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原来都是某国企的职工。相比较东北那些知名重工业老国企，在南蛮边陲的鄙厂自然算不上什么耀眼的口碑企业。话虽如此，但涉及国家战略粮食，所以在那一波倒闭下岗的大事件风雨欲来之前，厂子还算撑了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至少，在我记事之后，仍能依稀记得那个逝去的集体制最后一抹年代特
 
　　厂子不大，但在小小的我眼中，那就是世界的全部。
 
　　厂子里是绝对的熟人社会，街坊领居彼此熟稔，没有叫不出名字的。从白发苍苍的阿公阿婆到尚未婚配的愣头青，所有人都是这个厂的一份子。厂办子弟小学就在我家职工楼的拐角处，好几层楼高还配田径操场篮球场舞台文娱室舞蹈室电教室的子弟小学在那个闭塞的年代看也还过得去，放学后一路打闹嬉戏到家不过是两分钟的事儿，而且绝对安全。父母所谓的上班呢，也不过是骑着自行车，穿过掩在各种果树后的苏式红砖楼，去厂区的另一头十分钟就到了的事儿。小时候要是不想吃家里做的饭，就会抓上一把塑料的一毛五毛的饭票，去厂里的食堂吃或者去冰室吃冷饮解馋。米面油鸡鸭猪(厂里有一块地儿专门用来养分配用的家畜家禽)等福利的逢年过节发不停，排演六一儿童节节目后工会发的蛋糕也是每年最期待的。厂里的游园会和电影公映每个月都有，鄙厂综合文娱楼里甚至有那种拿着歌本点歌的老旧歌厅，小时候的我们也常常去嬉闹。
 
　　总之一句话，除了火葬场，基本上生活中的设施没有拉下的了。那个年代的人们呢，平日几乎可以不用出单位大门，就能活得挺好。
 
　　现在回想，那基本就是最后的回光返照了。
 
　　小孩子遇到问题想得没有那么灵光那么透，但，并不善忘。
 
　　印象中，这股下岗潮，是在小学搞了迎香港回归后，逐渐由外围扩散到我的认知中的。依稀记得，班里借读的邻厂同学的父母怎么没工作了，怎么又想法子摆摊挣钱了，说这话的时候伴随着哭红的眼圈，有些哽咽。
 
　　终于，没过多久，厂子里街坊的交流再也没有了昔日的轻松，气氛也变得越来越凝重，这个徘徊的幽灵出现在大家嘴边的频率越来越高。
 
　　下岗。
 
　　往日的所有福利早就停了，厂办小学也渐渐萎缩，坊间充斥着流言蜚语，什么国有资产流失啦，领导中饱私囊啦，某个某个设备以什么白菜豆腐价贱卖啦。现实撕破了温情的面纱，厂房生活区还是那个生活区，而人们，却渐渐不同。
 
　　年幼的我虽然不知道这整个国家背后的格局发生了什么变化，但伴随着电视里反复播放刘欢和那英的洗脑MV，家里父母的争吵声日渐增多，我也意识到，整个家的生活节奏将不复从前。
 
　　父亲先是莫名地被调离部门，改为去协管厂里运货的铁路(是的，厂里连自己的铁路都有)，工资缩水不说，上班时间大乱，再也没法顾得上管我。之后，厂里办了各种夜校班，开了烹饪缝纫和汽修等奇奇怪怪的与平常父母工作不相关的班。再然后，一批批买断工龄的名单里，陆续出现了父母的名字。但是，改制返聘的缩编名单里，老人却缺席了。
 
　　买断工龄后，守着那点死钱，家里突然就失去了经济来源。父母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饭桌上的冷战是家常便饭，一言不合便分房睡沙发也不少见。那时我也渐渐懂事，虽然有一段时间父亲在家陪我的时间自然是多了起来，但是那种窒息的呆滞氛围，让我有如离水落网的鱼一般，喘不过气来。
 
　　最糟糕的时候还不止于此。
 
　　父亲之前转卖的二手摩托车因疏漏未过户，接手的人开车撞了人后逃之夭夭，受害者找上门讨债来了。我犹记得在那个晚上，父亲在外找工作未归，门外人大声喧闹狂拍门，而母亲怕起冲突我受伤，把家里所有灯都关了，不敢出声，佯装家里没人，跟我躲在家里最黑暗的角落里瑟瑟发抖。
 
　　那一夜的黑，是我此生记忆中永不忘怀的伤。
 
　　后来，不清楚这债务是怎么解决的。我只能感受到的是，自此，家里生活水平更是一落千丈。
 
　　我此生唯一看到过一次父亲落泪，就是在那时。
 
　　再后来，父亲找到了份早出晚归给资本家打工的活儿，上班时间奇长，早上七点多出门，不到晚上十点不着家。母亲跟着原来的单位一再搬迁，上班地点也越来越远。以至上中学走读那几年，能在家里呆得时间最久的人，反倒是我。
 
　　就这样苦了几年，生活才渐渐有了点起色，家里也艰难地从延续了好几年的下岗后遗症中摆脱出来。
 
　　现在呢，我家还是住在那个业已习惯多年的老生活区。买了别处的房子，但家里人不愿搬。小区里那些昔日的建筑已不再：食堂、锅炉房、舞台、花园、球场、图书楼、铁路……只有我们这个年纪的老住户，才说得清哪处曾有过什么样的故事。
 
　　可惜今年回家过年才得知，就连整个厂房仓库，也已悉数拆除铲平，地皮卖给了房地产开发商。目及之处，尽是一片废墟。
 
　　童年记忆里挣扎了这么多年的这片土地，依旧输给了时光。
 
　　按理说，对这段苦难，最该发声的是我的父辈。可是他们不会说，也不想说。而我，并非置身风暴中的当事人，仅仅是一个幼小的旁观者。饶是如此，这段历史也给我的童年留下了难以言说的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