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估算，从公元1年到1880年，世界人均GDP从444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为基准）到900美元，花了1880年才增长了1倍；而从1880年到1998年的短短118年里，世界人均GDP却翻了5倍多，从900美元上升到5800美元。中国的经历也类似，从公元1年到1880年间，中国人均GDP从450美元上升到530美元，近2000年没变。尽管从那以后中国社会动乱不断，但随着晚清洋务运动的深入，以及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的渗透，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工业化、全球化发展潮流给中国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98年人均GDP上升到近3200美元（以实际购买力为准），也翻了近5倍。

毫无疑问，人均GDP翻了5倍的根本原因，就是工业时代对农业时代的替代。西方完成这一过程至少用了一二百年，而中国仅仅在二三十年里就完成了这一飞跃。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巨变。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将近50%人口进入城市，产生了6.5亿离开土地、不事稼穑的新城市人，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人口总和。

工业时代也是矿物时代，最典型的物质就是石油、煤炭和钢铁。30年时间，中国的石油、煤炭和钢铁消耗翻了数十倍，彻底改写了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的面貌。对现代中国人来说，食物、衣物、建筑、家具、设备、燃料等各种生活必需品几乎都来自矿物质，而不是来自土地。虽然粮食仍然来自土地，但化肥、灌溉和农药使粮食的产量远远超出植物时代，石油驱动的农业机械使粮食生产成本大大降低，各种添加剂和化工药物也使肉类食物更加容易生产。

自古以来，炊烟袅袅一直被田园诗人们过分赞美。事实上，以庄稼秸秆为主的劣质燃料在燃烧时会产生大量浓烟；在过去几代人的时间中，以气管炎为主的呼吸道疾病一直折磨着无数农民，特别是家庭妇女。当干净无烟的能源取代传统燃料，成为现代烹饪取暖方式后，这些疾病便很快消失了。虽然现代社会产生的空气污染也很严重，但这与旧日灶房中的浓烟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对一个当代人来说，他完全生活在一个由机器生产构成的矿石物质里：化肥催生的粮食、钢筋水泥的房屋、钢铁海绵的汽车、塑钢家具、耐磨保暖的化纤衣物、方便的化石燃料……廉价的矿石时代造就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过剩，自动化机器的普遍使用几乎消灭了劳动与工作，人成为一种坐享其成的“消费动物”。“劳动的目的是终结劳动”，好逸恶劳曾经是一种缺点，或者是一种特权，如今已经成为美德和时尚。

在全球化的大锅饭中，勤劳的中国通过供养西方迅速“暴富”：西方得到了享受，中国得到了钞票和债券。30年前，中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农民国；30年后，中国依然不过是世界的“农民工”。当然，这与一些中国人成为“世界首富”并不矛盾。

“技术的本质就是对自然的编程，它是一种对现象的捕捉，并驾驭这些现象为人类服务。”按照托夫勒的说法，在植物时代，人们只能得到大自然的利息，进入矿物时代后，人们则拿到了大自然的本金。人类延续数千年的物质传承习惯在瞬间崩溃，一次性成为矿物时代最典型的生活方式，甚至连人生本身也失去了历史感，而沦为此时此刻的即时存在。我们得到了历史的丰厚馈赠，可以留给后代的却只有垃圾袋。

在矿物时代，经历数亿年才形成的地矿资源，被当代人一朝之间神奇地打开了。按照生态学家杰弗里·杜克的计算，从1751到1998年的247年间，人类用掉了13300年动植物储存的太阳能量。这就如同一个人的祖上从几千年前就省吃俭用积攒财富，历经几十代终于攒下一笔巨额家产，然后被这个人突然挖开了。以前他只能靠自己的力气养家糊口，而现在他一下午就要把这笔“飞来的横财”花光……因此，我们大可以想象这个人是多么的“富裕”。况且，“我们不只是继承了祖辈的地球，而且借用了儿孙的地球”。

从历史看，当下我们的富裕是如此不可思议，甚至连古代帝王都不一定能享受到我们视为平常的物质生活。更不可思议的是，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30年间。30年前，人们最奢侈的理想还是吃上一口饱饭、穿上一件没有破洞的衣服、有一间不漏雨的房子……30年后，人们将满桌的饭菜倒进垃圾桶，衣柜里堆满从未穿过的新衣，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无人居住的新房随处可见……

1979年，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群体人均存款不足10元，而安徽凤阳县每个农民平均存款只有0.5元；2009年，中国成为全球储蓄最高的国家，人均存款超万元，而黑领云集的北京人均存款将近10万。虽然有极其可怕的通货膨胀和贫富差距，但30年增长了1000倍，这是一个无可质疑的事实。从1979年到2009年，中国GDP增长了将近100倍，人民币总量增加了700多倍。在不同的统计和计算中，人均GDP和GDP总量都存在一些差异。从1987年中国央行发行第一张100元面值的钞票时，人均GDP为1112元，人均月收入还不到100元。如今，中国经济总量达到当年的100倍以上。从1980年至今，中国的GDP以美元计算增长了30倍，以人民币计算则更多，与此同时，人口只增加了不到一倍。这种高达百倍的物质激增只能用“暴富”来形容。阎连科先生借用了一个更富于动感的“炸裂”——爆炸与分裂，他用“炸裂”来为一个一夜之间从百人村变来的“超级大都市”命名。

工业时代的穷富差距基本在于数量而不是质量，从实用功能来说，富人的吊灯与穷人的灯泡之间并没有太大不同。物质的丰裕基本实现了消费的共产主义。免费的地矿资源与高效的自动机器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从前很多穷人都穿不起鞋，更不用说袜子，现在一双从未穿过的鞋子都可能被随手扔掉，只是因为它过时了。对暴富起来的当代人而言，廉价而过剩日用品如同空气和水一样近乎免费。

经济学家党国英曾有这样一段貌似夸张的论断——

今天，一个五十岁的北京人或成都人，驾着自己的私家车加满一箱燃油所花的钱，可能是他30多年前在一个小镇上全年的生活费。……在两百多年前的工业革命时期，一个欧洲人一生的生活水平上升了50%，而当今中国的一个人一生的生活水平会上升一万倍！也许再过一百年，那时的人们回头看中国三十年改革的变化，仍然会惊叹不已。不夸张地说，中国改革三十年创造的财富比中国以往所有时代创造的财富还要多，这是因为中国的一只脚已经踏入了现代社会。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之中。





代化的过程，是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着重利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转变。这场社会变革的影响剧烈而深远，无论如何，人们再也无法回到从前的状态。30年来，特别是加入WTO（世界关贸组织）10年来，中国依靠全球化经济体系，利用国际资源、资金和技术，迅速完成了矿物化社会的转型。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也是世界上化肥生产和消费最多的国家。从1984年到2007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增长21%，化肥投入增长了200%。

在电影《2012》中，美国政要面对即将修建完成的诺亚方舟赞叹道：“这么艰巨的项目交给中国是对的，没有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比中国做得更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能源消费国，在过去20年里，中国的钢铁、钢铁制品、水泥、塑料和化学纤维产量分别提高了5倍、7倍、10倍、19倍和30倍，而洗衣机的产量则增加了34000倍。

作为矿物时代的标志物，中国的汽车数量在不到30年里增长了10000倍，从人均汽车世界倒数第一变成世界最大汽车市场。中国人似乎一下子从步行跳到了汽车时代。中国在2014-2015年间生产的钢铁，比英国自工业革命以来生产的钢铁加起来还多。中国在2011-2013年间用掉的水泥，比美国在整个20世纪用掉的还要多；而仅仅在100多年前，中国还不知水泥为何物，兰州铁桥所用的水泥全部来自欧洲。

1876年，电话诞生在贝尔实验室。1880年，美国已经有6万多部电话投入使用；20年之后，这个数字变成为1500万。100年后，中国人刚刚开始学会打电话，美国又发明了寻呼机和手机，就这样，很多从没有打过“电话”的人直接用上了手机。2014年的中国电话用户甚至超过人口，达到15亿，其中82%为手机，特别是智能手机。
（本文节选自《现代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