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7-23 共识网

文|葛佳男 编辑|赵涵漠 摄影|刘云志

2009年10月，中国科技大学前任校长朱清时在这里拜访刘道玉，两人谈了3个半小时。刘道玉说，如果当时知道南科大筹建的背景，他会劝朱清时办一所私立大学而不是公办大学，请市政府把土地和资金捐给学校的董事会，然后市政府就退出大学。

　　改革是刘道玉一生的关键词，际遇、世故、权力甚至岁月都无法从他身上夺走对教育改革的执着。1988年，刘道玉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免去武汉大学校长之职，原因众说纷纭。在很长一段时间，武大校长的名册里甚至没有刘道玉的名字，校报也不刊登他的文章。然而，《人物》接触的每一个武大学生都告诉记者，刘道玉校长是这所学校的精神力量，是他们「永远的校长」。
　　永远的校长
　　他已经在武汉大学校园里生活超过35年，天气好的时候，会绕着珞珈山散步，上午、下午各一次，总遇到熟人，要被问一声刘老校长好。这一叫，周围的人都知道了，「所以我现在有很多朋友」，修鞋的，报摊的，卖菜的，收废旧物品的，「这些人我都认识」。他还有许多「小朋友」，年轻学生的邮件常常塞满了他的邮箱，他来者不拒，端坐在小书房里，拿一只放大镜对着电脑屏幕，慢悠悠地看，慢悠悠地回。
　　这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最重要的开路者，至今仍是这座校园里最有声望的校长，在当代中国，他或许是最没有权力却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家。担任武大校长期间，他倡导平等、自由、民主、开放的校风，高歌猛进进行教育方法和制度改革，使珞珈山成为全国高校学生和教师的「向往之地」;卸任校长之后，他也不曾离开教育改革的阵地，长年探索创造教育的方法，尖锐抨击中国教育的积弊，同时也提出积极的建言。　　

　　学校里如今没有刘道玉的任何题字，也没有任何一座建筑、任何一条道路冠上他的名字。1988年，刘道玉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免职，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改革过于激进，触犯了某些高层的利益，也有人认为是刘道玉性格太硬，在政治上「过于单纯」。在很长一段时间，武大校长的名册里甚至没有刘道玉的名字，校报也不刊登他的文章。然而，《人物》接触的每一个武大学生都告诉记者，刘道玉校长是这所学校的精神力量，是他们「永远的校长」。
　　刘道玉今年82岁了，近20年来，一直隐居在武大幼儿园对面的一座家属楼里。他和老伴在阳台上养了许多兰花，暗翠的叶子争先恐后从防盗栏杆里伸出来，老远就能看见。一大早，记者还在楼下，他就打开门探出头，笑眯眯地打招呼，「欢迎各位啊，你们路上辛苦了。」坐下来，先用一张武大抬头的信纸记下了所有人的名字，老先生有点得意地说自己还是「中年人的记忆力」，这些年来，每一个来访学生的名字都一字不错地记得。
　　他形容自己现在是「随遇而安，随遇而眠，随遇而学，随遇而写」，80多年走过来，波澜荣辱都归于平静。每天早上5点起床，保健按摩40分钟，然后洗漱，给老伴做早餐，白馒头就着果酱和花生酱，再冲一小碗葛根粉。「这是老年人的作息时间，苏东坡的养生方法是：「无事以当贵，早寝以为富，安步以代车，晚食以当肉。」」刘道玉信奉这些箴言，他说，对现在的生活状态已经没有什么不满足。
　　他的耳朵已经不太灵光，但是他并不以为意，平日也不爱戴助听器，「这让我没有任何的事前顾虑，我很乐意。你知道耳不听，心不烦嘛，是不是啊。」他侧过头，让记者对着自己的左耳说话，「左耳好，我不爱听保守的意见，只听改革的声音。」
　　改革是刘道玉一生的关键词，际遇、世故、权力甚至岁月都无法从他身上夺走对教育改革的执着。2011年，由于中风的后遗症，刘道玉的右手无法写字了，他从78岁开始练习用左手书写，平均每年记两厚本读书笔记，写15篇文章。近20年，他总共出版了18本著作，发表文章300多篇，积累了两本未出版的书稿，「虽然我不敢说语不惊人誓不休，但不谦虚地说，文无新意不发表。我认为自己的文章基本上都有创意，因为我是研究创造教育的」。如今，他每天固定工作4到5个小时，读书，写文章，给青年学生回邮件，要了解最新的教育形势。
　　学生们说，老校长并非脾性圆融之人，早在他当校长的时候，就有不少人见过他为了保护学校和学生的利益公开跟省里领导叫板，批评某位省委领导「水平连生产队长的水平都不如」。现在年纪大了，说起如今中国的教育体制，刘道玉还是很容易激动，他看不惯的现象越发多了，常常感叹，「我爱莫能助呀!」他对记者说，「我姑妄言之，你们姑妄听之，能写的就写，不能写的你们不写，你们不能丢饭碗，是不是啊。我无所谓了，我饭碗也可以丢，头也可以杀，做之认之，如果没有这个担当，你就枉然当了一个知识分子。就像钱穆说的，只认得真理，不认得利害，即使放到刀俎上，也只认真理，所以我这一生很坎坷，就是我的性格决定的。」　

　　在加拿大念书的小孙女大前年回来，刘道玉带她逛校园，路过树林中某一任校长的雕像，小姑娘用生硬的汉语问他，爷爷，你的石头在哪里?「我说爷爷没有石头，不要石头。」2007年武大首届作家班的22位作家准备捐款给刘道玉建一座铜像，刘道玉忆称校方以「校园没有合适的地方」拒绝了。对这一切，刘道玉显得平静。
　　2007年，文化学者易中天回母校武大演讲。他是1981年武大中文系的代培硕士毕业生，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必须返回生源地新疆工作，刘道玉看重他的才华，层层争取，甚至找到了教育部。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武大用5个本科生的名额交换他留在武大任教。导师胡国瑞告诉易中天，当年他希望就此事约见校长，刘道玉在电话里说：「自古以来只有官员拜见学者，没有学者拜见官员的道理。我去看胡先生。」
　　演讲当中，易中天提到这位改变他命运的、20年前离任的老校长，台下坐的大多是85后、90后一辈的学生，他当时还想是不是该做点说明。但出乎意料，话刚落，台下掌声立刻就炸响起来。
　　「20年前的事情他们又怎么会知道呢?」易中天说，「那就只能说明是一代一代的在流传。」
　　改革的黄金时代
　　1980年代，刘道玉带领下的武汉大学是中国高校的一面旗帜。那是改革浪潮席卷中国的时代，人们连走路都是在跑步前进，教室、图书馆和实验室里昼夜灯火辉煌，教师自觉加班，誓言要把「文革」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在成功推动高考恢复之后，刘道玉在1979年主动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任上请辞，回到历经政治动荡、百废待兴的母校，誓要重铸武汉大学历史上的辉煌。
　　1981年，他48岁，成为当时中国重点大学当中最年轻的校长，也是最富有改革精神和勇气的一个。他被武大学子誉为「武大蔡元培」，上任不久，就大刀阔斧，从教育体制入手，进而对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推行新制度的时候，他从不向上头打报告，坚持认为这些都是校长的职责和权力。这一系列现代高校的教育制度和管理模式，均始于武大。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自此拉开，扩散全国，武大也被称为高校战线上的「深圳」。
　　1978级历史系学生、现任武大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张星久还记得，当时的武大充溢着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氛围，「就是感觉每天都有一种新气象，每时都有新的空气」。学分制令有想法的学生获得充分空间，周围的同学有写小说写出名气的，也有不少人在本科时期就发表了在学术界引起轰动的文章。一大批社会作家通过插班生制度进入学校。学生可以随意选修其他专业的课，可以谈恋爱、跳交谊舞，可以穿最时兴的大喇叭裤，还有超过400个学生社团可以自由选择。自学和创造得到充分鼓励，校长在开学第一天就讲，如果老师的课讲得不好，你们可以不听，自学是最好的学习方法。
　　「追求自由可能是武汉大学的一个特点，」武大哲学系教授赵林评价，「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刘校长当校长的时候培育、营造出来的一种氛围，一直到今天还是能看到他的一些影响。」
　　那是刘道玉最怀念的年代，经年累月之后回忆起来依旧有热烈之色，「人人思改，人人思变……改革的黄金年代啊!」他忽然又黯淡下来，「现在呢，一切向钱看，人人思钱，除了金钱以外什么都没有了。」
　　2015年的5月，武汉溽热，刘道玉穿一件熨帖的蓝衬衫，外头罩着面料挺括的西装马甲，一双老式粗布鞋，如学生们描述的一般优雅。采访之前，他花一下午时间准备了三大张手写提纲，细细密密的小楷，整整齐齐。
　　好几个老一辈的学生告诉《人物》记者，即使是在突然被免职那段最艰难日子里，老校长也没有失去一个知识分子的体面。那时候他生病住院，硬是被拉出来检讨，大会小会上都要点他的名，但他拒绝写一个字的检讨。学生们去看望，见他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虽然清瘦了些，但是面色从容平静。

　　1985级武大学生、《刘道玉传》的作者野莽在一次采访中回忆，刚被免职的时候，刘道玉内心其实是有埋怨的，「他有岳飞式的愤怒，屈原式的牢骚，怎么就不能理解他教育改革的一片良苦用心呢?当时他认为这是上面领导的压制」。直到70岁以后，他完全放下了，「七十而从心所欲，他的心灵好像彻底解放了。」
　　这次采访之前，刘道玉特意强调，希望「一定在文稿当中适当的地方要反映我的观点」，「我不是大师，真的我不是大师，我不是谦虚，而是实事求是。我仅仅就是一个热爱教育，一个执着的教育改革者而已，仅此而已，别的什么名誉啊、荣誉什么对我来讲都是身外之物，都是附加给我的。」
　　不过，武大学生以及所有关心教育改革的人们更愿意把这看成一种谦词。1989年年中，张星久去鄂西北的一个偏僻县城讲课，当地领导是老三届的大学生，饭桌上第一杯酒举起来，敬的是刘校长。「他就是大家心目中一个大学校长，一种说不清的，就是应该这个味道。」在张星久和他的老校友们看来，刘道玉已经成为了一个参照系，后来人会不自觉地将其他校长与老校长进行比较。「他之所以那么持续得到大家敬仰，大家可能看得更清楚，尤其在我们的教育现在在某些方面有些不尽如人意的时候，我们可能更觉得他的东西弥足珍贵。」　

　　生不愿封万户侯
　　2015年元旦前夕，刘道玉终子完成了《我的理想大学》的写作.这本书占据了他耄耋之后的主要精力，伏案3年,提纲换过5次，最后5个提纲全部推翻了。他解释说：「创意是不能事先计划好的，它只能通过'顿悟而突如其来的。正因为如此，我不能请助手用口述的方式来写。」2012年动笔之际，他创办的刘道玉基金会在北京召开 「《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刘道玉在给与会者的邀请信中写道，「余年近八旬，且右耳失聪，右手已不能书写,，基本上是一个残疾的老年人。但我不甘寂寞，心中数育改革的炽热之焰未灭，追求理想大学的情节仍没有消失。于是， 准备积个人30多年的经验、教训、,学习心得和未来大学数育的期盼，着手撰写《理想大学》一书。」
　　然而完稿之后,刘道i却把它锁了起来， 谁都不能看，连他白己也看不了。今年年初,，中国青年报前副社长、武大77级中文系毕业生谢湘去家里看他，他告诉谢湘，《我的理想大学》是他的封笔之作， 一定要等到自己百年之后才会拿出来。他说这本书注定要成为禁书，「理想大学没有禁区， 中国现在到处部是禁区，你想能出我的书吗?所以中国现在为什么没有理想大学，因为到处是禁区。」
　　某种意义上，刘道i数育生涯的另一扇门，是在整整20年前打开的，那是1995年，他62岁， 控照学校的规定正式退休。此前，他是数育改革的亲历人、实践者，此后，他成了一个数育学者，研究理想的数育制度和创造性数育，时常出现在公共视野当中，就教育议题发表意意见。他的意见以批判呐喊为主， 针砭时弊，甚至比在任时的改革措施激起了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他谈论大学文科教育的缺陷，建议高考应该取消文理科分开招生，在大学建立文科实验室， 克服纯表述性教学， 开设文理渗透选修课程;他在《南方周末》发表《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被称为 「教育改革的一剂良药」， 「数育改革的春雷炸响了」，他质疑当前的大学校遴选机制，提出遴选校长是去行政化的关键，「我说由治学的人来选治校的人是天经地义的，这是符合数育规律的」;他批判中国目前的教育价値观，家长将考高分、高学历与成才画上等号，「这是传统的教育价値观，学而优则仕就是教育最大的功利性主义。纵观我国历代劝学的名言，都是以功利主义为诱导的。」
　　77岁的时候，他还给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筹备委员会写了一封公开信,，毫不客气地指出，「整个校度活动依然没有拜托传统格式化的思维窠臼——大造舆论， 邀请名人捧场，极尽评功摆好之能事」， 与麻省理工大学建校150周年的纪念活动相比，「没看到清华大学有任何一项反思活动」，这就是「清华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之间在思想境界上的巨大差距」。这种反思精神的缺乏存在于包括教育部在内的各大学中，使中国高高教问题越来越严重。公开信发表出来，「哎呀，反响大得不得了」，从2011年10月校庆到当年年底，「国内外的大学教师都互相传这一封信，包括清华的校友，也都跟我联系，支持我」。唯独清华大学官方没有任何反馈， 「我有些失望，对清华大学领导人的气度失望」。
　　在某种程度上，刘道玉已经习惯了这种失望。 20年间，,他获得过无数民间发起的奖项和致敬，但他的呐喊几乎从未收到相关部门的正面回应。有知情的老朋友告诉他，教育部曽在某次·会议上提到他的《十意见书》，说「有人把我们的教育说得一塌煳涂，这不符合事实嘛」。唯一的一次正面反馈是在《大学校长遴选机制改革刻不容缓》发表之后，他称白己通过几个路径得知，有领导批示主管大学干部配备的副部长，,这篇文章有参考价値， 希望你们认真研究。 「但是研究没有结果， 还是不了了之。」
　　《人物》记者问他，如果当初再教育部里面继续任职，或者做到更高层，有没有可能从体制内部更好地推进自己的教育理念?
　　老先生想也不想，回答不可能。「我要做部长，我能身由己吗?我要身由己，我就公开出来叫板，中国这个现实允许我叫板吗?我的看法是，部长也好，司长也好，只不过是大办事员和小办事员的区别。」当年他拒绝过的职务包括武汉市委副书记、市长、团中央第一书记以及驻国外使馆教育参赞等。他说：「我的性格不适合做官，如果我要做官，我这20本书、300篇文章就写不出来了。」他极喜欢唐朝诗圣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中的两句名言：「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他说，「一生中先后至少有5次拒绝了堪为高官的任命，因为我钟情教育，立志做一名教育改革的探路者。」
　　60岁的时候，刘道玉和老伴以及小儿子一家搬进了这间稍微宽敞些的房子，他在耳顺之年终于拥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大概8平方米，堆满书籍和资料。他晚年的大部分研究都在那里完成，说不上为什么，他总感觉一坐进去就特别有灵感。刘道玉给这间小书房取名「寒宬斋」，寓意他崇尚「寒窗苦读」，同时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克服面前艰难困苦，掀掉压在头上的「盖子」。
　　2009年10月，中国科技大学前任校长朱清时在这里拜访刘道玉，两人谈了3个半小时。刘道玉当时并不知道朱清时正在筹备后来被称作「中国当代高等教育试验田」的南方科技大学，「他是有备而来的，我是无备而谈」。这是中国两代最负盛名的教育改革者之间的对话，刘道玉说，如果当时知道南科大筹建的背景，他会劝朱清时办一所私立大学而不是公办大学，请市政府把土地和资金捐给学校的董事会，然后市政府就退出大学。否则，在政府的管辖下，是不能按朱的初衷那样办好这所大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