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日报 2014-08-05

周永康落馬，在一片拍掌稱快聲中，亦有另一種樂觀的期望，即2013年實名舉報周永康十年維穩不講秩序、法律，「使公權力、司法的信用下降到了極點」的維權律師浦志強，能否得到釋放？
這種猜想，難免是對習李政權有着過高的期望。且不說浦志強律師被刑拘，其實是在習近平治下，周永康卸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等職位之後（今年六四25周年前夕，浦因參加了幾位學者組織的六四紀念研討會，三日後即被當局以「尋釁滋事罪」逮捕）。若浦志強等異見人士能夠被釋放，能夠被這威權體制所包容，是要求中共對其自身進行體制性的改革──分權。問浦志強律師能否被釋放，不如問周永康的維穩模式能否在習李新政下得到終結？
應該說，2002年周永康得以公安部部長身份進入中央政治局（是繼華國鋒之後，中國首位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任的公安部長），開始長達十年的維穩生涯，有着特殊的時代背景。
19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日益加大（最新數據顯示，中國頂端1%精英階層擁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而底層25%家庭財產僅佔全國總量的1.2%，後50%家庭的財產總量僅佔全國的7.3%），堅尼系數早已過0.4的國際警戒線，貪腐、民生、公民權利等問題引發的社會矛盾越發突出。如此矛盾重重之下，要繼續維持10%以上的GDP增速，社會穩定是前提，執政黨對於政法系統尤其公安力量自然更加倚重。
此外，周升任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2007年）後的五年間，恰逢2008年北京奧運會、2009年建國50周年慶典和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召開，安全、穩定工作尤為重要。於是乎，周的地位也變得更為顯赫，同時兼任中央維護穩定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是歷任中央政法委書記中話語權最大的一位。這一時期，各級政府的維穩經費達到歷史新高。維穩工作的重要性，也因「一票否決」考核政策的存在，成為很多地方政府的第一要務。於是，一個維穩時代，亦由此展開。
周永康的維穩十年，中國的社會矛盾沒有一項真正得到解決（譬如，六四、徵地拆遷引起的與民爭利問題、環保、社會公平等問題）；反而，社會暴力事件顯著增加，更發生了很多社會慘劇（如2009年成都唐福珍自焚案、2012年湖南李旺陽事件等）。這十年，被知識分子詬病為「中國政治和法律上最壞十年」。趙紫陽智囊、國務院前秘書俞梅蓀日前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就指出，周永康主政司法期間，是中國法治最黑暗十年，法治嚴重倒退。
這樣的維穩模式，亦是過去十年中國很多政治、經濟改革不敢放手進行的根源。當權者擔心，一旦改革，經濟停滯，甚至倒退，民心大亂；中共靠經濟高速增長建立的執政合法性（Growth-based legitimacy），會否瞬間坍塌？本已民怨沸騰的社會，會否立刻有人揭竿而起？如浦志強所說，「維穩是中國不穩定的最大的一個禍患」。惡性循環之下，社會暴力衝突日益頻發，而維穩力度日增，貪腐亦因為權力無限擴張而日益嚴重。
上月30日，《紐約時報》以〈權力日趨集中，中國式反腐的不歸路〉為題，評論周永康一案，直問「這樣的反腐風暴，這種高度權力集中的運行模式，能否真正解決當下中國的現實問題？」
腐敗本是權力濫用、尋租所導致，所謂「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而反腐最重要的是要約束權力來源（政治民主），監督權力運作（法制和信息透明）。因此，若中國要解決當下的現實問題，清算周永康的維穩模式，建立法治與憲政，是必經之路。
觀察十八大以來中共的政治趨向，其實是與通過憲政、法治來實現分權之路漸行漸遠。周永康的落馬，的確是打破了中共「刑不上常委」的潛規則，但這僅僅鞏固並集中了習近平個人的權力。而國內傳媒關於周案的報道，只能為當權者的政治正確背書，非但不能起到約束權力的作用，反而會走向其反面。
最嚴厲的管制是在傳媒領域，對國內傳媒的管控越加嚴格（將對傳媒從業者的意識形態馴化與記者證考試綑綁，禁止新聞從業者在境外傳媒發聲），對新聞院校以「共建」名義進行收編（即省級宣傳官員出任十大院校新聞學院的負責人，負責改造其課程設置與研究方向，迄今為止人大、復旦、武漢大學、浙江大學等無一倖免），對互聯網言論的管制和審查讓人風聲鶴唳（誹謗信息被轉發500次即獲刑）。
可以判斷，在習李新政權下，周永康的維穩模式並未結束，且有越加嚴厲之勢。周永康治下的十年維穩，是以「黑監獄」等暴力手段壓制社會矛盾，讓民間不公義無法得到伸張；而習近平嚴格管制言論與意識形態的做法，是否與周的維穩模式殊途同歸？中國式的反腐，若不能擺脫作為權力鬥爭工具的命運，恐怕中共在集權化道路上只能越走越遠，中國的現實問題最終無解。在習近平"one person rule"的強人政治下，香港傳媒人猜測中央對港政策「寧左勿右」，對爭普選力量的統戰和壓制恐更加嚴厲，其實是有道理的。
周永康落馬了，以腐敗之名。此時眾目企盼周的審判結果，不如向當局追問，周永康的維穩模式，何時才能終結？
陸昕慈  傳媒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