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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2016中国外交得与失
更新时间：2016-12-29 10:31:27

当我们把国家利益按照轻重缓急做出进一步区分——当有了核心利益之时，其他利益可以理解为能够共享和让渡的。但这也带来另一个问题，即涉及核心利益就要死守、不留余地。因此，我们需要区分这些关键利益的边际在何处，以及到了红线应当如何处置，比如采取危机管控等措施。
　　 
　　 此外，核心利益的概念也是相对的，在国家衰败的时候，核心利益会越来越萎缩，而在一个进步的时代，核心利益则越加分明。比如中国一直将“台湾”、“西藏”称为核心利益，现在加上了“南海”；50年后，也许外太空的某一个空间站和极地的科考站也是核心利益。为了避免对抗，要在不同地点做出不同安排，使得我们的清单能够与国际社会的清单达到某种互换与妥善安排。需要思考的是，当核心利益发生变化之时，如何让国际社会适应你，并让各利益攸关方能因而受益。
　　 
　　 中国需要一种新主权观
　　 
　　 对于三年前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我看来，现在从谈好处和伟大意义的阶段，到了既讲潜力又谈问题的平衡阶段。
　　 
　　 不久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其建设工作座谈会上进行了详细阐述。他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在我看来，这意味着要把短期的蓝图变成中长期的、制度型的计划。从习的讲话中可以发现，他已经清晰看到了“一带一路”当中存在的风险和问题。
　　 
　　 现在国内市场没有那么景气，需要与外部对接，而外部也指望依靠中国产生效益。过去中国主要是引进资本，而现在到了资本输出的阶段，未来5-10年，中国对外输出会产生巨大且宏观的成果。这不仅仅是单个领导人的愿景，也反映出中国发展到这一阶段的历史必然。中共十九大后，“一带一路”一定会成为一个标杆，成为习这代人在建功立业上的一个抓手。
　　 
　　 2017年，与其谈论外交的下一步，更值得关注的还是国内议题。因为中国影响世界最好的方式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不久前写过一篇文章，谈到应当明确国家方向感的问题。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许有过顺利或不顺利的时候，但整体的方向感没有偏差，就是与世界合作，朝着现代化方向走。他认为现在这个方向感有些模糊了，这也是目前最大的危机。我也赞同这个判断。
　　 
　　 对中国来说，明年出现新的领导集体，如果能出现更多与世界务实合作的面孔，会让我们更有信心。期望十九大以后，中国还能冷静分析，继续承诺改革开放，承诺同这个世界合作共赢。
　　 
　　 具体到外交方面，近几年中国着实取得了不少进步，外交人员在很多不起眼的地方下了很大功夫。外交部之前曾提出“中国是国际规则的维护者和建设性参与者”，其中的“建设性参与”跟我过去一直谈论的“创造性介入”异曲同工。不过，在外交的社会基础方面，目前还远远没有达到我的预想。其中一个问题是，我们能否对这几年的外交进程做出一个各方共同参与、公开客观的评估，无论对南海议题、“一带一路”甚至外交预算。
　　 
　　 从理论上来说，中国需要一种新主权观。国家的强大不仅要靠意志力，更要靠软实力和智慧，让国内发展和国际潮流相向而行。新的主权观应该注重完善内外两方面：对外在确立新的全球目标利益序列的同时，深刻认知邻国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需求与疑虑；对内要防止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深刻理解开放多元和政治进步，对自身国际权益的积极作用。比方说，主权如何与人权更好的结合；如何把主权看成一个动态的进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法理和概念；如何把主权看做一个可层化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刻板格子。我希望能够通过树立一套观念，既符合中国的传统和国情，又能与人类的发展更好地对接。我想，这些都是未来值得我们去思考与推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