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镜博客 2014-12-17

儘管中共已經快被權力和金錢壓垮，已經喪失了管治的創新能力，但沒有幕僚能提醒他們，也沒有幕僚能告訴他們真正的出路所在
————————

過去20多年來，也就是1989年6月4日中共出動軍隊鎮壓要求民主的學生市民抗議示威之後，中共最高層的幕僚、智囊作用的演變，是一個越來越萎縮的過程。人們從中可以追尋到中共決策的變化。


江澤民有謙卑和求學心態


首先是江澤民的幕僚。

江澤民當時剛剛從上海到北京擔當名義上的中共最高領導人，此時全世界都在譴責中共的暴行，北京可以說是四面楚歌。當時中國的經濟狀況也不好。作為一個受過一些西學教育的人，江澤民還有一種謙卑和求學的心態。

但是，中共傳統的體系沒有辦法給他提供決策的思想來源。所以，他就不得不更多地求助於上海的元老、部屬，如上海《解放日報》的，上海社科院的，或者是上海當地大學、文化界的人。他當時還受益於元老汪道涵。汪是一位廣交各路人物的統戰老手，思想也比較寬闊，他給江澤民介紹了不少人才。同樣來自上海的曾慶紅，也擅交朋友，甚至幫助過個別異議人士，所以一些人願意給曾慶紅出主意，等於為江澤民所用。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江澤民把復旦大學的王滬寧調到了北京，把《解放日報》的周瑞金調到北京，把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劉吉調到北京。除了王滬寧、滕文生天天跟著江澤民以外，其他還都不能是他正式的幕僚，他們是他的部屬中有些見識的人，但江總是想能夠吸收這些人中新的思想、想法。

江澤民老是請人吃飯，尤其喜歡見港台海外來客。一方面，他是一個喜歡表演的人，另一方面，他有點像書生，喜歡聽建議，比較喜歡有觀點的人。

他見的一些人中，有的思想比較開放，對港台、對西方有一定的了解，對江澤民的決策還是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江澤民執政時期，在人權方面作出了一些讓步，魏京生、王軍濤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釋放到美國的；江澤民到歐美訪問時，努力迎合西方人；尤其加入WTO，使中國得益於世界經濟……我想，其中一些主意來自他的幕僚、顧問，或者朋友。


胡錦濤靠官僚的慣性活著


胡錦濤時代的決策思想完全依賴官僚體系。所謂的“胡（錦濤）溫（家寶）”時代的無所作為，跟胡本人沒有學習能力、不會交朋友有關；相比之下，溫也像個書生，但他比江還好賣弄，記者會本來是一個講白話的地方，結果他講的話，大家還要去查書。溫有這麼深的學問嗎，連聲稱春節都沒時間和家人過的人，讀書讀得如此深奧？

胡錦濤顯然是個不讀書的人，從來沒講過一句有趣的話、一句有個性的話、一句有點學理的話。他參加美國副總統家的私宴，也呆呆坐在那裡，一句不是官話的話都講不出來，連陪同他的中共官員都感覺尷尬。

胡錦濤是共青團出身的官僚標本，他只能活在官僚體系中。官方的智庫又能奉獻什麼東西給他呢？

中共傳統上的智庫就是研究室，還有社科院，各個部委裡也有研究室、院所，多生產拍馬屁的文章和迎逢上意的報告，這樣就使胡錦濤的決策顯得很僵硬。

有些人認為，《內參》是中共掌握情況、得到決策思想的主要來源。寫《內參》的人除了研究人員、特務，還有官媒記者。的確，很多的實際情況，寫《內參》的人都有接觸。但一旦形成了正式的《內參》文字的時候，就完全官僚化了，都是按照上邊的意思來寫的，根本就不會要把真實的情況報上去。尤其是寫《內參》的人，不少已是腐敗的一部分。可以說，《內參》的作用不像外界想像的那麼大。實際上，《內參》、《動態》這類內部刊物在決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低，而不是越來越高。

為了填補決策思想來源的缺陷，胡錦濤時期就弄了一件裝模作樣的事情，就是請所謂的專家學者到中南海去上課。實際上，到中南海去上課的專家學者又會對中央政治局委員提出多少自己真實的看法呢？他的講稿要被反複審查，他的題材，他的個人背景都是反反覆覆審查過了。這些人也已官僚化了，僵硬化了。因此，到中南海講課的學者不會像真正的幕僚或智囊一樣放開講話的。
幕僚、智囊說話一定是非常直接的。他講話首先考慮的不是老闆是否喜歡聽的問題，而是站在老闆的立場上去找到問題的解決方法。這不存在面子問題，也不要考慮這是否是尊重老闆的問題。他是要讓自己的思想變成老闆的決策來源，讓老闆最終作出正確的決策。

在胡錦濤時期基本上談不上有這種幕僚、智囊的存在，他自己也靠體制的慣例麻木地活著。


習近平只要聽話的幕僚


到了習近平的時代，又有一些變化。因為習近平、王岐山、李克強這些人下過鄉，造過反。幾十年來，從下到上經過了各個階層的磨練，於是，他們就認為他們什麼都懂，他們認為對中國情況有足夠的把握，他們認為現在跟西方打交道，在國際上跟別的國家打交道自己很有底氣，因為有錢。他們用不著去求什麼國家什麼人，全世界的巨頭或小人都想前來中國分一杯羹。他們看不出在什麼事情上智囊或幕僚會比他們更高明，所以，習近平他們很自負。用習的話說就是很自信，能說出“三個自信”這樣的話。

這麼自負的一個人，怎麼會把天下當作一個不能治理的難題呢？他不會的。也因此，習變成了一個有霸氣的人。什麼叫有霸氣，就是敢講沒有道理的話，敢罵人家吃飽撑的；什麼叫自信？就是有膽量在歐美念出一串人家偉人的名字，卻不管這些偉人的偉大何在！

因爲自負，所以他們對智囊、幕僚的依靠度是非常低的。但是，李克強、王岐山、習近平他們有一點不同，這就是他們有一批哥們和同學。這些哥們和同學有時候會隱隱約約地在某個場合某個機會提供一些看法或信息，但這多不會對他們的決策有很大的作用或影響。這是習近平、王岐山等人覺得，你們講的東西他都知道；他們也不是從小關在中南海紫禁城、不了解外面情況的人，他們也是從下面滾爬上來的。正因為他們對幕僚的依賴度很低，他們用的人主要是聽話的，能貫徹他們意志的，比較老實的，只要能按指示執行就可以了。

毛澤東那個時候當官的多是土八路，有文化的不多。一些人年紀也比較大了，從體力、精力上講也沒有處理具體問題的能力。從思想上講，他們很多人沒有系統地讀過什麼書。有的就是個農民，然後當了幾年兵，打了幾年仗，然後就成了中央領導了。實際上，他們什麼也不懂。要靠秘書給他們讀、甚至解釋文件或者《內參》，他們然後做批示、圖圈。這時候，秘書就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幾乎是個智囊角色。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共最高層的決策過程是如此粗糙。實際上，中共中央有一個特別的決策模式，就是領導小組，很牛皮很威風，將幾個部委的頭腦人物，黨政軍頭頭叫到一起，這些頭頭會前往往和自己底下的有過討論，領導小組會議混合了幕僚（研究）、決策（討論）、執行幾個層面，由擔任組長的政治局常委、委員拍板。

現在習近平這些人不需要這些幕僚和秘書，他們的秘書甚至就只是一個生活勤務兵。


王滬寧是三代帝師嗎？


王滬寧是一個非常聰明的政治學學者。但他在專業上的傑出表現，只是在文革之後政治學研究的初期。那時候他根據對西方政治學的理解，以他自己的靈性寫了一些政治學文章，讓人覺得王滬寧年輕有為。但他進入官僚體系之後，以他的資歷，以我們對他個人的了解和認識他的人對他多方面的了解和觀察，可以說王滬寧沒有表現過大智慧，沒有表現出治理國家的雄才大略。

這種雄才是說他作為高層顧問所應具有的思想境界和眼光，但王滬寧在這些方面都很不夠格。所以，他提出來的口號都越來越可笑。什麼“三個代表”、“八榮八恥”，後來還提出個什麼“科學發展觀”，從格局說越來越小。“科學發展觀”是個什麼東西呢？這是個觀點，還是個觀察，還是其他什麼？這些口號都莫名其妙，成了大家的笑柄，然後就不了了之了。

說他是三代帝師，是誇大其人。三代總書記，都不會認這個師。他的本事就在於歷經三朝不倒，而且官做的還不小。但雖説是三朝元老，他起的作用實際上是越來越不重要，越來越虛化，至少到目前是這樣。

王滬寧最近擔任“深化改革小組辦公室主任”，也只能證明改革沒意義了。如果想有真正的改革，想真正的有所作為，那就不應該是在研究室層面，而是由一個超越部委，甚至遠遠高過現有官僚體系的實權小組來制定改革方案。研究室說白了只是一個文字秘書班子。長期擔任這麼一個角色的人又怎麼會提出具有真正遠見的改革方案呢？

我既不看好什麼“深化改革”，也不看好王滬寧個人能有多大作為。我倒希望，我是看錯了。

王滬寧原本是高校裏的一個年輕教師，如果沒有江澤民、曾慶紅，王滬寧這樣的人一步登天，在中國的官僚體系中是非常不可能的。可以想見：這種非同尋常的高升使他內心有一種變化。他一方面覺得進入了中南海，很了不起；另一方面，官僚體系的現實給了他警告，使得他不敢跟外人接觸，再加上他個人毫無政治根底，毫無政治聲譽，毫無政治能量，這樣的一個人竟然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員，成了中央研究室主任，成了中央書記處書記，跟那些從下面一步一步爬上來的官僚相比，他顯得沒有底氣，就更極度謹小慎微。

我認識一些他的老朋友、老同學、過去的學生。我們從他們那裡了解到，他不可能是一個思想開闊的人，他基本上和他過去的關係全切斷了。如今的這個時代，你不去跟人廣泛接觸，你只是通過研究書本、看文件，就能悟出治理國家的道理嗎？不可能的。和同學、朋友、學者、專家面對面交流，是一個智囊、幕僚最基本的工作，這一切他都沒有。實際上，王滬寧只是官僚體系的一部分，沒辦法有真正的創造力，所以，他的思想格局越來越小，是必然的。

儘管中共已經快被權力和金錢壓垮，已經喪失了管治的創新能力，但沒有幕僚能提醒他們，也沒有幕僚能告訴他們真正的出路所在。

（2014年3月18日接受美國之音記者採訪紀錄整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