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至1958年的中共党政军高层权力体制演变，逐步倒退到1949年中共建政前战争年代的谮主之下的党机器一元化领导：谮主毛泽东之下是议事机构书记处/政治局常委会及政治局，其下1956年设立议事协调机构中央书记处，其下是党政各方面归口机构或负责人/1958年开始的归口议事协调机构——多个中央小组等，其下是党政军各部门。这个体制延续到文革开始。
 
文革发生的因果链条大部分已经较为清楚：
 
（1）文革发生，是因为1962年1月11日开始的七千人大会（中共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29日代表中央作报告时脱稿对前几年的施政溃败造成大饥荒开炮3小时，引发许多代表反映，还有话要说，迫使毛次日勉强承认犯了大错。会议延期至2月7日，大多数与会县以上干部在小组会中争先发言，赞同刘的批判，发泄不满。
 
此前，彭真（会议报告起草委员会执行召集人、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邓小平说他是副总书记）、刘少奇派二号人物）1月18日在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上斗胆要求起草班子找一找毛的错误并写进去。他解释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书记处最大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

邓小平中间插话，介绍了背景：大会之前，毛提议将近年来各种文件资料汇总、分析一下，看看哪里有问题。于是刘、邓等领导人商量后，安排陈伯达牵头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将此前数年毛的讲话汇集了一套，刘、邓召集一线领导人分析后，认为没有问题；一个是将中央那几年的文件、通知汇集了一套，分析后认为问题不少。正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因此大会报告起草的稿子，没有提到毛泽东的错误。但毛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在1月30日的讲话中，毛勉强承认犯了大错：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这是毛谮主生涯中唯一一次承认犯了大错。谮主认大错是危险的，可能失去独裁的合格性依据。这比世袭君主脆弱，世袭君主可以发罪己诏，认大错也不能动摇其独裁的世袭依据。
 
毛为了保住其独裁权力，必须反攻倒算。毛泽东和江青在文革初期说：“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文革第一拨被打倒的中央高官就是彭真打头的彭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团，最大目标就是刘少奇。
 
（2）毛泽东勉强承认犯了大错，是因为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导致七千人大会上的批判和不满声浪。
 
（3）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是因为毛发动了荒唐至极祸国殃民的大跃进。
 
（4）大跃进搞得起来而且搞到饿死几千万人，是因为政治经济等全面的极权制度和毛的国际共运最高领袖梦想。
 
对于国家和社会各方面的控制上，毛通过中共结合中国的中央集权制传统和苏联的极权制度建立了古今中外最极端的极权制度，可以相比的只有学习中共的红色高棉极权制度。
 
在产权方面，通过农业和手工业合作化以及工商业的没收和公私合营等掠夺运动，控制所有产业。在分配方面，在消费品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按等级分配，差距悬殊，从最高层的穷奢极欲到农民的受尽掠夺。在这两个经济方面，不但是学习苏联，而且是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皇室和官僚系统独大和掠夺富裕平民，特别是继承了蒙元和太平天国的军事共产主义。
 
中共是苏联养大的小兄弟，建立了苏联的卫星国。到了1956年苏共非斯大林化，毛极为不满，因为妨碍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并且担忧出现非毛泽东化，起了背叛苏联主子之心。另一方面，觉得自己是比苏联人口多很多的国家之主，资历、经验和能力远胜苏共领袖，足以取而代之担当国际共运最高领袖，唯一不足就是国家经济远不如苏联。
 
1957年苏联提出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竞争而在15年经济赶超美国，毛提出15年赶超英国。1958年提出“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赶美”。超英年头说法，数月内接连缩短，缩短到两三年。超英赶美都是幌子，赶上苏联是真目标，为的就是当上国际共运最高领袖。
 
文革开始后，周恩来取代刘少奇成为政治局会议的代理主持人。中央书记处以及其下各中央小组瘫痪后撤销。取代中央书记处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由第一副组长江青掌控。中央文革成员基本上来自宣传部门，没有经济等方面实务能力，因此由中央文革成员和部分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合开碰头会，由周恩来召集和主持，具有前中央书记处职能。国务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归口负责人是副总理或国务院的组。
 
1969年4月28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出政治局常委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常委陈伯达、周恩来、康生
 
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林彪、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候补委员：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同时撤销中央文革，政治局兼有前中央书记处职能。周恩来仍然是会议代理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