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朋友，你有尊严吗？ 由 真正老胖子 于 2014-06-18 23:37

中国常说的三教九流中，九流指的是：帝王、圣贤、隐士、童仙、文人、武士、农、工、商。
　　现今没有帝王，只有官员，我会在再下一节谈到。圣贤，隐士，童仙我不想谈，有兴趣者可以读我另一篇博文《神医，神棍层出不穷的文化背景》。农工商我已谈完，下面我想谈谈文人，也就是中国常说的“士”这个阶层。
　　士来源于氏族时代的巫师或祭司。在前面一节里说过，当农业的生产率提高到一定，不需要每个人每天每时劳作时，每个氏族就会出现一些游手好闲的人，这帮游手好闲的人中间，聪明而又身体强壮就成了氏族首领，聪明但不身体强壮的就成了巫师或祭司，负责代替大家向上天，神灵祈祷，为首领出谋划策，当然，这些人有时也会借着神灵的力量来为自己挟带点私货，捞取好处，首领们也不太敢得罪这些人，因为他们能和神灵沟通，首领有时，记住是有时还是真的需要他们。所以在远古时期，当人们还非常相信神灵时，巫师或祭司的地位是很高的，和首领不相仲伯。
　　再往下，巫师或祭司们发明了文字，因为最早的文字都是在墓里或庙里找到的。不要相信是劳动创造了一切的鬼话，整天在田里刨食，哪有时间和精力去整那不能当吃喝的玩意，文化这东西，一定是要有时间去琢磨才能出来的，在农业和手工生产中，充其量能改进一点工具的性能，而文字这样的东西，一定是那些不用辛苦劳作的人想出来的。当然，如果你把思想也当成劳动，劳动创造一切也是成立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的政治语言当中，根本就不算劳动人民。现在知道什么叫做偷换概念了吧！
　　在欧洲中世纪，男性贵族骑士都是不识字的，认为识字是一件很娘们的事。所以欧洲的文化其实是掌握在识字的僧侣手里。因为贵族们只会打仗，没文化，也就不会经营，胡吃海喝，钱不够了就卖封地，教会利用上天堂或是下地狱来吓唬百姓交钱赎罪，手中握有重金，贵族的土地最后买主往往是教会。大量的财富和田地囤积在教会手中。教会就会委托一些教士来经营，这又成了现代公司的起源，看，文化的力量还是很大的吧。
　　其实欧洲男性贵族好斗，不识字还成就了现代的绘画，博物馆，音乐等艺术形式。因为欧洲男性贵族经常出远门战斗，他们的妻子在家闲来无事，大部分倒从僧侣们那学会了认字，文化修养高了，自然就想到收藏书，画，奇珍异宝，丈夫不在家，养一两个小白脸唱唱歌，拉拉琴，生活也要增色不少，不经意间欧洲的文化市场就生机勃勃了。这中间会不会丈夫们带上绿帽子？不打紧，欧洲的男贵族们也有办法。这不，贞操带就发明出来了，有金，有银的，再不济，也是铁的。
　　虽然文化的力量很大，但随着文化的发展，人们也越来越聪明，这氏族首领们在血腥拼杀当中成了国王，皇帝，对自己的力量也越来越有自信，对神灵的尊敬就大不如从前，巫师或祭司们的权力就越来越小了。加上文字产生后，知识传播速度加快，通过阅读也能学到以前只有巫师或祭司必须亲身传授的知识，有知识的阶层扩大了很多倍，形成了一个知识阶层，这个阶层或出任国王或皇帝的官员，通过为帝王服务博取自己的功名利禄，实现自己的理想，即所谓“艺成卖给帝王家”，姜子牙，管仲，诸葛亮就是这样的典型。或退身结茅，教书育人，孔子当然是这里面最有名的。中国把这两类人通称之为“士”。用现在的语言说，就是知识分子。


无论从东西方来看，知识分子和统治者总是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统治者希望通过知识分子的帮助加强统治，又怕本身掌握很多技能的知识分子获得太大的权利，最后取代自己。加之在秦统一中国以前的两三千年的历史中，中国实行的封建制使得知识分子有很大的选择空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知识分子辗转于各个王公贵族之间，寻找最有利于自己的地方。统治者也怕优秀人才流落他国，成为自己的危害，对知识分子即使不用，也是恭敬有加，极力笼络。知识分子知道统治者大部分很愚笨，需要自己的帮助，也希望通过对统治者的服务获得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理想，但如果不服务于统治者，知识分子也能通过教学，行医，占卜算卦过着不错的生活，中国古语：不为良相，就为良医就是这种心态的最好写照。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的士大夫的性格。孔子对“士”的概括是“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简而言之就是有能力，又有道德感。到魏晋时期，竹林七贤，陶渊明等更是把”士“人的风骨推上了顶峰，道不同，不以为谋，宁愿归隐故乡，穷困潦倒，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昧着自己的良心侍奉权贵。而当权者对士大夫们的傲骨虽然有时恨之入骨，但明面上还是很尊重。比如三国时期的曹操虽然对敢裸身嘲笑他的祢衡大为不满，但也不敢直接杀他，而是假手黄祖除掉了祢衡。因为聪明的统治者知道，如果士大夫们没了廉耻，社会就会失去方向，就会彻底腐烂，自己的统治基础就会被掏空，离倒台就不远了。在东汉末年最后鼎足而立的三个国家的君主莫不是礼贤下士，广纳人才之的，至少表面是这样的。
　　这种“士”人之气在1279年的初春，随着十万以上的南宋士民，兵丁，男女在广东新会的崖山（今广东江门），与蒙古铁骑以及附庸力战失利后，在大臣陆秀夫携小皇帝赵昺之后蹈海赴死而逝去，从三皇五帝开始，历经夏商周三朝，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南北宋而连绵不绝的中华文明随着精英们的逝去划上了一个重重的顿号。
　　在蒙古人，色目人之下，汉族被分为汉人和南人，成为社会的下层。汉人是早期归顺蒙古的北方汉族，随蒙古军攻打南方，地位要比最后征服的南方人地位高一些。日本的学人提出：崖山之后，再无中华，认为宋朝以后的朝代不再是华夏文明之正朔。当然这里有以为日本才是继承了华夏文化的正朔的自傲。但经过蒙古人对南北方汉人的屠杀（当时中国北方有4500万以上有名有姓的登记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后，还不到700万。这个数字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而南方宋朝的户籍簿上3/4的汉人都被屠杀），华夏文化的精英几乎损失殆尽，汉唐两晋以来的清风傲骨不复存在。虽然在90年后朱元璋又建立了以汉人为主的明朝，但明朝皇帝的屠杀几乎完全秉承了元朝统治者的血腥，更过分的是兴起前所未有的文字狱，因各种与文字有关的事件而被杀者数以万计。上至大臣，下至平民，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职业，其牵连之广、死者之多、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对不服从的知识分子采取“屠十族”这种骇人听闻的方法也是出现在明朝。虽然也有像海瑞这样的死谏之士，但人数极少。连给皇帝讲课的老师都要跪着。所以当满人入关时，再也没有十几万人随皇帝蹈海而死的事了。崇祯皇帝逃到煤山之上时，身边也只有一个太监跟随。满人以区区二十万人的八旗人马，在18年内就拿下了除台湾外的整个中国，和蒙古人拿下南宋的艰辛和漫长相比，可以说是轻松。“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式人物少之又少，大批明朝文臣武将争相投降，背离古训，剃去头顶的毛发，留起怪异的大辫子。
　　清朝的文字狱并不亚于明朝，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就让雍正年间的翰林院庶吉士徐骏人头落地。更要命的是，清朝的皇帝为了掩饰历史，有利于自身的统治，不仅是按自己的意愿编写史书，还命人修改，删节过去的史书，史料。在这方面最有成就者当属人们眼中的明君乾隆皇帝。他命人按他的意思编撰了《四库全书》，然后毁掉了原版图书，让后人被误导，再也无法知道真相。这些事，执行人当然都是汉族学者。
　　文化的窒息，使得中国再也没有走在世界的前列。


所幸在1911年推翻帝制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中国文化又进入了继先秦，魏晋以来又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跃期。各种思潮涌入中国，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GC主义，三民主义，ZY主义，虚无主义，科学主义等等。也出现了许多影响中国发展的思想者，如鲁迅，胡适，陈独秀等等，李政道，杨振宁，邓稼轩等这些五十年代出名的优秀的科学家也是20,30年代文化开放，教育开明的产物。当权者对知识重视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举个小例子。我们都知道北洋军阀政府腐败。在1926年，北京的大学生上街游行示威，试图冲进总理府，总理府卫队长惊慌之中下令开枪，冲突造成200多人死伤，其中有数名大学生。我们从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熟知此事。但我们不知道的是，当时的执政府总统段祺瑞并没有下令开枪，当段得知此事后，一方面缉捕示威的组织者，另一方面对死难的学生则发放抚恤金，甚至亲到灵堂下跪，并发誓从此吃素赎罪，并终生保持。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地位之高，之崇可想而知，几个大学生的死就引起了全国的轰动，连总统都要忌惮几分。说起民国时期文化的自由，知识分子地位崇高我就想起年少时分经常读到鲁迅批判当时政府的文章。我还清楚的记得，那时我很是困惑，想不通，鲁迅为什么那么革命，言论那么激烈，还是公开的，他就不怕反动派们会把他抓起来严刑拷打，枪毙砍头？当时真是很佩服鲁迅的勇气。现在才知道，他根本就没危险，那时批评政府是很时髦的事，没人会为这事抓他。靠写稿，写书，他能挣很多钱，可以活的很滋润，有钱有闲谈恋爱，能养小三不算，小三生孩子也没问题。现在我只有羡慕嫉妒恨了。
　　只可惜日本人的侵略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历史在1949年以后以大喜大悲的形态出现在人们的眼前。知识分子在这种大喜大悲的形态中很不幸成为了不成功的冲浪运动员，屡屡跌落水中，就像一条被打断了脊梁的落水狗。
　　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在理论上就成为了一个需要改造的阶级。理由是劳动创造了一切，而脑力劳动不算劳动，只有体力劳动才算。知识分子看到工农出身的人就觉得低人一等。
　　这种理论发展到极致就是文革当中，所有的大学关闭，开办GC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共大。学生们上山下乡，向老农们学习就行了。
　　如果你不服，没关系，还有一系列的措施。
　　从19501年10月开始镇压反革命，简称“大镇反”，持续到1953年11月结束。开始是以人口的千分之零点五到千分之一为标准进行。官方数据是共执行死刑71.2万人，占到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主要被镇压的是与GMD政权有关的前军警，政府和宗教团体人员。这些人里面，可以说百分之百都是读书人出生。
　　剩下没有被消灭的读书人基本都在学校里。1952年院系调整，不听话的人被开除，D的系统全面接管全国的院校。谁来教，教什么都由书记说了算。再接下去的岁月中，粮食和其它生活物资都是统购统销，没有单位的人基本没有生存的可能。配合农村的集体化，不要说另投明主，你就是想“采菊东篱下”也没有可能了。物资的高度垄断使得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选择服从。教授在学校不过是个教学工具而已，但这个工具还不太好用，还太有刺。
　　 1954年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开始的“反胡风”运动就是拔刺的开始。
　　胡风本身是一个左翼的作家，和鲁迅关系很好。1949年也欢呼新中国的出现。只不过他坚持自己对文艺创作的看法，和当时深受信赖的文化部长周扬意见相左。而周的看法当然代表最高层的看法。1954年胡风完成《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所谓“30万言书”。在1954年7月22日“转呈”给ZG中央政治局。结果1955年5月16日胡风以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先于看守所被隔离3个月，后被单人关押至北京的秦城监狱，直到1965年底被判刑为止。多人由于“反革命派别”而遭到清查，先后有数十人被捕。根据1980年7月21日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复查报告》披露，1955-1956年全国共清查了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共正式定为“胡风分子”78人，其中骨干23人。”（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035836.htm#sub2442113）
　　胡风案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告诉全国的知识分子，思想是可以入罪的。如果你不和上级保持一致，下场就是监狱。
　　中国的知识分子沉寂了许久。但当伟大领袖1957年使用“引蛇出洞”的策略让大家发表对国家的看法时，传统的“士”文化依然促使很多知识分子侃侃而谈，结果，超过55万人被打成“右派”轻的发配农村劳动，重的判刑。据说当年“右派”划分是也有比例的，每个单位百分之五，不达数字不能过关。这就是著名的“反右运动”。这个运动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被彻底平反，而只是承认有些扩大化。据说全国没有被平反的右派不到100人，其中最有名的是：罗隆基，储安平，章伯钧，彭文应，陈仁炳。值得一提的是，罗隆基被打成右派之前是中国五个参政党派之一的中国民主同盟的副主席，国家森林工业部部长，在民国时期长期担任杂志报刊主笔，激烈抨击国民党。而储安平也是民国时期的著名的新闻达人，杂志主编和评论人，曾批判国民党“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事发时任《光明日报》主编，五个参政党之一的九三学社的宣传部副部长。不知道海峡对面的GMD看到当年痛骂他们的罗储二人被他们的对手整的死去活来，甚至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时是作何感想！
　　虽然在“反右”过程中，没有直接判处死刑。但很多右派在文革当中还是被红卫兵以及革命派乱棍打死，少数坚持己见的被判刑处死。而被发配到农村的右派则很多在随之而来的大饥荒中丧命，比如被发配到甘肃夹边沟劳改的2800名右派最后仅有五，六百人逃生。
　　从此，中国再也没有不同的声音了，因为有能力，而又知廉耻的“士”人已被消灭。 亩产万斤粮的报道能在《人民日报》刊出而没有人质疑，实在是赵高的“指鹿为马”故事现代版翻拍。
　　当进入“文化大革命”时，已听不到任何的反对声音，只有万岁的欢呼响彻神州大地。物极必反，当这种疯狂走到尽头时，中国人不得不反思，不得不改革，所以有了今天的中国，也有了我的文字。

记得在80年代初，我刚进入大学时，在图书馆借了一些经典西方政治学方面的书，例如约翰 洛克的《政府论》和约翰 密尔的《论 自 由》等等。书的封面盖着“限省军级借阅”或“限地师级借阅”鲜红印章。当时我就想，这些都是些政治思想史方面的基础读物，如果文革前和文革中的大学生连这样的基础读物都不能读到，他们还能有什么书读呢？那他们的科学素养有如何能高呢？至此我对文革以前毕业的大学生的水平就有了疑问。
　　参加工作以后，接触到了更多的史料，知道文革前的大学生们基本都是在政治运动中渡过的，至于文革中的工农兵大学生就更不用提了，除了政治极为狂热，学问基本为零。
　　而能从历次政治运动中安然无恙生存下来，深得领导们赏识的教授们绝大部分在德和能上都有瑕疵，为此我写过一篇博文《让大师见鬼去吧！》（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2506659&PostID=25695294）大家参考，这里就不赘述了。
　　从1977年开始，中国知识界的大门通向外界的大门才被打开，大学生们才能受到比较系统的科学训练，但大学和科研机关的统治权仍然是在行政系统手里，教师的评级，科研项目的评定和与之相关的工资，房子都得由学校和科研机关的官僚说了算。所以在中国的大学里有了和世界其它大学没有的特点，即校长们都是有级别的，大批的教授会为了一个处长的位置放下斯文撕拼。相比苏黎世大学教授所拥有的权力和受到的尊敬，这种逼迫得教授去抢行政处长的架构真是有辱斯文。在科研机构也是一个教授级的研究员也远远不如一个行政处长。这种资源掌控在官僚手里的体制保证了学校和科研机构能够贯彻上级的意图，因为处长是由学校或研究机构党委任命的，而学校或研究机构党委又是由上级党委任命的，最终教授们还是必须匍匐在权力的脚下。所以在号称全国最好的大学的北大出现孙东东这样断言所有长期上访的人都有精神病的教授就不奇怪了，因为为上级的不合理行为做出貌似科学的解释正是中国大学教授们和研究人员的职责。
　　权力完全渗透在社科研究当中也可以从史学界对中国封建时代的断代争论中很好的看出。在1949年以前，中国史学界一般把秦统一以前的东西周称为封建时代，周之前为原始时代，之后为郡县制，这也符合中国的国情。因为封建即封土建国，即天子分封土地给亲戚大臣，这些亲戚大臣在自己的领地上拥有军队，收税，每年向天子上贡，天子召唤时要自备军队，装备，粮草随天子出征。在欧洲，类似的阶段是在西罗马帝国覆灭到欧洲工业革命这一时期。在中国，秦以后主要就是郡县制，皇帝加官僚，根本就没有分封一说。因为MKS提出了人类生产方式的发展四阶段模式，即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而苏联的斯大林支持在此基础上的五阶段说法，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GC主义社会。1949年后，中国官方钦准的史学界照搬苏联的说法，把秦以前定性为奴隶社会，秦以后定性为封建社会，1840以后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把GC主义社会拆解为社会主义和GC主义两个阶段。这样一来，和历史上的中国实际完全不相符，概念，逻辑完全混乱，由此引发了很多讨论。至今官方钦定的断代理论仍然统治着高校的教学，充斥在教科书里，教授们明知错误还是这样教学生，只因为革命导师定下的东西是不能改变的。
　　道德感的缺失也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表现的很突出。当轰动一时的三聚氰胺奶粉出来时，我就觉得纳闷。通过在鲜奶里加入三聚氰胺使鲜奶中的氮含量提高，因为鲜奶的蛋白质含量是通过检测鲜奶中氮元素含量来确定的。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连大学的化学专业本科生都不知道，根本不是几个农民能想出来的。有网友扒出中国科学院下面的一个研究所曾今在90年代兜售过同样的把垃圾变蛋白质的配方。中科院义正言辞的否定，说要严查，然后给大众一个交代。时至今日仍是泥牛入海，无声无息。不管是不是中科院的人干的事，加入三聚氰胺以提高鲜奶蛋白质检测含量的事肯定是精通检测的化学专家想出来的。所以，当知识分子没有了廉耻时，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有时是很可怕的。
　　前几年偶尔看到北师大心理学一年级的课表，居然全部是所谓德育或美育课程，没有一门专业课，也让我很开眼。去年钱学森临终前问现任总理，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大师？我想，我这一小p民都知道为什么，这身居高位的钱老还能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是在明知故问吧？但愿！
　　最近听一研究机构的朋友讲，大学和研究机构又在重新评定职称，在原有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级职称的基础上扩张成12级，即每级分三级，有一级，二级，三级教授，以此类推。这个朋友所在的省级研究机构现有40位正教授级研究员，上级只给了18个各级正教授的位置，多余的22为正教授级的研究员将不能拿到正教授的工资。在各个学术单位新的一轮残酷竞争已经开始，而决定给每个单位多少头衔，谁能得到这个头衔，又是各级领导的权力。学者们又要找领导们谈心，哭诉了。
　　至于其它文化界的控制权莫不是在D委的手中。作家有作协，作协主席居然是部级干部。拍电影实行剧本和影片双重审核。2010年投拍500部电影，只有100部得到广电总局的公映许可。电视台当然是在Ｄ的领导之下，什么能上映什么不能上映当然由领导决定。谁能上春晚根本就是后台的比拼，所以我们看到的的面孔几乎是二十年没变。这些本不是传统“士”的概念，但因与文化有关，顺带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