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朴：盛雪印象



 


（一）

 




      步出多伦多国际机场，一眼就看到了盛雪，秋日的阳光下，身着一袭雪白的西式套装。她满脸是笑，迎我走来，柔和的目光里透着沉稳、率直。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刚交谈了几句，我便有了老友重逢般的亲切感。


 


      第一次听说盛雪，是在十二年前，她写的《远华案黑幕》出版。伦敦唐人街的书店老板一气进了两百本。老板告诉我，几天之内就卖光了，这是书店开张以来从未有过的。后来我又读到盛雪的诗集《觅雪魂》。无论是写鸽子、写晚云、写丁香花，还是写忧国忧民，她笔下源源涌出的绝妙诗句，每每令我爱不忍释。


 


      眼前的盛雪，身份是民主中国阵线主席。我这次来加拿大，就是参加她主办的“我们共同引领变革——第六届全球支持中国及亚洲民主化论坛大会”。自1989年八月出国以来，盛雪以作家的敏锐，诗人的激情，投入到推动中国走向民主的运动中。如今的她，俨然已是名闻天下的民运领袖，这一路的风雨，备尝艰辛，该有多少故事等着我去探寻？


 


（二）

 




    采访时断时续，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我的大脑里：为什么盛雪会走上民运之路？我当然不认为搞民运只是男人的事，但，你面对的是中共，一个既空前专制又空前残暴的政权。风险、危险、凶险，无处不在。作为女人，往往难以承受，还得耗尽你的心力、精力、体力，还得放弃很多。


 


      盛雪把原因归结为信念，一种从家庭和个人生活经历中产生的信念。文革开始前，曾就读于东北大学、燕京大学、外语学院的父亲，被当权者定为“国民党特务”，父母双双开除公职，一家五口被赶进一间只有八平米的房子里居住。文革开始了，抄家、打人、批斗轮番上演。盛雪五岁时，和妹妹一起被送到东北农村的姥姥姥爷家寄养，三年后才回到北京。为了生存，父亲做了泥瓦匠；而母亲带着三个孩子清早出门扫居住的胡同街道，每月挣七元五角钱。路过的朋友、邻居们投来的目光，或鄙夷，或漠然，或幸灾乐祸，几乎见不到同情。当时的盛雪还不到十岁，除了艰辛就是屈辱。在北京卫戍区大院斜对面的小学里，她这个从农村回到北京，出身反动家庭的女孩，成了同学们取笑欺负的对象。刚把妈妈新买的白衬衫穿到学校，就被同学用圆珠笔在后背上画了一个大叉。过生日时得到的心爱的铅笔盒，也被无缘无故折成两段。至今盛雪一闭上眼，脑子经常会回到那个受歧视、受欺负的年代：“就像看到一张退色的照片，黄黄的、灰灰的色彩。”


 


      难以计数的中国人曾有过类似的经历，然而，悲惨的生活并不能造就英雄。君不见，绝大多数人因此变得懦弱、卑微，特别的顺从。有的更成了趋炎附势之徒。


 


      我相信信念的力量，但通过采访我发现：盛雪之所以能义无反顾走上今天的道路，更源于她的天性：与生俱来的反抗性格和正义感，一颗勇敢的心。


 


（三）

 




      从十一岁上中学起，盛雪的反抗性格便渐露头角。她开始打架，只为了不再受屈辱。盛雪在学校总是爱帮助别人，不怕累，主动为班里打水、做卫生。但“家庭出身不好”的社会烙印始终跟随着她，她依然被人欺负。忍无可忍了，盛雪出手了，把经常冲着她口吐恶言的女孩，推倒在路边的白菜堆上，撕破了对方的衬衣兜。女孩除了跑到老师面前哭泣告状，从此再也不敢挑衅。学校里谁要受到欺负，盛雪也会施以援手。一次又一次的打抱不平，使她名声大震，被一些年轻人戏称为“西单小红”。


 


      面对这样一个具有女侠情怀的学生，而且不听话，不服管，做事有主见，还有号召力，专横的班主任岂能容忍，决心要制服盛雪，采取的是中共整人的惯用手法。他给盛雪戴了顶可怕的帽子：家庭有严重历史问题，本人思想反动。动不动就在班里组织开会批斗盛雪。立班规不准同学们跟盛雪来往，理由是这个比所有同学小一岁的瘦弱女孩会“拉拢腐蚀青少年”。还使用计谋将盛雪和她的知心朋友活生生给拆散。甚至准备把盛雪送去工读学校（青少年劳教所）。


 


      班主任的淫威没有吓倒盛雪，反而促使她开始动脑子思考：为什么我要比别人有更多的挫折？过去她只为家庭与个人的苦难而焦虑、悲伤，如今她把目光投向社会，寻找根源。盛雪父亲有一个被打成右派的学者朋友，在火葬场抬尸体。父亲常带上盛雪去看他。听着他们聊天中的唉声叹气，盛雪就想：当初都受过良好教育，有修养，有知识，有抱负，竟活得如此可怜、可悲，究竟是什么造成的？


 


      1978年北京西单民主墙启迪了她。来自全中国的人，成百上千，汇聚在这里，有诉说个人遭遇的，有揭露社会问题的，有批评中共领导的。16岁的盛雪几乎天天都去看满墙的大字报，听人们的议论。在这个以“大老爷们儿”为主体的人群里穿来走去，盛雪得出了结论：中国社会制度有问题，不公正，不人道，特别残暴。两年后她在废旧物资回收公司当工人，一个每天来送料的独臂残废人引起她的注意。中午吃饭，残废人手里总是端一碗糊糊或拿两个窝头，一撮咸菜或放点酱油，从未见他吃过肉和新鲜蔬菜。盛雪经常蹲在他对面，与他聊天。在日记里盛雪写到：每天看着他，我就告诉自己，将来我一定要做点什么事，来改变中国社会。


 


      随后几年，上职工大学，组织“文学社”、“读书会”，在北京电视大学校刊和《管理世界》杂志做编辑，人生漂泊，她从未放弃过探索。六四屠城更加快了她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出国刚三个多月，盛雪就与四位朋友在唐人街一家中餐馆里，商议组建民主中国阵线多伦多支部和加拿大分部；1990年4月，加拿大分部成立，她当选为副主席。路在何方？路在脚下了！


 


    由于民运与人权活动家的身份，使得盛雪两次错失驻校作家的机会。十八年后，盛雪来到卡尔顿大学做驻校作家，办公室窗户面对着风景如画的丽都运河。在这里盛雪对记者说：到大学去，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小站。搞民运，是我整个人生的旅程。


 


（四）

 




      旅程却又何其颠簸。


 


      一开始民阵在加拿大有五个支部，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民运组织一样，涌进来很多激情洋溢的人。没过几年，几个支部全都没了，多伦多参与初创的人只剩下盛雪和今年85岁的韩文光老人。散走的人中，原因各异，有想利用“民运”申请居留，目的达到人就消失了。也有人以为做官的机会到了，中共政权很快会垮台，他们回去就是接收大员。当然也有心灰意冷或者生活变迁的。有个后来据说搞军事研究的，参加民运没几天，突然向盛雪发难，声称盛雪是特务，纠集了一些人，列出的罪状多达十八条，最后一条是盛雪态度粗暴。搞笑的是，没过太久此人就脱离了民运，自扮自演成了一“军事战略家”，公司也搬到中国去了。


 


      我问盛雪：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她急切打断了我的话：老是有人这么问，事实上，这不是什么坚持，而是忠实于我自己，按照自己的心愿生活。只是，你要面对太多的难。


 


      这样的难，知多少？青春流逝，你得放弃许多工作和挣钱的机会、生活中的闲适与乐趣。你甚至得赔上健康，失去亲情。即使在民运圈里，作为女人，面临的挑战真不少：如果你表现强悍、粗鲁，他们会把你当作男人；如果你显得柔弱、优雅，他们又会把你看成非常怪的女人。如盛雪所说：这是一个被承认的过程，需要你真诚，需要你付出，需要你展示你的能力和才学。一个女人和一群男人结成哥们儿一样的友谊，同时，你还得是一个女人，不能因为搞民运，就放弃了女人的特征。


 


（五）

 




      很少有人像盛雪那样干劲十足。刚刚到加拿大的几年间，她做过不下十五种工作：餐馆、加油站、洗衣店、美发厅、模特儿、演员，甚至到农场拔草。民运一有活动，不能上班，她就辞工去参加，活动结束再找工。做咖啡店老板时，一次李鹏访问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为参加当地的抗议活动。盛雪临时雇人看店，驱车六百六十多公里前往，活动结束后，连夜赶回，第二天照常开店。1997年起，她做了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繁忙之余，仍能把许多活动组织得既轰轰烈烈，又井井有条。


 


      从1990年到现在，她年年参与主办纪念六四活动：在中共使馆前示威、到市区游行；开座谈会、研讨会；上街发传单、举行烛光悼念会。参与活动者曾达上万人，至今仍有两三百人。她还不断接受电视台、电台、报刊的采访。在加拿大国会、政府机构、国际人权组织、笔会和作家的活动，海外民运的大小会议上，到处能听到她呼吁人权、自由的演讲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