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没有人相信，我曾经做过王丹的女人。王丹？没有错，就是如今臭名远扬曾经的“六四”学运的领袖人物之一、现今担任台湾几所大学客座教授的王丹。
长期以来，国内新闻的封闭，加上政治原因及个人影响考虑，此事我一直不愿提起、甚至想起。作为我的第一次也行，我的初恋也罢，我就想这样一直隐藏下去，一个人默默地回味、煎熬、承受了。直到3月的一天，我偶尔偷偷“翻墙”关注台湾学生抗议服贸“黑箱操作”时，在24日学生及民众占领立法院的画面中我又看到了那个让我又爱又恨、魂牵梦绕的曾熟悉的面孔和身影，我的那段压制隐藏在心底、尘封已久的记忆大门一下子被打开……
1988年，我以不太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国学子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历史系。作为一个从落后的中西部农村考上大学、尤其是像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我的成就感、幸福感是无以言表的。我继续努力学习，以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深造机会；同时，我又积极参加各种学校社团活动。也就是在那时——我们历史系组织元旦活动时，我第一次认识了王丹。当时，我跟几个高年级的女生在整理横幅、标语，一个戴着眼镜的瘦小个子的男生不时地指挥这个、点说那个。
我悄悄地问旁边的比我高一届的女生，“他是谁呀？”。
“王丹”，那个女生简短的回答到。
没有想到就这么一次偶尔的邂逅，他竟然印入了我的脑海。
后来，王丹的本事逐渐显露出来了，一步步地成为了学生会的骨干，我们由于工作关系就有了经常见面、交流的机会，对他的了解也越来越多。虽然其貌不扬，但是，可能由于遗传或者家庭关系吧，他表面好像很腼腆，但是一旦有事情要说起来却滔滔不绝，组织起活动来有条不紊；眼睛小，但是深邃，时不时地射出冷峻而又让人琢磨不透的目光。这，不就是我心中的男人汉应有的形象吗？
我发现我竟然有点喜欢他了。只是，考虑到我们的差别，我没有多想、没敢表露出来。
后来的接触过程中，我感觉到他也对我有好感——热烈的眼神，温和的语言。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几个学生会的干部也经常晚上出去跳舞、唱歌、喝酒，周末就更加自由。他出手很大方，所以既赢得了人缘，也赢得了女生们的青睐和男生们的拥戴。大家对他的感激渐渐发展成了对他家富有的羡慕（他的父母都是我们学校的教授呢）。后来才知道，有些钱他是挪用了学生会的活动经费。可是，在当时我们又怎么知道呢？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总书记去世后，大学校园里在一阵悲哀的气氛之后又马上活跃起来。我们在王丹等人的指挥下印发传单，大体意思是要大家一边以唱革命歌曲、演讲的形式纪念胡书记，一方面要服从我们学生会的领导，准备上街游行。
那几天王丹显得异常的兴奋，浑身像是爆发出一种用不完的劲。他白天到处跑动、联系，晚上就带着我们几个“死党”去外面喝酒、唱歌等潇洒一番。就是在那期间的一个晚上，我们几个人大谈人生、理想，又说了最近的大好形势，之后喝酒喝得天昏地暗。不知谁说了一句“这么晚我们回哪儿呀”，结果王丹醉汹汹地说，“去住宾馆吧，我请客！”由于大家平时都在一起，关系比较熟悉，我呢，又喜欢他，反正潜意识地扶着他进了房间。结果还没有放下他，我就跟他一起倒在了床沿上。过了不知多久，我的似乎有些清醒过来了，但是又没有力气。我朦朦胧胧地感觉他的有些清醒了。一只手慢慢地把我向他的怀里搂，一只手在我的身体上游走，似有意、似无意。我想反抗，感觉无力。所以，挣扎了几次都失败了，就这样任他抚摸着。
压抑在内心深处的爱慕之情的得以释放，近似麻木的身体似乎在此时被点燃。后来，他边摸我的身体，一边熟练地一层层解除我的衣服……就这样，就在这一夜，在我暗自爱慕他那么久后的这一天，我把我女人最珍贵的东西给了他。我做了他的女人，我属于他；他是我的男人了，他也属于我了。
至少，在那一刻、那一夜、那些日子里我是这么认为的。后来证明，我错了：他是我的第一次，我可不是他的第一次； 他是我的唯一，我却不是他的唯一，而是之一。
在胡耀邦总书记的葬礼举行前后，我们是最累的几天。既要组织其他学生去游行、静坐、示威，清点和统计人数，又要联系其他高校的学生干部。为了减轻自己的工作量，各个学校学生会领导商量好了：别的学生不管他们。学生会的领导们白天全部到场，晚上则轮流值守、监督学生。这样，晚上我们还是照样出去吃喝玩乐。
由于有了那一次，我跟王丹的关系自然比以往亲近了许多。大家一起出去玩时我跟他的亲近也不再遮遮掩掩了。晚上玩乐后，我们自然又是去宾馆开房间，风流快活一番，以缓解白天的风宿路餐、饥一阵饱一阵的煎熬生活。说实话，王丹的那个玩意是有点小，但是对于初尝男女之情的我来说还是比较满足的。
在天安门广场的日子慢慢地越来越难过了。整个广场上都是人，但是已经分不清学生跟其他人，反正乱哄哄的，到处是垃圾、大便、小便（人太多难以走出去，临时厕所太远，特别是晚上有些人就干脆就地解决）街上不时的有大叫声、追打声，越来越多的过往行人被打、汽车被砸被烧。我们大多数女生都下坏了：不是说为了纪念逝世的胡耀邦书记、为了搞清他的死因而静坐示威的吗？不是说是为了反对官倒、要求民主自由而游行的吗？怎么还有打人、烧车（后来还发生了打死人又烧掉的事情）？这不像是我们的初衷啊！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啊？！
五月初的一段时间，王丹、还有乌尔凯西，柴玲，他们经常晚上出去，天亮才急匆匆返回广场。就是不带我们几个女生。我当时很生气，是不是他不要我了呢？我问他，他说不是。后来，他们一起出去的时候少了，但是，回来后显得非常愉快、轻松，在广场上喊话间隙就他们几个交头接耳商量。
5月19日凌晨，赵紫阳书记出现在了安门广场上。他借由扩音器直接呼吁学生结束绝食的举动，并且告诉学生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赵走后，大部分学生想走，可是，王丹，乌尔凯西，柴玲，他们轮流拿着话筒在会场大喊“打倒共产党”“政府不下台我们决不撤退”等等口号。与此同时，暗地里传话，谁都不许走，走的人就是叛徒，是共产党政府的走狗，将来要承受“非常严重的后果”。这时，学生们私下开始议论纷纷：我们不是反对官倒、反对腐败、要求民主吗？怎么说什么“共产党的走狗”呢？这里面是不是隐藏着什么阴谋？而此时想走显然是不可能了。
我也很迷惑，既为此事，也为那事。但是，为了跟他在一起，我还是忍着继续坚持。
直到有天晚上我们趁着天黑溜出去玩时，这个谜底才揭开。这次出乎我的意料的是，不是还是以前那种小旅馆，而是在一家大酒店开房间。说实话，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住在如此豪华的酒店里（在现在看来当然已经不算什么）。洗澡后，我们依旧一番你死我活的颠鸾倒凤。事后，他缓了一阵才搂着我悄悄地告诉“有人资助我们了”,并解释了那些晚上他和乌尔凯西、柴玲经常出去就是谈这个事情。我问是谁时，他笑了笑，眼睛里露出了一阵狡黠而冷峻的光芒。
我半信半疑问，感觉这里面肯定有什么问题。可是，我又没有什么证据，加上又喜欢他在床上那种疯狂的样子。
在他们的宣传与威胁下，学生们的示威、对抗继续着，而我们的如漆似胶的“夫妻”生活也继续着。白天我们装模作样地跟学生们一起静坐、抗议，晚上我们就抓紧一切机会享受幸福的生活。当然，后来我也知道了，他与乌尔凯西、柴玲的关系远非学生运动及接受外国资金支援而搞阴谋这么简单。至少，柴玲在校期间就为他堕过胎。
那段日子感觉到天堂般的幸福：抗议、静坐、示威，为所欲为，没有人敢说我们什么，就连政府、警察都对我们客客气气，还提供免费食物、饮水、医疗保健；我们晚上约会、玩乐，反正有人送钱，不花白不花。王丹也说了，只要我们不撤退，每天这么跟政府耗着，就会有钱。否则，免谈。有一次，我谈到了政府已经让步，况且有那么多学生身体虚弱，是不是见好就收？他立即打断了我的话：傻瓜，那么做我们就没有价值了；没有价值就没有钱花了。至于那么学生，管他们呢，反正，一切责任都推给政府。
6月3日傍晚，我们是最好一次出去玩乐，也是我们的分别之日（当时还不知道）。急急忙忙地快活之后，他拿出了一踏绿色的东西放在我面前说，这是1000美元，你拿着先用。今天晚上就不用回广场去了，以后也不用打听我或者跟我联系。等事情过后，我自会来找你的。听到这里，我知道，困难时刻终于来临了：早就通知今晚上部队要进来清场了。但是，我担心他的安危，要跟他一起去，被他拒绝了。
后来我还是偷偷地去了。6月3日夜至6月4日晨，部队和警察对执意停留在广场上的学生和群众强行驱离。但是，有些人不但不听劝阻离开，还用石块、瓦片甚至木棒、铁棍（我不知道这些木棒、铁棍他们是怎么带到广场上来的）对士兵们进行攻击。还有人大喊“打他们！打死他们！”天哪！这哪儿是学生们的做为？又怎么会是我们游行示威的初衷呢？这样的做法跟流氓阿匪有什么区别。确实，我在人群中看到了，有些人根本不是学生！在说是接下来要清理广场的最后一次广播后，我跟着大多数人急忙往外走去。心里感觉气氛十分地紧张，也预感会出什么事情。
而在外出的途中，看到好多被拥挤、践踏致伤的学生，还有被乱扔的石头瓦片打伤的学生。有人还在一些什么不知道突然间从哪儿冒出来的记者面前诉说。出于好奇，我顺便听了听。一开始那个学生说，自己是被别人扔来的石块砸伤了头部才流血的，马上旁边几个说不是。只见刚才被采访的那个学生被旁边的学生从后边绊了一下，他们接着把他扶到人的后面，由那个纠正话语的“学生”代为详述。他讲起来一下子就变味了：说什么这是那些解放军战士打的，自己的腿伤也是战士用枪托打的……我懵了！这都是什么呀？这些人怎么会张嘴胡说八道呢？
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王丹。只是听说他逃亡、坐牢。1998年，在美国政府出面，将他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接到美国，并在美国驻足。可是，他在美国似乎没有治疗，就立即发起了对共产党及中国的肆意污蔑、抹黑和攻击。此时，我终于明白了：幻想已经没有用了，他不会再回来了，而且永远不会回来了。
因为八九学运后，我也接受了多次审查，交代自己在此次活动中的言行。也因为这次学运的影响，我被遣送回原籍安排工作。恋爱，结婚（可怜我的爱人！），生子——生活步入了绝大多数人都过着的生活轨道。本想将这段记忆永远压在我的内心深处，直至我生命的终结。可是，3月台湾学生的这次抗议活动，特别是他的再次出现又激活了我对他的冰冻了十几年的记忆。只是，记忆中已经少了当年的那份激情、甜蜜，反倒是多了许多怨恨和厌恶：他欺骗和玩弄了我的感情，欺骗和利用了学生的单纯，欺骗和牺牲了学生的生命，欺骗和背叛了自己的国家……
如今，我感觉有必要把有些真相说出来，是对自己的交待，也是对历史的交代。是对他的告别，也是与自己过去的彻底决别。说出来了，也放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