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人生：不畏权势与不畏群情

李怡
2016年11月17日

1980年我访问了中国老报人徐铸成（1907-1991）。那年他73岁了。徐铸成1927年进《大公报》先後任港版编辑主任丶桂林版总编丶沪版总编。1946年任上海《文汇报》总主笔至1947年5月被国民政府查封。1948年创港版《文汇报》。1949年回大陆，1956年奉命在上海复刊《文汇报》大鸣大放，随後被打成右派，当了22年贱民。1979年获平反後，短期访问香港。我当时向这位老报人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请他比较一下在国民党时期和共产党时期所受到因言获罪的经验。

他说：国民党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是饿肚皮，坐牢甚至杀害，比如封你的报馆，但它在精神上没有办法凌辱你。报馆被封後我回了一趟家乡，家乡父老都很尊敬我，我在上海居处的里弄居民见到我都肃然起敬，到处是安慰我的声音。共产党时代，一顶右派帽子戴上来，朋友丶里弄居民都不敢跟你接近，户籍警还常来看你，家人除了老妻，包括儿子都对我另眼相看，只差没有脱离父子关系。这种精神上的凌辱，一想起来就一身冷汗……。

中国自汉以後，儒家的观念进而成为知识分子的「道」，以後一脉相传，称为「道统」。而君主的权力是为「势」，也称作「政统」。代表「道统」的儒者，历代皆以批判统治者的权威为己任，并成为社会与文化方面的领袖。范仲淹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更是知识分子不畏权势的表率。毛泽东大概深谙此道，於是他以群众运动配合权势对知识分子施压，使他们臣服於掌权者而甘当文化奴隶。徐铸成的经历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可以不畏权势，那怕宁鸣而死。但知识分子很难不畏群情，在群情汹涌下，纷纷放弃道统，纷纷写检讨作贱自己。许多着名的丶甚至提倡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中共强权配合群情之下，都守不住忠於自己的坚持。

毛泽东善於运动群众，群情往往是掌权者挑动起来的。但即使是自发的群情，在多数情况下，也是基於羊群效应。也就是说，多数人没有经过自己慎密思考，往往只看到一些简单事实，於是一犬吠形百犬吠声地呼唤起来。俄国作家契诃夫说过：「公众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又聪明又愚蠢，又和善又残酷。它永远是一群羊，需要牧人和看羊狗；牧人和狗把它领到那儿去，它就永远跟着走。」

妻子年轻时追随共产党，曾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文革时看到她曾经非常爱护而又赢得尊敬的学生们，忽然群起造反，批判她施行「资产阶级的母爱教育」。她於是从此认识到群众即是群氓。

我既不想也没有资格当牧人或看羊狗。但自从访问徐铸成以後，我就把「不畏群情」列为知识分子「不畏权势」之外的重要准则，而且是更重要和更难坚持的准则。尤其是见到为对抗强权而遭到「一沉百踩」的弱势者，我几乎是无可救药地会站在他们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