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亏有自由富裕强大的美国
1、善良帝国战胜邪恶帝国
再来看富足而强大的美国。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盟国的胜利而告终，原来局限于各自由国家内部的人权原则，便逐渐成为《联合国宪章》以及一系列国际法的主要道义来源，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裁判国家行为正义与否的国际法实践，传统的独立国家的绝对主权受到来自具有普遍性的人权的挑战，国际秩序的建立再也不是基于成王败寇的功利法则，而是基于超功利的道义法则。而这，正是汲取了以往国际冲突的深刻教训的伟大成果。
美国在二战中的决定性领导作用，对前苏联、英国、法国及整个欧洲与积贫积弱亚洲如中国者的支持，代表着正义对邪恶的胜利，使它在二战后成为与前苏联的“邪恶帝国”相抗衡的“善良帝国”。世界的幸运在于：“善良的帝国”最终战胜了“邪恶的帝国”。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不仅在经济上帮助自己的敌人日本和德国在废墟上重建家园，更重要的是把两个邪恶帝国──纳粹主义的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改造成自由世界的合格成员。美国在此过程中的公正执法和慷慨解囊，使之赢得了道义上和能力上的国际公信力。后来的东欧和亚洲的自由化民主化进程，离开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的援助、压力和促进是不可想象的。而前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阵营之所以最终分崩离析，就在于它的滥用强权和暴力而逐渐丧失了道义上的国际公信力。
这种鲜明的对比标志着国际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世界再不是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丛林社会，而是一个平等对待、道义优先的文明社会。如果没有道义正当性，再强大的国家也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尊重；仅靠实力的强悍而滥用暴力的野蛮行为，无论是发生在国际关系中还是发生在一国的境内，都将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制裁甚至人道主义干涉。当一个强大的国家以其实力服务于“人权至上”的道义原则时，她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具有国际公信力；而当一个强大国家以其实力维持践踏人权的主权和扩张侵略性霸权时，就会不仅在实力上日益衰败，更在道义上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唾弃。两个超级大国50年的冷战之结局，已经充份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理。
正是在国际法的基础由实力优先转变为道义优先的背景下，也正是在全力推进人类由丛林法则走向文明法则的实践中，美国所领导的自由世界，几乎与一切践踏人权的政权对抗，60年代柏林危机之时，美国总统肯尼迪向世界宣布：“我是柏林人。”代表的正是美国的自由主义立国的普世性的理想精神。美国在二战后所卷入的主要战争，在道义上都有可以辩护的理由。朝鲜战争起源于独裁者斯大林和金日成的称霸野心，首先撕毁国际协议、打响第一枪的是斯大林庇护和纵容的北朝鲜。美国出兵朝鲜是为了维护刚刚稳定的国际秩序，维护国际法和联合国的尊严；导致中国卷入的主导原因是斯大林的压力，次要原因是美军司令麦克阿瑟的自以为是的傲慢，使美国政府尽量避免中国卷入的政策归于失败。即便如此，当时的现实也并没有任何道义上和现实上的充足理由支持中国出兵朝鲜是正确的选择。越战也是北方的胡志明首先破坏和平协议，美国在南越政权的请求下才出兵的，但是由于南越政权的腐败、中苏两大国对北越的支持和美国国内日益高涨的反战压力，迫使美国不得不于70年代撤军。
为什么，苏联和中国可以支持金日成和胡志明的共产主义武力扩张，卷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而美国就不可以支持南韩政权和南越政权，进行自由主义武力自卫？难道中国可以支持印尼、红色高棉等暴力组织屠杀平民，美国就不应该帮助巴拿马、海地、阿族从独裁者的暴政下解放出来吗？！
2、为弱小者伸张正义的美国
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冲突，起因于二战后国际格局的重组，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181号决议，确定巴勒斯坦分治，建立阿拉伯人的国家和犹太人的国家，耶路撒冷国际化，由联合国托管。这是对犹太民族长期受迫害的补偿，因为那里也是犹太人早已失去的传统家园。以色列最初的定居点，由于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而生存空间越来越窘促，便以金钱赎买巴勒斯坦领土，但是这种政策由于双方的激进而归于失败：以色列买来的土地拒绝一切巴勒斯坦人进入。就在以色列于1948年5月14日宣布建国的第二天，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巴勒斯坦想通过武力夺回土地。由此引起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围攻，三次中东战争的结果，是阿拉伯人失去更多的土地。
美国在三次中东战争中支持以色列，反击整个阿拉伯世界对立足未稳的犹太国的围剿，先后促成了埃以和谈，叙以和谈、巴以和谈，熄灭了多年的战火，缓和了中东局势。而一位推进中东和平进程的埃及总统萨达特献出了生命。正是美国，使几乎灭种的弱小民族站稳脚跟，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即便后来以色列在美国及西方的支持下，取得了对巴勒斯坦的军事优势之时，美国也决没有纵容以色列的过份扩张行为。以色列正在美国的压力下把占领的土地逐步归还给阿拉伯人，这就是着名的“以土地换和平计划。”可以说，没有美国就没有中东和平进程的开始，更没有今天巴勒斯坦争取建国的前提。
现在，单就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力量对比，以色列无疑是强者，美国的中东政策也有偏袒以色列之嫌。但是，如果把范围扩大到整个中东地区，相对于阿拉伯世界，犹太人毕竟还是极少数，是弱者。如果再结合历史上的三次中东战争，美国站在以色列一边，既有历史的渊源，也是对未来的防范。试想，如果没有美国的介入，以色列能够和整个阿拉伯世界对抗吗？中东地区会有现在的局面吗？实际上，美国在中东扮演的是一种极为艰难的调停人角色。以、巴双方都无法控制自己内部的暴力激进主义，以色列极右分子刺杀了和平进程最有力的推进者拉宾总理，致使强硬派右翼上台，最有希望的巴以关系急遽恶化。巴勒斯坦内部的激进组织哈马斯，屡屡在和平进程的关键时刻制造恐怖事件，使本来有希望的谈判流产。以色列交给巴解组织的恐怖分子黑名单就高达100多人。
在促进中东和平进程之外，美国还领导了对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的联合抵制、帮助巴拿马和海地人民推翻了依靠政变上台的独裁者，恢复了民选政府和制止了内乱；反击伊拉克侵略恶行的海湾战争，赢得了科威特人民及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感激；在科索沃，美国为弱小的阿族穆斯林向实行种族清洗的基督教政权宣战，防止了人道灾难的进一步扩大，使南斯拉夫走上了真正的民主建国之路……在上述美国的军事干预中，要么是赶走非法上台的军事独裁者，要么是帮助更为弱小的族群摆脱强势族群的侵略或歧视。而美国，没有海外殖民地，没有侵略过任何国家，因为侵略意味着占领别国的土地，代替当地人行使主权。美国的每次干预，都是在秩序基本平定之后，把权力完整地交还给当地政府，没有占领任何国家的一寸土地，即便留有小部份驻军也是应当地政府的要求。在道义上，美国的对外用兵大都是为了保护弱势族群、惩罚无法无天的独裁者和侵略者、制止人道主义灾难、伸张自由主义式的正义、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维持世界和平。对于灾难深重的阿富汗，美国一直是最大的人道主义援助的提供国。2001年，就在“911”之前，美国给予阿富汗的援助就高达一亿七千万美元，大多数用于对难民的人道主义救助。现在，对塔利班的打击即将开始，美国又为阿富汗提供的一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而本拉登没有给本民族人道救济，反而把大量的资源用于反人类的恐怖主义，用于把整个世界收编在他认定的宗教信仰之下。现在的塔利班头目奥马尔，居然还号召逃离家园的难民们回来参加反美圣战。这与其说是为了让伊斯兰教的旗帜插边全球，不如说仅仅是为了让本拉登凌驾于全人类之上。
3、最有资格充当世界警察的美国
你可以争辩说任何国家都没有那么高尚，其外交政策的核心都是国家利益，美国也不例外。但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外交上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自由主义的立国原则。在诸多现实功利利益之外，美国还把在全球实现超越世俗功利的自由主义理想作为自己的神圣义务和崇高的国家利益，坚定不移地扩大推广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保障人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对外战略主轴便是遏制共产极权，向世界推广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及其制度安排。朝鲜战争、保卫台湾、越南战争、与前苏联的军备竞赛及“和平演变”的交往策略，皆是美国为实现这一全球战略和捍卫国家利益的具体行为。在这一点上，二战后美国的历届政府的对外战略没有根本区别，肯尼迪和尼克松之间、克林顿和小布什之间，没有实质区别。区别只在于实现这一战略的具体策略而已。正如布什在就任总统后数次公开演讲中，反复重申了“扩大自由就是促进国家利益”这一主题。他说：“美国，从本质上说是自由的象征。我们必须牢记，自由的扩大就是我们的利益所在。”美国应该“成为国际社会的自由先锋和正义力量”，“让自由的力量遍布全球”。
即便退一步讲，就算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是国家利益，那么美国做的事既为自己赢得了收益，又为国际社会做出了贡献，岂不是双赢的皆大欢喜。美国是自由国家，是民主世界的领袖，当然希望促进自由和民主向全世界的推广，这样的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非但没有什么根本的冲突，反而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为什么就不可以统一呢？！为什么，在启蒙时代以来的200多年中，曾有许多个帝国以强权和武力对外扩张而统统归于失败（拿破仑、希特勒、前苏联），而独独美国领导的自由秩序向全世界的扩张成为不可阻挡之势？就在于这种扩张的内在动力，在根本上不是来自外力，而是来自人类的共同人性。正如经济学中的理性人一样，在以正当的手段牟取最大个人收益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巨大的公益。
是的，美国并不完美，美国人也不是完人，美国犯过许多错误，美国充当世界警察也有执法不严不公的时候，有些得到事后的改正和补偿（比如误炸中国驻南使馆。同样，科索沃战争中，美国误炸了英国的军队；美国也在两伊战争期间遭到过误炸，1987年5月17日，伊拉克的导弹也曾在公海上，误炸过美军的为科威特油轮护航的护卫舰斯塔克号，造成37名士兵死亡。美国政府和美国人并没有激烈反应，象5　时期的中国那样狂热，只是要求伊拉克赔偿了事。），有些是局势使然，有些还有待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而我认为，美国在二十世纪犯过的最大错误，就是在二战开始时采取孤立主义，如果美国早一点担负起领导盟国的责任，欧洲不可能姑息希特勒最初的侵略行为，日本人也不可能在亚洲所向无敌，世界更不可能付出那么大的代价。直到成群的轰炸机把成吨的炸弹投向珍珠港，才把美国从自顾自的迷梦中炸醒。美国在二战中和二战后的表现，正是汲取了这一深刻教训。但愿恐怖分子投向世贸大楼的人肉炸弹，真正炸醒的不只是美国，而是整个世界。在如此邪恶的恐怖主义面前，任何姑息都是变相的共谋，正如1939年的“慕尼黑会议”上，英、法两国对纳粹的姑息一样。
在指责美国的外交政策时，有一个角度是必须的：即在美国对世界事务的主导作用的利弊权衡之中来谈论这个问题，而不能不加比较地、不顾历史和现实，一味抓住美国的错误不放。美国主导的海湾战争及科索沃战争，确实在客观上给平民带来了不幸，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军事干预，伊拉克侵占的就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科威特，周边国家都难以幸免，这些国家的平民岂不是更加不幸。米洛舍维奇进行的种族清洗之下的弱小阿族，岂不是只能等待做劣等人甚至种族灭绝的命运。综观二战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利要远远大于弊（前面已作论述）。就连着名的《经济学人》杂志最近在批评美国的一些失误时，也不得不承认：“在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强权之中，美国恐怕是最少领土欲望的和最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美国领导的对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两次武装干涉行动，都是为了帮助穆斯林受害者而对基督教政权发动的攻击。美国都没有获得任何物质性的收益，也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主要利益。”
冷战结束后，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无赖国家和日益边缘化的民族，为了挽救不可逆转的没落命运，变得格外疯狂。正因为有独裁主义、激进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这样的国际流氓，就必须有国际警察。放眼世界各国，不由美国充当国际警察，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和愿意担此费力不讨好的重任？正如宪政民主制度：它不可能完善，但却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找到的作恶最少的制度。同理，由美国充当国际警察，其作为不可能十全十美，但是它能够做到利大于弊，已经是难能可贵了。美国也不是不能批评，事实上对美国的批评，即便在盟国中也时有发生。如果批评美国，是为了使之减少失误、执法更公正更严格，这种批评就极为珍贵（比如对布什退出“京都议定书”的批评，对美国没有带头制止卢旺达的种族屠杀、苏丹的烧杀劫掠的批评）。如果是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把美国的国际形像妖魔化，就只能延缓合理的世界新秩序的建立，那才是人类的共同灾难。换言之，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既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联合国授权，而是人类道义和历史发展的双重抉择授予的。
有人担心，全球化可能导致世界的单极化。但人类以往的历史证明；一个自由主义价值及制度安排普及化的世界，恰恰不是一元化的独尊白种人文明的单级世界，而是多元化的多种族文明的大熔炉。生活在西方的众多穆斯林并没有被迫改变信仰，阿拉伯裔的学者赛义德还能够着书立说，尖锐地批评西方。因为唯有自由制度，才能够为多元化的文化和个人的生存权利提供符合人性的平台和平等的交往规则，才能鼓励和保障每个人、每个少数民族、少数群体的自治权利，才会为世界的多元化提供制度性的根本保障。
西方人确实存在着种族、文化的傲慢，各个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种族歧视的问题，然而，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由于自由制度以保障人权为核心，西方人的种族歧视和文化优越感在落实到具体的社会行为上，就要受到平等对待的观念和制度本身的强力约束。即便只作为一种观念性存在白种人优越论，也不断地受到西方人自己的检讨、反省和批判。特别是二战之后，西方社会在避免和减少种族歧视的观念启蒙和制度建设方面，都有着巨大的进步。如果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自从60年代的民权运动以后，美国在平等对待不同种族上的进步有了质的飞跃，保护少数民族不受歧视成了国家的宪法条文，并通过一次次个案判决落实到生活的细节之中。相比之下，基督教国家在种族平等对待的制度建设上，做得比其他文明要好的多。
世界需要国际警察，国际警察需要公信力，不能因为警察的抓强盗抓杀人犯时误伤了无辜者而连警察都不要了。大陆人对美国承担国际警察的责任的极端仇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共政权建立的就是一个警察国家，而警察的存在首要目标，不是维护民众的权利，而是维护一党独裁的政权。所以，警察在公众的生活经验中，大都是不讲理的、滥用权力的、老百姓惹不起的。一个从没有享受过公正的司法对待的群体，在看待其他执法人员的作为时，很容易以己度人。明明美国在阻止悍然入侵或种族清洗，中共却站在入侵者和独裁者一边，借口造成平民伤亡来指责挺身而出与强盗搏斗的警察。也难怪，国人作恶棍的帮凶和帮闲的历史太长了，在本国帮助窃国者作恶的人，怎么能指望他们在国际上不为世界流氓助威。正是这样的无赖最喜欢质问：美国为什么不军事干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不出兵制止苏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无所不为的烧杀劫掠、宗教歧视？这种指责，除了认为美国的干预不是基于人类道义的公平对待之外，还暗含着一种阴暗的心理──你不是以强大富裕才充当国际警察吗？那就应该事事都管，只要有一件恶行没有管，你就不够警察资格。
维持国际秩序和捍卫基本人权是每个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能力小的国家可以少出力，但是不能既不出钱出力又在道义上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美国再强大和富足，也不可能事事都管，这里既有美国的国家利益牵制，又有事件本身对国际局势的重要性评估之后的先后秩序。美国平衡着大多数国际突发事件，花的都是美国纳税人的钱，而那些一向只作壁上观的国家及其国民，有什么资格指责美国。试问：除了美国之外，还有那个国家愿意并有能力承担如此费力不讨好的重任呢？既要出钱出力又要秉公执法，而不出钱不出力的国家往往最爱挑剔美国的执法不公。那么我们回忆一下前苏联是怎样在社会主义阵营执法的，就会得出结论说，美国虽然犯错误，但是决不会屡犯苏联式的原则性错误，犯到没有丝毫公信力的众叛亲离的程度。
911事件的发生，全世界的一致谴责，已经证明了美国作为国际警察的所积累的声誉和公信力，在关键的时刻发挥了巨大的道义凝聚力。最大的危险不是自由的美国充当国际警察，而是美国如果退回孤立主义的老路，这世界就出现执法真空，而一个没有警察的世界，必将是各类战争狂、独裁者和恐怖分子泛滥的世界。别以为有191个成员国的联合国就能维持现在的国际秩序，如果美国退出，多年来受官僚作风和无赖国家群体之害的联合国，连在经济上支撑下去都很难，就不要说有效地维持国际秩序了。同时，美国正在为自己维护国际和平和推广自由秩序付出巨大的代价，不仅是生命、财产、心理的巨大伤害，很可能还要付出制度代价。最近，美国的主流民意已经倾向于为了公共安全的保障而放弃一部份个人自由，政府也以国家利益为理由干涉新闻自由，众多可能侵犯个人隐私、限制移民、留学生的议案也纷纷提出……如果因911，美国重蹈40年代珍珠港被偷袭后的局面、重蹈50年代冷战时期的麦卡锡主义的覆辙，那就不仅是美国的悲哀，也是世界的损失。因为自由的象征不再光彩夺目，而变得晦暗不明。
如果有人问，是什么给了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道义合法性，那么只能是美国历届总统一再强调的“自由”。“自由”是迷人的伟大的，因为自由的核心魅力不是暴力、强权，而是善待人性的柔性和美感──对生命的敬畏、对和平的珍视、对尊严的捍卫、对神圣价值的爱。这种魅力不但把美国成就为最有实力的国家，而且历史地把美国推向“全球霸权”的地位。美国主导国际事务的合法性，皆源于“人权高于主权”这一自由主义价值观的道义支撑。美国人中的绝大多数，在“911”大灾难中所表现出的高贵人性和健康的公民风范，布什政府在准备对恐怖主义的反击时，所表现出令人刮目的的克制、审慎、理性和成熟，皆来自上帝赐予这块新大陆的自由。这不仅是政治智慧上的成熟，更是自由制度所培育的人性光辉。说句粗话：人人都想当老大，比来比去，还就真是老美当得最令人信服。
【北京之春】2001年11月号（第1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