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体思维隐含着一个未加言明的假设：政权的形式决定政权的实质。各国的历史与现实证明，这个假设根本不成立。正因为这个假设不成立，在讨论现实政治时，我们看到习惯政体思维的人不得不在所谓政体前面加上各式各样的形容词。

　　比如，抽象讨论民主政体时，一些人也许认为这个概念很清楚：它指的是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政治制度。然而，历史上和现实中有竞争 性选举的政治制度很多，它们在实质上千差万别。面对复杂的现实，为 了区分实质不尽相同的“民主”政体，人们发明这样一些带形容词的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选举民主）、authoritarian democracy（威权民主）、neo-patrimonial democracy（新世袭民主）、military-dominated democracy（军人主导的民主）、proto-democracy（原生民主）、pseudo-democracy （伪民主）、virtual democracy（虚拟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非自由民主）、restricted democracy（受限民主）、controlled democracy（受控民主）、limited democracy（有限民主）、oligarchic democracy（寡头民主）、elitist democracy（精英民主）、elitist-pluralist democracy（精英多元民主）、low-quality democracy （低质民主）、semi-democracy（半民主）。除此之外，也许我们还可以加上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去掉这些形容词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因为这些被叫作“民主”的政治体制存在本质上的差别。但加上这些形容词本身就说明，仅看政权形式是多么片面。

　　同样，谈到威权主义政体，少了前缀的形容词也难以深入。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些带形容词的威权政体：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官僚威权体制）、closed authoritarianism（封闭威权体制）、hegemonic authoritarianism（霸权威权体制）、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竞争性威权体制）、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民粹威权体制）、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选举威权体制 ）、hegemonic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霸权选举威权体）、durable authoritarianism（持久威权体制）、inclusionary authoritarianism（包容性威权体制）、open authoritarianism（开放式威权体制）、semi-authoritarianism（半威权体制）。

　　对比这两组带形容词的政体，不少人可能会十分困惑：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与 authoritarian democracy哪一个更民主？semi-democracy与semi-authoritarianism有什么区别？仅看政治体制的某一形式特征到底有什么意义？

　　第三，因为只关注一两个指标、只关注形式，政体思维很容易忽略政治体制其他方方面面的变化，导致用静止的眼光看变化的现实。例如，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过去30年，中国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实际上，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清楚，中国政治在过去30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或变革。为什么一些人对此视而不见呢？因为他们是用政体思维看中国。在他们看来，只要中国没有出现两党或多党竞争的局面（所谓“民主政体”的标志性特征），其他任何变化都不算政治变革。这是典型的一叶障目。

　　与国内某些学者一样，大部分研究中国政治的西方学者也难以摆脱政体思维的羁绊，在他们的研究中，贴在中国脑门上常见的标签是totalitarianism（极权主义政体）、leninist party state（列宁式政党国家）、authoritarianism（威权主义政体），其中“威权主义政体”最为时髦。然而，世界上可以被叫作“威权主义”的政体太多了，中国的所谓“威权主义”显然与其他那些“威权主义”大相径庭。即使只看中国，这个时期的所谓“威权主义”又与其他时期的所谓“威权主义”差别巨大。由于一个简单的“威权主义”标签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于是，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我们就看到了一大堆带形容词前缀的“威权主义”，其中最有影响力，并至今被不少国内外学者引用的概念是由李侃如（Kenneth G. Leiberthal）与奥森伯格（Michel Oskenberg）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碎片式威权主义）。

　　除此之外，还有soft authoritarianism （Pei Minxin）、revolutionary authoritarianism（Liz Perry）、flexible authoritarianism （Jean-Pierre Cabestan）、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 （Andrew Nathan）、adaptive authoritarianism （David Shambaugh）、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 （Edward Friedman）、legitimate authoritarianism （Gunter Schubert）、responsible government under authoritarianism condition （Linda Li）、authoritarian yet participatory （A study commissioned by the German Government）等等，不一而足。奥森伯格已于2001年病故，辞世前他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承认，“任何一个只言片语都无法抓住中国政治体制的特征”；各种流行的标签，包括他自己前几年提出的“碎片式威权主义”都难以把握中国复杂的政治现实，因为它们都是“静态”的概念。

　　在一篇分析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变化的文章中，我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政治的逻辑已经完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西方舶来的‘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分析框架则完全无力把握中国政治中这些深刻的变化。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个标签像狗皮膏药一样往往被随处乱贴，从晚晴时代开始，一直到民初时代、军阀时代、蒋介石时代、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无一幸免。中国政治在此期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贴在中国政治上的标签却一成不变。如此荒唐的概念与其说是学术分析工具，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诅咒。现在已经到了彻底摆脱这类梦呓的时候了。”

　　（本文为王绍光教授“政体与政道”一文片段，全文收录于《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第七届文化论坛年会论文集，王绍光主编，三联书店201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