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改革手段最终是为了让多数国民过上有尊严的体面生活，任何不以国民福祉为目标的发展，最终将成为撞上冰山的泰坦尼克号。
 　　
 　　10月26日到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即将召开。围绕这次重要会议有一系列推测，如十三五的GDP增长速度、国企改革、地方差异化发展等等，但最重要的议题显然是法治市场，使资源公平而高效地进行分配。
 　　
 　　中国市场经济如果基本能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多数国民消费能力得到提升，交易成本下降，即使GDP低到6.5％，又有什么关系，经济基础强大不可撼动。如果市场经济不能走法治之路，低效的僵尸企业源源不断地吸纳廉价社会资源，利益分配不由能力、税收决定，一个人能否成为富翁主要而由政府与权力机关的意志决定，这样的经济不管名义增长达到7％还是8％，迟早要付出惨痛代价。
 　　
 　　巴西经济增速曾经与中国奇迹相当，阿根廷曾经是令人艳羡的富裕之国，但时间洗涤之后，彩色油漆背后斑驳陆离。这些国家相同的是贫富差距极大，并且没有能力解决来自于权贵的轻松富裕之路，缺乏法律、税收等制度建设能力，从本质上来说，这些国家权贵富裕阶层就是这些国家经济的天然做空者。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权贵市场色彩浓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那些特质，中国几乎一应俱全。
 　　
 　　全球存在贫富不均问题，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贫富差距让人骨鲠在喉，不必引用基尼系数等经济数据，看看近几年移民在悉尼、旧金山、纽约购房的情况，就知道中国财富分配多么不均衡，财富不均还不是最致命的，依靠关系、地位与血缘，能够轻而易举得到巨额财富，蒋洁敏、李春城等案例，一再证明了中等陷阱国家的轻松钱是体制的巨大出血点。
 　　
 　　与曾经的阿根廷相同，不公平地获得巨额财富的人不可能具备责任感，他们向全球离岸中心与发达国家转移财富，正像当初的阿根廷富翁向欧洲转移财富，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国，正像当初的阿根廷贵族把根仍然留在欧洲，从本质上，这些人骨子里是本国经济的做空者，是财富到达地如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的做多者，尽管中国是他们的财富之源，但也成为财富成本的承载地。
 　　
 　　非法治的市场与权贵并存的格局，业已造成系列发展难题，一方面市场成为成为少数上层权贵的资本操纵游戏，另一方面富裕阶层在境内消费难以提升，形成明显的消费替代，富裕群体纷纷跨出国门进行消费，在全球各地背上中国贴牌制造的各种产品，从全球像角马一样来回迁徙。正如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迪顿研究证明，富裕群体消费钝化，只有让更多的人拥有消费能力，才能真正提振消费。
 　　
 　　中国高端消费向境外转移，据《新华网》报道，奢侈品专业研究和顾问机构财富品质研究院今年9月发布《中国奢侈品报告》，2014年中国消费者买走全球46%的奢侈品，当年出境游人数为1.17亿人，相比2010年的5300万人大幅1.21倍，人均境外购物消费632美元。
 　　
 　　另据国务院扶贫办负责人10月12日披露，中国目前以现行标准计算，贫困人口达7017万，而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仅6年中实现全部脱贫，压力非常艰巨。
 　　
 　　这些近乎民粹的论述，似乎可以得出简单结论，剥夺这些权贵剥夺者是有理的，笔者绝不赞同剥夺富人财富、更不会给移民贴上卖国的标签，强烈反对以剥夺的财富实现普遍的贫困。这样做将使中国离法治经济越来越远，离中等收入陷阱越来越近。很简单，因为轻易的不经程序的剥夺，意味着新的权贵的诞生，意味着发展模式的倒退。
 　　
 　　法治而公平的制度才能产生长期的财富，才能让能力致富的财富生成模式生根发芽，让发展的成本通过税收方式进行较为公平的承担，同时，使绝大多数国民成为中产收入阶层，以便有效地提高消费，进而倒逼出产品信用与严格的标准。只有中产收入阶层占主导的社会，才能谈得上理性与尊严的生活。
 　　
 　　从具体手段上说，十三五期间，地方的差异化发展可以得到推进，国企的并购重组、混改模式会强力推进，而民间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将受到极大呵护，对外开放进一步加旨。但不管具体手段如何，如果资金仍然不可扼制流向僵尸企业，如果权贵仍然靠血缘发财，我们就可以对改革的结果做出最简单的推断。
 　　
 　　中国经济发展不需要贴标签，无论以新加坡方式运行，还是德国方式运行，或者综合吸收各国所长，只要能够推进中国法治市场经济，都是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