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8年，孟德斯鸠最重要的也是影响最大的著作《论法的精神》发表。这是一部综合性的政治学著作。这部书受到极大的欢迎，两年中就印行了22版。孟德斯鸠反对神学，提倡科学，孟德斯鸠最重要的贡献是对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法的学说作出了卓越贡献，孟德斯鸠在洛克分权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孟德斯鸠特别强调法的功能，孟德斯鸠认为法律是理性的体现，法又分为自然法和人为法两类，自然法是人类社会建立以前就存在的规律，那时候人类处于平等状态；人为法又有政治法和民法等。孟德斯鸠提倡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但同时又强调自由的实现要受法律的制约，政治自由并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孟德斯鸠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其中还提出了“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气候对一个民族的性格、感情、道德、风俗等会产生巨大影响，认为土壤同居民性格之间，尤其同民族的政治制度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认为国家疆域的大小同国家政治制度有极密切的联系。

孟德斯鸠虽为贵族，却是法国首位公开批评封建统治的思想家，孟德斯鸠突破“神授君权”的观点。认为人民应享有宗教和政治自由。认为决定法的精神和法的内容是每个国家至关重要的。保证法治的手段是“三权分立”，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属于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三者相互制约、权力均衡。“三权分立说”对于1787年的《美国宪法》、1791年-1795年的《法国宪法》和1792年的《普鲁士法典》的制定工作产生重大的影响，也完全否定了当时法国社会的三个基石:教会﹑国会和贵族。

孟德斯鸠是一个自然神论者。孟德斯鸠公开承认上帝是世界的始因，认为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和保养者”，但又认为世界受自然规律的支配，上帝不能改变自然规律，它的活动同样要受自然规律的制约。孟德斯鸠在自然神论外衣的掩盖下，揭露和批判了天主教会和僧侣的无耻罪行，指出了宗教世界观对人类社会的危害，猛烈抨击了宗教裁判所迫害异教徒的残暴行为，提出了各种宗教之间应该互相宽容、和睦相处、互不干扰、互相尊敬的主张。
孟德斯鸠在社会历史观方面是一个唯心主义者，认为人类历史的命运归根结底要以个别政治活动家（主要是立法者）的意志为转移。孟德斯鸠特别强调地理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土壤和居住地域的大小，对于一个民族的性格、风俗、道德、精神面貌、法律性质和政治制度，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孟德斯鸠这种地理环境决定论虽然是错误的，但却具有反宗教神学的性质，它企图证明：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不是由上帝的意志决定的，而是由自然界本身的原因决定的。
孟德斯鸠站在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主张进行社会改革，建立以“开明君主”为首的君主制即君主立宪制，用三权分立的办法来限制君主的权力，剥夺君主及其政府干预司法事务的权力，以保障人民的政治自由和生命财产的安全。

孟德斯鸠以专制政体为三种基本的政府形态之一，使得专制政体成为18世纪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核心主题，不仅如此，孟德斯鸠还是西方思想家中第一个将中国划入“专制政体”的。孟德斯鸠因此，孟德斯鸠被认为是“从否定方面将中国列入一种世界模式的第一人……为法国和欧洲提供了与以往不同的中国形象”。其说尽管在当时受到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的反对，随着时间的推移，则逐渐成为西方人看待中国的基本前提。18世纪是西方中国观发生根本变化的世纪，即从以“颂华”（sinophilie）占优转为以“贬华”（sinophobie）为主。此外，孟德斯鸠亦认为专制主义是亚洲各国的特点。（见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孟德斯鸠的这个观点后来被一些西方人接受并滥用。


当时的法国作家大多将遥远的中国描绘成乐土，独《论法的精神》中多对中华帝国的专制有批判。孟德斯鸠曾在鲁昂与一位滞留的中国海员交谈，本着严谨的态度得出了自己的认识。尽管孟德斯鸠的见解不免偏颇，但相对于同时代的人是较为接近事实的，也丰富了《论法的精神》的材料。
查理·路易·孟德斯鸠是西方思想家中第一个将中国划入“专制政体”的。孟德斯鸠的这个说法强烈影响了西方对中国的印象，一针见血地总结中国政治制度的细节和特点，以“专制”二字描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