军备，剩余的资源都应用于扶持经济。

我原以为自己多年来见多识广，早已见怪不怪，但这件事却令我完全始料未及。我完全赞同他的意见。我一直认为，战争作为一种解决国与国之间争端的方式已经过时，应该废除。在世的人恐怕鲜有谁像我一样见证过如此之多的战争及战争之害了。作为6场大战的参与者或观察员、历尽20 场战役考验的老兵，以及从数百个战场全身而退的生还者，我几乎同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士兵都并肩作战或殊死对抗过，而我对战争的厌恶随着原子弹的完善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听完我这番肺腑之言，这回轮到币原首相惊讶了。他离开办公室时似乎难抑内心的激动，转身泪流满面地说 ：“现在世人会笑话我们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家，但是百年之后人们会称我们为先知。”

日本宪法的第二章第九条写道 ：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宪法的这一条款招致了一些人的抨击，尤其是那些愤世嫉俗者，他们声称这样的条款违背人类的基本天性。我主张采纳第九条，并为之辩解。我深信这不仅是最符合道德的理念，也是当时盟国对日本最殷切的希望。无论在波茨坦会议上还是之后，盟国都表露了相同的意愿。我得到的命令写道 ：“日本不得拥有陆军、海军、空军、秘密警察机构，不得发展民用航空业。”如今这一切都实现了，然而成就这番功绩的并不是征服日本的大国，而是日本人自己。

同时，宪法第九条并没有禁止日本采取任何必要手段保障自身安全。日本不可能放弃自卫的权利。如果受到攻击，日本将奋起自卫。第九条的目的完全在于消除日本的侵略能力。我在启用宪法的讲话中阐明了这一点，随后又建议组建一支由十个师组成的自卫部队以及相应的海空力量以备不时时之需。

我明确表示 ：

如果世界形势要求全人类挺身而出为人类自由而战，且日本受到近在眼前的威胁，那么日本人也应当在资源许可的范围内组建一支尽可能强大的防卫力量。第九条的确建立在最崇高的道德理念之上，但是无论采取何种诡辩的逻辑也不应将其解读为完全放弃不可剥夺的自卫权，即使遭受无端攻击也不予抵抗。第九条是一个饱受战争之苦的民族掷地有声的承诺，是对国际社会道德必胜以及真正的正义无须诉诸武力的坚定信仰。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只要弱肉强食的强盗行径仍然在国际社会 逍遥法外，仍然以其贪欲和暴力在世界各地摧毁人类自由，那么第九 条的崇高理念在获得普世认同之前必将经历漫长缓慢的过程。但凡事 总得有个首创者。对于饱受战火蹂躏的亚洲，日本当下的贡献在于以 超凡的定力与平和树立了一个榜样，让世人看到了在个体充分享有自 由的情况下和平发展所能取得的进步。如此日本便可在道德层面上给 亚洲种族的命运带来深远的影响。

在 1946年4月10日的大选中，日本许多世纪以来的传统和习俗受到了这个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完全自由选举的挑战。3/4的选民参与了投票，选出466名国会议员。超过1300万日本女性首次登记了自己的选择，而这1300多万的选票也彻底改变了日本的政治局面。即使在现代日本，由现任首相来挑选大部分国会议员人选从而供人们投票确定的做法仍然是惯例，而这些任期结束之后仍然占据席位的人现在都被选举请了出去。对大选的分析显示，只有6名老牌政客获选进入立法机构。如今，农民、教师、医生和工人坐进了一度为律师和实业家专属的议院，他们大多比后者年轻得多。而最值得称赞的是，国会中有38名女性议员。

当然，选举中也不乏趣闻逸事。选举结果公布后的第二天，我接到一位日本立法领袖请求与我会面的来电，对方谈吐不凡，但听来明显心神不安。此人是从哈佛法学院毕业的众多日本留学生之一，他一见面就直奔主题 ：“我很遗憾地告诉您，选举中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阁下，有一个妓女被选进了众议院。”

我问 ：“她得了多少票？”

那人叹口气说 ：“ 25.6 万张。” 

我尽可能严肃地说 ：“那么，这么多选票恐怕不全是靠她那不光彩的职业得来的吧。” 

他突然哈哈大笑地嚷道 ：“你们这些大头兵！”然后就放弃了这个话题。

日本女性很快就把握住了宪法赋予她们的新地位。她们开始进入之前只对男性开放的职业。在随后的五年里，甚至有 2000 名妇女成为警察。她们在各行各业的工会里表现活跃， 150 万妇女加入到了各种工人组织。女性为了立法规定的两性同时同酬而积极争取，并最终取得成功，这在日本历史上还是首次。她们要求休产假的权利同样如愿以偿。在占领之前，日本只在低年级实行男女同校。这一点如今已经得到改观，女性与男性享有同等质量的教育。作为男女平等计划的一部分，关于婚姻、离婚和通奸的法律条文也做了相应的修订。旧式的包办婚姻被禁止，纳妾的陋习也被废除。

在我们占领日本期间取得的所有改革成就之中，最令我感动的一项便是妇女地位的提高。给予女性选举权招来了诸多非议。许多美国人和所谓日本问题专家认为，日本女性受服从丈夫的传统毒害太深，不可能实现政治独立。不过我也不乏支持者。 

占领军当局所做的工作要比单纯的政治改革内容广泛得多。 1945年战争结束时，日本国是一片天下大屈的颓景。城市和工厂化为灰烬，全体国民面临饥荒的威胁。由于战争，日本失去了传统上完全依赖进口的原材料供应和几乎所有的商船队。它既没有销售货物的海外市场，也没有可供运货的商船。日本本土的四岛都无法满足其国民生活所需。日本的可耕地只占国土面积的 16%。该国主粮大米需要大宗进口，然而随着战争的推进，大米的进口被切断了。如今，由于日本的交通运输全盘崩溃，连日本本来就不多的那点儿粮食也无法调运。因此，我最早的举措之一便是安排我军炊事人员帮助喂饱饥民。要不是这样，恐怕会有成千上万人饿死。

要阻止灾难的发生就必须尽快行动。我立即将美国陆军在太平洋地区贮存的 350 万吨军粮调到日本。这一做法对日本人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要我对挪用军方物资供养刚刚战败之敌的行为给出说法。我解释道 ：

一种广为流传的错误观念认为，现代战争的胜利完全取决于战场上的军事胜利。历史已经驳斥了这一谬论，它明确无误地证明，催生战争意志的人性冲动——其危险程度不逊于战争机器——必须被摧毁。暂时的军事挫败不足以消除这种危险的冲动，只有实现精神层面的彻底改造才能在遏止战败一代的同时对今后的世世代代施加主导性的影响。若非如此，胜利便只是暂时的，充其量算是两场战役之间的停火。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诫我们，过去得胜一方的领袖往往沉浸于军事上的胜利，而没有通过消除战争的根源来进一步巩固胜利果实。

军事上的失败使得日本人民成为我们的俘虏，正如巴丹半岛陷落时饥饿的守军成为日军的俘虏一样。盟军战俘在日军手里遭受了种种非人待遇，甚至活活饿死。因此我们审判并处决了罪证确凿的当事军官。敌对状态已经结束，我们在日本人自己狭小的国土上监视他们，却不向他们提供活命所需的食物，倘若双方角色互换，我们还能为自己的那些惩罚行为辩护吗？在这种紧要关头切断日本的救济粮供应将会使无数日本人陷入饥饿——而饥荒正是动乱、无序和暴力之母。要么给我面包，要么给我子弹。

我得到了面包。

我们为日本人提供粮食，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我指示参谋们制订了一个计划，在保持人道的前提下尽快让日本恢复自给能力。我们得重建被炸毁的工厂，让机器恢复生产，让铁路重新运营，还得弄出一支商船队来。我们得让电报、广播和报纸恢复运作。最后，我们还要恢复日本的对外贸易。另外，平衡日本的预算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战争末期，日本的经济变得一团糟，我从未见过比这更糟糕的经济状况。大部分金钱都被投入到战争中，具体数目无人知晓。税负高得惊人，对于某些穷人来说相当于所有家产都被政府没收。战争后期曾经爆发过一次抗税暴动，部分税务员甚至吓得不敢再征一文钱。我们决定推倒重来，为此专门从美国请来税务专家彻底修订税法和征收方式。修改过的税法最终得到通过，并且卓有成效。我还要求日本政府量入为出。日本官民上下对预算拨款反响良好，在我的整个执政过程中，日本的财政政策堪称全世界的典范。而我离开日本的时候，日本的公债还不到 20 万美元。

我在建立自由企业制度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麻烦。数十年来，生产资料和分配都被所谓的财阀（Zaibatsu）垄断着，它们是指日本的大约十个家族，其内部实行某种私人社会主义。财阀把持着日本 90% 的产业。这些大托拉斯被部分解体，引入真正竞争性的自由企业制度。我们并没有无偿没收这些产业中的股份，而是对所有持股人（差不多全是那些大家族的成员）给予了赔偿。最主要的目的是消除他们的影响。

占领军当局还让日本工人首度获得了劳资谈判的权利。这是我开展的第一批改革之一。帝国境内的工人迅速行使了新获得的权利。截至 1947 年，全日本的工会达到 25000 个，成员超过 500 万人。劳工阵线很快分裂成右翼和左翼。劳资纠纷很快以日本特有的形式展现出来。合唱团通过声调减半的形式表达不满。一家铁路工会采取的抗议方式是让日本的所有列车同时鸣笛一分钟。我试图让工人领袖们领会一种精神，即劳工斗争不应仅仅局限于工人的利益和企业的管理方面，大众的利益也同等重要。然而，由于日本共产党从中作梗，我的努力并没有收到全效。

在工人运动方面，我们与共产党产生了纠纷。他们控制了一些工会，并最终发起了一场全国总罢工。我的处境左右为难 ：我不想成为新兴的劳工组织争取权利的阻碍，也不想让罢工成为少数共产党领袖的政治工具，从而危及整个日本经济。为了大局，我不得不动用自己的职权。于是我发布了如下命令 ：

日本目前仍然处于贫穷萧条的境地，总罢工对经济的打击将是致命的。因此我不会容忍它的发生。我已行使作为驻日盟军最高司令的职权，通知并要求那些联合开展总罢工的工会领袖停止煽动此类行径。之所以出此下策是为了防止罢工之类的极端斗争手段对业已岌岌可危的公共福利造成进一步威胁。日本社会在战争、战败和盟军占领的重重限制下艰难支撑，城市已成废墟，工业几近停滞，广大人民食不果腹，仅能维持不被饿死的伙食水平。

一场全国总罢工将令交通运输崩溃，粮食运不到饥民手中，煤运不能维持基本公共设施，仍在运作的少量工业生产也将陷于停顿。罢工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各行各业瘫痪，从而使大部分日本人民面临饥饿的威胁。每个日本家庭——无论什么社会阶层、是否与罢工存在直接利害关系——都难逃罢工带来的可怕后果。更何况为了防止日本发生饥荒，美国人民正在大量调集自己的粮食资源提供救济。参加总罢工的不过是广大日本人民中的一小撮，然而他们将连累大部分人卷入一场灾难，正如刚刚过去的这场战争，将日本领上战争和毁灭道路的正是少数人。

不出所料，日本人民，包括各行各业的工人都领会了我的意思。全国性总罢工没有发生。 

但共产党没有放弃。他们成功地渗透了若干关键的运输工会，这些工会的成员主要属于国有和国营产业。我将此视为对整个政府的潜在威胁，于是建议政府首脑们把这些工人纳入公务员体系。为此还通过了一项法律。这一举动立刻招来了其他国家民众的谴责，我被形容为劳工的敌人。即使在美国政府内部也有人对这项立法持批评态度。我请求美国文官事务委员会（United States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对这个法案进行评估，他们在回函中写道，这项法案“显然要比美国文官制度的章程更开明”。共产党在日本工人运动中的戏份就此结束。
    
我总结了日本当时的经济状况 ：

日本是个骄傲、敏感、勤奋的民族。他们从不要求别人施舍，也从不期望别人的施舍。他们寻求的只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生存权利。日本的选择很少，也很简单。日本要么设法获取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和销售产品的市场，要么就得允许大量人口自愿移民到地球上人口较少的地区。两种选择都要仰仗其他国家的善心和政治运作。若是对方缺乏善意而政治运作又失败的话，日本将被迫铤而走险或走向灭亡。没有人会坐等饿死。

在经济和政治变革的同时，日本也经历了精神层面的恢复。不同于太平洋盆地的邻居们——中国人、马来人和印度人等等——日本民族数百年来一直是战争艺术的学生、武士阶层的崇拜者。他们是太平洋地区天生的战士。日本军队战无不胜的事实使得日本人深信他们的武力天下无敌，因此对武士阶层的力量与智慧的狂热信仰就成了整个日本文明的拱心石。这种狂信不仅渗透到政府的各个机构，还渗透到身体、心理和精神等人生的各个层面。它不光交织在政府的运作中，还进入到日本人的日常工作生活中来。武士道不仅是日本人的精髓，更是其存在之基。

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与全日本人口相比人数甚少的封建领主，除了部分有识之士，其余数百万人都是传统、传说、神话和集体管制的奴隶。战争期间，这数百万人听到的只有捷报。随后突然要面对彻底的战败，他们感觉整个世界在瞬间崩塌。不仅是日本军事力量的崩溃，更是一种信仰的颠覆。他们曾经深信不疑、赖以为生、为之奋斗的一切都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道德、精神和物质层面的虚无。而民主的生活方式填补了这片空白。之前的教育是错误的，之前的领导是失败的，之前的信仰所造成的悲剧赤裸裸地展现在现实中。

一夜之间，一场精神的革命将两千年的历史、传统和传说积淀下来的理论和实践撕得粉碎。对封建领主和武士阶层的崇拜转化成了憎恨和轻蔑，对敌人的憎恨和轻蔑却变成了赞美和敬重。日本人精神层面的变革并不是基于当前需要而矫饰出来的，它代表了世界社会史上一段前所未有的阵痛。显然，基督教并非人类最古老的信仰。尽管我从小就作为基督徒被抚养长大，并且完全遵循着基督的教诲，但我对东方信仰蕴含的基本哲理向来怀有真挚的崇敬之情。基督教与它们之间的差别并没有常人想象的那么大。两者之间不但没有冲突，反而是相辅相成、融会贯通的。我请求向日本派遣传教士，越多越好。

从一开始我就保证，每个日本人都有选择自己信仰的权利。当然我也清楚，只有对古老、落后并且受政府控制和赞助的神道教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真正的宗教自由才能在日本实现。天皇本人即是神道教的大神官，根据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神话信条，其精神能力源自早已成为神灵的祖先。日本人被告知，天皇是神，每个人存在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天皇而死。带领日本走向战争的军国主义者曾利用神道教来帮助自身达成目的，而政府在战后仍在为神道教提供资金。

1945年11月，我指示政府切断对神道教的资金供应，但没有对神道教发动神学理论上的攻势。1946年元旦，在我没有下达任何命令或是提供建议的情况下，天皇颁布了一道诏书，公开否定了自己的神格。天皇的声明如下 ：

朕与尔等国民是在一起的，希望与你们同甘苦、共进退。朕与尔等国民之间的纽带始终由互相之信赖和敬爱所结成，而非单依神话和传说而生 ；也并非基于天皇是现世神，同时日本国民比其他民族优越，进而拥有支配世界之命运这种架空的观念。



麦克阿瑟和裕仁天皇



我立即发表评论 ：“天皇的新年诏书令我十分欣慰，他在日本的民主化过程中起到了带头作用。天皇毅然选择在未来站在自由阵线一边。他的举动展现了一种崇高理念难以抗拒的影响力，而崇高的理念是不可阻挡的。”从此，在政教分离的前提下，神道教的神官们得以继续他们的神职工作。一有机会，我就告诉来访的基督教牧师，日本是多么需要他们。“来日本的传教士越多，回国的占领军部队就越多，就越好。”应我的请求，口袋《圣经》协会（Pocket Testament League）在日本散发了1000万册日文版《圣经》。

初到日本时，日本的教育系统很是让我忧心。日本人对学校实行集中管制，根本不存在地方教育委员会或者学监之类的机构设置。东京的文部省为所有学科统一采购标准教科书，然后在全国范围内发放。这些教科书充斥着军国主义内容和反美宣传，一切都在东京的掌控之中。事实上在我军实施占领前，日本的学校、报纸、剧院、广播和电影都是官方宣传机器的组件，其本身的作用可以说已经被思想控制的目的所取代。

一个民族要自由就必须取消对思想的禁锢，文部省对教科书发行的管控被立即解除了。我让出版业采用竞争的形式来决定教科书的编制和印刷，这在日本出版史上还是头一回。除了禁止出现之前的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宣传之外，对教科书的内容没有任何强制规定。占领的第一年，日本中小学生破天荒地用上了只为教育目的编写的教科书，这是好几代人都不曾有过的事情。我相信当时发放的教科书超过了 2.5 亿本。

只有未经审查的教科书是不够的，还需要思想解放的教师。我希望给予教师们完全的学术自由，于是给文部省下令 ：“即刻恢复由于进步观点或是从事反军国主义活动而被撤职、停职或者被迫辞职的教师和教育官员的任职资格。禁止在种族、国籍、信条、政治见解和社会地位方面对学生、教师和教育官员实行区别对待。要鼓励学生、教师和教育官员在政治、民事、宗教自由等话题上畅所欲言。”

在新的教育系统运转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想要检验一下成效，结果令人喜出望外。日本儿童的人生观发生了彻底的转向。数年前日本社会几乎完全为军国主义理想所主导，而如今大多数孩子的兴趣却在于各行各业和日常生活。事实上一百个孩子当中只有一人流露出想要加入陆军或者海军的兴趣。他想要成为麦克阿瑟将军！看来，我至少还有一个忠实的追随者。

医疗卫生问题是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美国流行的观点一向认为日本在医药和卫生领域要先进得多。现实情况却与之大相径庭。天花、白喉、伤寒这些早在 1920 年以前就已在美国绝迹的疾病到了1945年仍在日本流行。结核病几乎是一场全国范围的瘟疫。经调查，这些令人震惊的统计数据背后的根由不难得出 ：战争结束时，全日本只有两位公共卫生工程师。由于缺乏人手，卫生问题得不到及时处理，这个饱受轰炸的国家几乎陷入混乱。

我立即着手改善卫生状况。我建议首相在内阁设立某种卫生部门——日本从未有过类似机构。于是厚生省 1 便应运而生。现在这个部门已经活跃于日本的每个社区。我还建议学校教授公共卫生知识。这项建议也得到实施。日本人在美国医疗当局的帮助和合作下接受了大规模的疫苗接种。我们在三年里为 7000 万日本人接种了牛痘，一度肆虐日本的天花疫情得到了控制。我们为日本人提供结核病检疫，并提供了 230 亿支疫苗。日本的结核病例减少了 79%。通过有组织地为所有城乡居民接种疫苗，白喉病例在三年内减少了 86%。通过一个接种和教育协调进行的项目，我们在该国事实上消灭了伤寒病。同样，我们仅仅通过卫生教育便几乎令痢疾绝迹。最大的胜利则是在同霍乱的斗争中取得的。 1947 年初我们已经在日本境内彻底根除了霍乱。据卫生官员估计，由于占领最初两年采取的卫生措施，我们至少挽救了 200 万人的生命。虽然战争造成的惨重伤亡仍然历历在目，但这些统计数据给了我莫大安慰。

在占领期间取得的所有成就当中，土地改革的影响最为深远。日本政权的封建性质在土地所有制上表现得尤为显著。直到战争结束，一种源于古代的、近乎奴隶制的土地制度仍然存在。日本的绝大部分农民要么是不折不扣的农奴，要么必须向地主缴纳一年收成的相当大一部分。我在占领刚开始的几个月就对这个问题予以批判。我认为，任何辛勤劳作的人都应当依法拥有对收成的所有权，地主收租的制度必须废除。或许更根本的解决方法在于令耕者有其田。在当时的体制下，农民想要买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我在司令部设立了一个自然资源部门作为日本政府的顾问。随后几年日本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政府用公道的价格从外居大地主手中收购土地供农民以长期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截至1950年，超过500万英亩的土地得到了重新分配。期间日本从由赤贫的农奴和佃户构成的封建经济转型为自由的土地所有人组成的国家。日本89%的耕地属于定居于其上的人。土地的再分配构建起了一道强大的壁垒，使共产主义更加无法渗透进日本的农村地区。这个国家的每个农民都凭借自己的力量成了资本家。

日本警察的问题非常棘手。一派认为日本应该依靠中央集权的警察制度来维持公共秩序，与之相反的另一派则认为由地方行使警察权是新宪法规定的地方自治应该具备的固有特征，没有这一权力，地方政府就会缺乏活力，难以发展。

我告诉首相 ：

现代集权独裁统治的主要特征便是建立并维持一套以行政首脑为首、中央集权并且不受公众掌控的警察官僚机构，过去封建制的日本便是如此。实际上战前的数十年间，日本军事集团最强有力的武器便是中央政府通过从上到下渗透至县级政府的“思想警察”和宪兵队行使的绝对威权。军方利用这些媒介撒下了一张政治间谍网，进而压制言论、集会甚至思想的自由。我们必须谨记，在民主社会中，维护法律和秩序的警察权归根结底并非通过对人民自上而下的压迫和控制来实现最大化，而是作为人民的公仆直接向人民负责，从而获得远远大于前种方式的力量。人们信任警察这一民众自身的执法机构，并对其产生家长般的自豪，由此并且唯其如此，民有之法方能进一步树立权威。

日本国会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之后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地方政府机关有权管理其财产事务和行政工作，有权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制定各自的规章制度”。

这在当时的日本是个棘手的问题，直到现在仍有争议。

还有一项成就也令我感到莫大的满足，那就是将人身保护令成功引入日本。它是旨在对新宪法中的权利法案进行巩固的诸多法规之一。家父也曾于 1901 年将这项基本人权引入菲律宾。该法令为盎格鲁 - 撒克逊法系所独有，世界上许多民族还没有。这项规定能够保护人们免遭任意拘捕，而我的家族在将其带到远东的过程中做出了贡献，为亚洲各民族提供了保护。想到这一点，我不禁为之深深感动。

……（此处有省略）

1947年春天，我宣布允许悬挂日本国旗。自信和自尊立即在日本全国范围内恢复。农林大臣木村小左卫门（Kozaemon Kimura）在同天皇会晤之后说 ：“天皇眼含热泪对麦克阿瑟将军在日本重建工作中秉持的态度和给予的关心表示感谢。他说日本人民把将军视为神风的化身。佩里将军让日本向美国打开了国门，麦克阿瑟将军则让美国向日本敞开了心扉。”

日本并不是唯一一个处在变革中的国家。在美国，武装部队集中归于国防部管理，首任部长是詹姆斯·福里斯特尔 ；在英国，丘吉尔首相被工党赶下台，取而代之的是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英国的这番事变令我大吃一惊，在最危急的时刻，是丘吉尔的领导拯救了整个国家。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件事在我看来都是解释不通的 ：为什么在这个正需丘吉尔的大智慧和经验来缔造和平的时刻，大多数选民会选择投票免去丘吉尔的首相职务？这当然是民主的体现，然而却是带着复仇意味的民主。丘吉尔从位于肯特郡查特维尔庄园（Chartwell）的家中给我写了封信 ：

我一直想告诉你，我是多么饶有兴致、感同身受地关注着你在日本实施的政策和管理。抛开战争中的种种，我对日本民族其实心怀敬意，还曾反复玩味他们富有浪漫色彩的悠久历史。访问日本是我最后的心愿之一，但我并不奢望能够实现。日本人曾被眼光狭隘的军事集团抛进深渊，而你把他们拉了出来，令我十分欣慰。我钦佩你睿智而富有远见的政策。日本人应该在将来成为我们的朋友，我想这一心愿一定是你做出许多重大决定时的关键考虑。上一场战争本可以轻易防止，而未来的变数则难以应对。热爱和平与自由的国家万万不可重蹈覆辙，否则要想防止战争就太难了。在此愿你万事如意，衷心向你作为将军和政治家所取得的丰功伟绩表示祝贺。

本节选已获《东方历史评论》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