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针对官员的顶层设计有哪些值得借鉴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王朝后，吸取了历史上各层官员欺蒙朝廷的教训，为了对上起朝官、下至郡县实施监察，确保信息畅通，设计出了一套完密的制度，其中，包括在州郡设立“通判”一职。
　　通判是个什么性质的官呢？从形式上看，通判有协助知州知府理政的职责，但宋朝的知州知府和通判分开办公。通判由朝廷直接委派，不是知州知府征辟的属僚。这个官无所不管，包括管辖州府属下的县级官员。通判的设置为知州知府加上了一道紧箍咒，有效规避了州府一把手独断专行的可能。他们不受知州知府甚至上级大员的辖制，直接对朝廷负责，与汉代设立部刺史相比，明显严密了很多，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朝廷对舆情的及时把握。因此，宋朝官员“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便成了为官的常态。
　　不难看出，宋朝的信息渠道设计严密、丰富而畅通，任何一个环节的官员想堵塞信息传递之门都很难做到。然而事物总是处在转化中，宋朝对官员弄虚作假的监控手段再严密合理，也难一劳永逸施行下去，究其原因，还是官场腐败惹的祸：制度都是人定的，又由具体人实施；一旦实施这些制度的人（特别是高层官吏）蜕变成了贪渎之徒，制度和规矩便成了一纸空文。同样在宋代，据朱弁《曲洧旧闻》记载：宣和年间宰相王黼公然卖官，而且各有定价，“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即升任直秘阁要花三千贯钱，升任通判也要拿出五百贯钱。不难想象这样“提拔”的通判，绝不可能按照朝廷制度处理公务，靠这样的官员治理地方，重大问题也不可能如实反映到上层。连监察郡守和县官的通判都变了质，还何谈吏治清明，下情上达？
　　宋朝的顶层设计，有哪些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笔者认为：
　　一、最高层不能奢侈腐化。从宋太祖到宋神宗这段时期，为什么贪渎腐败难成气候？根本原因是这几代帝王身作表率，宰辅大臣皆以国事为重。同样是太祖太宗的子孙臣民，到了徽宗时期，政风民风就变得乌烟瘴气了。究其根源，还在帝王本身，徽宗不恤国事，生活极度荒淫腐化，成了引领坏风邪气的罪魁祸首。有这样的帝王带头，上起宰辅、下至民商无不效法，再谈治国理民清正廉明，无异于痴人说梦。
　　二、对试法官员须重惩。为保政令畅通、下情上达，必须做到法治严明。北宋前期统治者除了能以身作则之外，对胆敢以身试法者的处置也是非常严厉的，轻者罢官，重者流放编管直至死刑。如果一个官员犯了律条，仅仅给他个不疼不痒的处分，不仅不能令万众悦服，也起不到惩前毖后的作用。当官场风气败坏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时，必须用“重典”惩罚，才能使官吏产生敬畏之心。
　　三、使保荐者心有所畏。上层官员保荐的对象如果出现大的过错甚至犯罪，则保荐者必须受到相应处罚，这是肃清吏治乱象很有效的一种制度，它使保荐者心有所畏，还能杜绝结党营私。如果被保荐者出现大问题而保荐者不受惩处，就等于放任官员在选人问题上胡乱作为。只有出以公心保荐人才，才能激发保荐者的责任感和正能量。
　　四、鼓励官、民上传信息。这也是确保各级官员不敢欺蒙中央的有效手段，古代百姓可以通过朝廷特设于殿门外的“登闻鼓”、州、县设立于衙门口的悬鼓，向上申诉冤情民意。如明朝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龙阳（汉寿）县典史青文胜，因当地水灾无收，三次上疏为民请命，然而毫无效果，最后通过击登闻鼓后自缢，才引起皇帝“震惊”，下旨为龙阳减免赋税24000石，“永为定额”。这一令人唏嘘的真实例子说明：如果没有登闻鼓，民间百姓包括底层官吏，真的就有苦无处申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