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朋友，你有尊严吗？ 由 真正老胖子 于 2014-06-18 23:37

不过好景不长，从1953年起政府鼓励合作化，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到1956年底，在短短的3年内，96.3%的农民就加入了合作社，1958年在高级社的基础上出现公社，到1958年10月底，已有99.1%的农民加入。而粮食的统购统销也是始于1953年。而在1956年，全部的私有企业也改为公私合营。当然这是好的说法，其实就是国家要拿你的企业，你给，就留点面子，不给，在所有物资都由政府控制的情况下，你还开什么。更有甚者，当私营企业因经营成本太高，无法经营时，还不能关门，还得给工人发工资，哪个私企老板不乖乖缴枪。这一下，全国企业全部归了政府，全部农村的土地归了公社。而公社的领导全是政府指派的干部，企业领导也同样，简而言之都归了国家。只有一些城市的私产房还在个人手中。


　　
         据说当时农民都是自愿加入合作社的。不过，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很多东西都要加个“被”，这里也很适用。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当时农民如何“被自愿”入社，以及不允许退社的情况，可以翻阅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录，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我们可以用常识去判断，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自耕农文化的国度里，在三年内让几乎所有的农民交出自己的土地，听着队长的哨音去干活，没有强迫能办到？


　　
        农民不仅交出了土地，而且还要交出饭勺。从1958年夏秋之间，在全国农村办公共食堂，农民个人不允许自己做饭，饭锅也要上交，村干部们如果看到哪家烟囱冒烟，就会冲进去惩罚农民。也就是说，农民要统一吃饭，统一出工，甚至在没粮吃的时候挖来的野菜也要交到公共食堂。如果农民不听话，干部就不让农民吃饭，权力有史以来第一次彻底的控制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从思想到胃。


　　
        中间有个小故事可以看出事情发展到如何极端。在云南，1960年春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下乡调查，看到一老太太要翻两座山，走15里路去食堂吃饭，很是同情，旁人相告，老太太还不算远的，最远的要走30里路，每天就忙着吃两顿饭。


　　
        最让我吃惊的事，拆迁这事其实在上世纪50年代末就大量发生，而并不是90年代末以后才有的。只不过90年代末拆迁是为了盖房子赚钱，50年末拆迁却是为了早日进入GC主义，要求农民统一住宿，统一吃饭，拆去农民的老房子，木料做为公共食堂和大练钢铁的燃料，老的墙土成为肥料。


　　
        大跃进以3600万人的死亡为代价结束。农民虽然还是在公社的体制内，但实际上能负责一定面积的土地的生产，除了上缴公粮和一定数额的订购粮以外，其余都归农民，统称为“三自一包” 但好景不长，当1964,1965年缓过劲以后，文革又从1966年的夏天开始。在文革中，最著名的是这句话：“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农民又要排着队上工，家里的自留地也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割掉。


　　
         文革结束后，这种集体土地及用工制度并无改变。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因为实在活不下去，偷偷实行承包到户，后得到上面的承认，从此引发改革开放，改变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进程。但改革开放并没有改变土地的性质。农村的土地能然是集体的，城市的私房已在文革中被全体没收，但文革结束，原来的房东侥幸得回私房时，房下的土地所有权已不是自己的了。按照新的宪法，土地全部属于国家，个人和集体只有使用权。城里的人活着住房子得交土地租金，而且一交70年，死了要个墓地也得交租金，民政部还挺照顾，一次只要交20年。农民还好，住在自己建的房子里不用交土地租金，但如果政府要用钱，就会让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农民手中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就消失了，农民可以每月领到微薄的社会保障金，到手的赔偿金和政府天价的土地使用权拍卖金相比可以说微不足道。


　　
        有时我想，如果我没有文化，身体有病，找不到工作，靠着区区几百块钱的城市居民最低保障我能干吗？买完米以后恐怕就要到菜市场去捡菜叶度日了。前提是我还要有房子。说实在的，我一直没有想明白。如果土地属于某个私人，我要在这块土地上盖房子，种田，当然要给人家费用。但按照宪法，土地是全民所用，就是说，只要是中国人，就应该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免费居住，生活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房屋开发商在土地上盖了房子，我只要付清建筑成本，开发商的利润和一定的管理费（以税的形式表现出来）就行了，因为这土地是我的。现在这高昂的土地租金居然要土地的主人来付，而且这钱交出之后的用途主人也不允许知道，实在有悖常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