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送交者: 李大爷[进士☆] 于 2014-07-11 18:00 已读 392 次 | 李大爷的个人频道 |
——孙经先教授和杨继绳先生就“饿死三千万”问题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直接对话文/宪天 《中国土地制度演变第一次国际研讨会》于今年7月5日——7日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会议除邀请我国学者出席外，还邀请了若干西方学者与会。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历史教训”是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在讨论这一议题时所谓“饿死三千万”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为此会议特别邀请孙经先、杨松林、杨继绳、曹树基等人与会，曹树基先生没有接受邀请，孙经先、杨松林、杨继绳先生接受邀请到会。这就形成了孙经先教授与杨继绳先生就“饿死三千万问题”的直接对话。去年，国内首部系统批驳“饿死三千万”谣言的专著出版 杨松林著 7月6日下午，杨继绳先生首先发言。 他发言的主要部分是认为孙经先教授在研究中使用的一个结论的数学推导是错误的。
他在发言中承认了孙教授对《墓碑》的某些质疑是正确的。 然后他情绪激动地说：“孙经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红旗文稿》、《党建》多家官方报刊上连续发表批判《墓碑》的文章是对我的诽谤，是对我人格的侮辱。用中共中央宣传部旗下和社会科学院旗下的权威刊物，广为传播对一个公民的诽谤，是法律所不容的。” “对《墓碑》的批判是缺席审判。《中国社会科学报》、《党建》发表诽谤我的文章，我投稿辩护，全都粗暴地拒绝发表，在对我缺席审判时，还不给辩护的权利！有一点学术公正吗？”在发言中，他首先回顾了我国户籍管理制度发展变化的历史，指出1949年以前我国一直处于战乱之中，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户籍管理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了逐步建立户籍管理制度的过程。 1958年我国颁布《户口登记条例》“是全国城乡统一户籍管理制度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这一条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时间，恰好是在三年困难时期。 随着《户口登记条例》的实行，就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户籍整顿。 这一事件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恰恰是几乎所有研究这一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的学者都忽视了这一点。孙经先教授通过对1954年到1982年整个这一期间人口变化的情况进行了认真分析，对这一矛盾做了比较完整的解释，得到了四个基本结论。 第一个基本结论：在1954—1959年期间（主要是1956年到1959年），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活动，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大批重报（含虚报）户籍人口。截止到1959年年底我国存在的这类人口数量约为1,162万人，即这些人虽然已经迁移到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登记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农村注销户籍（即他们拥有双重户籍）。? 第二个基本结论：我国在三年困难时期开展实行《户口登记条例》，1964年开展了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上述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62万人的户籍在1960年到1964年期间被注销。 第三个基本结论：由于我国经济出现重大困难，在1960年下半年到1964年期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的运动，3,0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截止到1964年年底为止）为1,482万人，即这些人从市镇被精简并注销户籍，但他们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 第四个基本结论：上述漏报户籍的1,482万人在1965—1982年期间重新登记了户籍。? 他特别强调指出：由于以上第二个和第三个基本结论所叙述的原因，造成1960—1964年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减少了2644万。 这就是我国这一期间户籍统计人口数大量异常减少的主要原因。 这些减少仅仅是统计数据的减少，不是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更不是由于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孙经先教授说：“我们的上述四个基本结论发表以后，一些人进行了质疑。他们的质疑集中在第一个基本结论中大量人口重报户籍和第三个基本结论中大量人口漏报户籍是否可能的问题。” 他在发言中对这些质疑意见（这中间包括杨继绳、曹树基提出的疑）做了分析，指出这些质疑都是不能成立的。他指出，1949—1958年期间我国人口死亡率仅用8年时间就完成了世界30年（平均）的下降历程，其下降速度是异常惊人的，除新中国的社会制度优越性这一关键因素外，也有不正常的因素存在，即，我国这一期间死亡率下降速度异常过快的另一个因素，正好可以用我国同一期间户籍管理制度发生的变化来解释。 也就是说，由于我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在1958年以前还没有真正建立和健全起来，造成了我国这一期间（主要是广大农村地区）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从而造成了1958年以前我国死亡率下降速度出现了异常过快的情况。 换句话讲，我国在1949年到1957年期间（主要是1953年到1957年期间）的实际死亡率没有表格中显示的那样低，这一期间我国的人口死亡率应当向上做适当调整。 孙教授指出，根据1953年我国内务部进行的人口的动态调查和1957年我国进行的抽样调查获得的结果，可以估计出我国在1953年——1957年期间的死亡漏报率在16.34%——17.65%左右，据此可以估计出我国在1953年到1958年期间的死亡漏报的总人数大约为750万人。 三年困难时期我国实行了《户口登记条例》，在这一过程中死亡漏报是很容易清理出来的。 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可以估计出1958年年底我国存在的“漏报死亡”人口750万中，大约有675万在三年困难时期被清理出来，并被以死亡注销户籍，由此造成三年困难时期我国户籍死亡人数虚假上升675万人。 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户籍死亡总人数为共计3,602万人，扣除以上“死亡补报”的675万，则三年困难时期实际总死亡人数为2,927万。 以调整后的1957年的人口死亡率为基准，则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超线性死亡人数约为366万人。 由此可以得到，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死亡人数应在366万人以下。他在发言中指出：根据他查证的结果，《墓碑》中关于“涪陵专区死了350万人”的说法，关于“通渭、会宁、定西、静宁县和西海固地区饿死近百万人”的说法，关于“山东省饿死300万”的说法，关于河南省“南阳、许昌、商丘三个地区饿死的人数不会少于200万”的说法，关于“信阳事件”饿死人数的说法，关于安徽省凤阳县的饿死人数的说法，以及其他一系列的说法都是错误的、不符合实际的。 杨继绳先生在多种场合宣传“周恩来销毁大饥荒证据”的说法，按照杨先生的说法：1961 年底，陈国栋、贾启允、周伯萍“三人受命”，进行了一次关于“饿死人的数量”的“全国性的调查”，调查结果“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周恩来总理看了以后说“不要外传，立即销毁”，周伯萍等人销毁了。 孙经先教授在提交会议的论文中对此进行了仔细查证，他在查证了周伯萍先生本人对这一事情的书面回忆材料和《周恩来传》的记载后并进行仔细分析后指出，杨继绳先生的这一说法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孙经先教授在发言中（以及在提交的书面文章中），对杨继绳先生发言中提到的所有学术问题都做了正面的回应。 对于杨继绳先生所说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党建》发表诽谤我的文章，我投稿辩护，全都粗暴地拒绝发表，在对我缺席审判时，还不给辩护的权利！有一点学术公正吗？”，孙经先教授在发言后的会议讨论时做了澄清。 孙教授说：“杨先生说他投稿《中国社会科学报》被粗暴的拒绝发表，根据我了解的情况，事实是这样的。杨先生去年10月投稿给《中国社会科学报》，该报编辑部随后给我发来电子邮件，邮件中表达了以下意见： 1. 他们决定发表杨继绳先生的文章； 2. 对等的，他们也同时发表我的文章； 3. 由于版面所限，两篇文章文字均为3000字左右； 4.两篇文章同时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争鸣版上。 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完全同意。 他们把上述意见也通知了杨继绳先生，让杨继绳先生将文章压缩到三千字左右，但杨继绳先生始终没有回音。 所以杨先生的这个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对孙经先教授的上述澄清，杨先生不得不承认确有此事。这就说明杨先生所说的《中国社会科学报》粗暴的拒绝发表他的文章，不给他辩护的权利，与事实严重不符。饿死人的问题，从古到今任何时候都有，就是前几年还有饿死人的事件发生。所以，不必避讳。关键是饿死人事件是孤立的还是大面积社会事件。所谓三年饿死三千万，明显说的是大面积社会事件。 既然说三年饿死三千万，那就不是说一年饿死三千万，是三年。来下平均就是1958、59、60三年每年饿死一千万。 一年饿死一千万，真不是小数目，到现在很多国家都没有一千万人口。 我们知道，那时都是大锅饭，消灭了地主阶级，每家财富几乎一样，都在一个锅里吃饭，并且饿死的这些人都是和其他人一样都是自由的，不存在限制这些饿死的人的自由，如果饿死的人是被限制了自由，比如封闭在一个房间里被饿死，那么就不是大面积社会事件，是个案了。当一个地方开始饿死了人，那么就说明，这个地方社会上几乎不存在能吃的东西了。当一个人被饿死，其他人也到了生存的极限。其他人最多也就是多撑几天而已，最终是都被饿死！有人说村干部很坏，他们有食物吃，就算是吧，那么这些地方也就剩几个村干部，其他人应该都被饿死。饿死人不可能是全中国分散零星饿死的，只能是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成片饿死，也就是1958年这个地区成片饿死了，死了一千万左右，1959年那个地区又差不多死绝了，1960年另外的地区又死绝了。问题是1958年一个地区死绝了，中央会不知道吗？或者1959年另外一个地区又死绝了，又没有别人知道吗？一个地区，或者几个地区成片死绝千万人口，不可能能瞒一年！中央必定会知道，也不可能再让另外一年再死绝千万人口的 。 大面积饿死人和一个矿井事件饿死人是截然不同的 如果一个矿井出了事故，比如被埋5人，我们知道人无水无食物也就是存活7天左右，有水无食物也就是十来天。当这个矿难七天救不出人，假如第八天开始饿死人，饿死2人，然后打通救援通道，其他3人被救出，这样就构不成大面积饿死人事件，就是在生存的极限点上，其他人被救出，如果早一天，都不会饿死，再晚一天都要被饿死！因为人都有极限，这个极限，个体差异也就是一天二天，不可能相差很多，比如能相差十天半月，这完全不可能的。也就是说，第一个地区有很多人被饿死了，成为社会事件不是个体事件时，说明这个地区所有公开的食物都被吃光了，其他人就是有个体差异，也就是多活几天，不可能多活几个月的，因为不可能有人开始饿死了，马上你们就有救济粮吃了。也就是这个地区要么饿死绝，要么不会有社会性饿死，最多是个体性饿死！ 那些他妈妈8岁饿死，几个舅舅饿死了一半的不可能发生。要么饿死绝，要么不会饿死。 象莫言所说那样，他们村他亲眼看着一天饿死18人的现象根本不会发生，不可能饿死了18人第二天就有食物了，也不可能他上下嘴皮子一碰就穿越到21世纪了。要么没人饿死，要么饿死绝了。象这种骗子，满口谎言，造谣惑众的小人竟然去当了政协委员，真是中国人的耻辱！侮辱每一个中国人的智商！ 孙经先教授发言后，在当天和第二天上午，会议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一些与会人员发表了意见。 会议为杨继绳先生留出了足够的时间发表意见，主持人也多次请杨继绳先生发言，但是杨继绳先生对孙经先教授的发言始终没有提出实质性的质疑意见，对孙教授所指出的《墓碑》中的一系列重大错误也始终没有做出相应的回应。由于杨继绳先生对孙经先教授的发言提不出实质性的质疑意见，对孙教授指出的《墓碑》中的一系列重大错误也没有做出回应，所以对话呈现一边倒的态势，没有出现预期的激烈辩论的情况。 所谓“饿死三千万”的弥天大谎，就这样被戳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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