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馮可立： 何事驚醒「中國夢」？





中國的人權問題，不只是中國與香港之間的主要矛盾，也是她與西方世界接軌的基本障礙，被認為缺乏政治文明。

中國雖然不斷堅持要走「有中國特色的人權道路」，但往往被批評為父權政治下的恩澤主義，只有順民才可享有權利。





2012年年底，習近平提出「中國夢」，聲稱追求公平正義、民主法制、公民成長、文化繁榮等與人權有關的社會價值；

去年2月，他堅持要努 力 ：

  讓人民在每一件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要解決約束司法公正和司法能力的「深層次問題」，

還強調執法者必須忠實於法律，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識，保障社會和諧。





不過，這個美夢又一次在一些踐踏人權的事件中給吵醒了。





自從中東「茉莉花革命」爆發後，中國對人權及自由收得愈來愈緊，維穩行動升級。

中國人權守護者指出，2012年，中國拘捕四千多名人權活動者，其中 ：

  至少一百五十多人飽受酷刑折磨，

  數十名人權活動者失蹤或秘密拘押，

  異見人士被判重刑，

使中國人權狀況跌至最低點。





今年1月，維權律師許志永在北京地鐵出口拉橫額，

  被判監禁四年，罪名是「尋釁滋事」，

中國又增加一起冤案。

前些時，一些知名文人  徐友漁、浦志強、郝建等在家中聊天，談及二十五年前的八九學潮，

  又是同樣被控此罪，成為「六書生事件」。





「尋釁滋事」這條罪真好用，是十八大後最常見於對付異見者的罪名，北京知識界稱為「口袋罪」，意指一些不明確的行為，在執法者眼中看似類同某一法例所定的罪狀，例如顛覆政權或密謀叛亂，便可隨時扣押有關人士 ：

  扣押期可從口頭警告到三年不等；

  至於有沒有證據，則留待檢控時才考慮。





丁望老先生以法律角度分析案件，認為此罪必須有犯罪主體和受害者，

六書生在私人宅所根本沒有可能製造混亂情況，亦無人受害，基本上難以入罪。

不過，正如韓寒所言，世界有兩種邏輯 ：

  其一是中國邏輯，  

  其二是邏輯。

用中國的邏輯來解釋法律，尤其是在高度敏感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氣氛下，就算是鸚鵡學舌的鳥語，也可能被判有罪。





讀了《中國人權藍皮書2013》的第一章〈總報告—2012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步〉後，覺得主編及執行主編們做得極為「辛苦」 ：

  三十多頁、萬五字的堆砌，真的嘆為觀止。

人權的基本概念，例如公民及政治權利，是着重限制國家侵犯個人自由，

  但這個總報告對此竟避而不提內涵，

  反而只是報告「人權」這個詞語出現的次數，

  例如「在十五大出現兩次、十六大一次、十七大兩次、十八大一次」。





幸好，報告書說十八大今次的提法與以前不同 ：

  以前是咒罵西方利用人權問題干涉內政，

  今次是「人權事業健康發展」。

雖然仍是政治口號，但總算有正面意義。

此外，「公民」這個詞語也是敏感名詞，從十五大到十八大出現的次數是四、三、五、五次，總算沒有「倒退」。





報告書指出，中國把人權事業的發展訂立兩個階段 ：

  第一階段是從2009至2011年，可以說是起步點， 而

  第二階段從2012至2015年，逐步深化。

第一期行動主要是針對社會、經濟及文化權，其中包括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流浪乞討人員的管理、社團登記條例的修訂、基金會管理等等，亦開始開展對農村及少數民族的一些有關就業及工作法律條例研究。

第二期的工作任務仍是社經文權利的深化，包括勞動合同法、文物保護法、著作權法、殘疾人教育條例、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條例、公共圖書館法、無障礙環境建設條例、行政訴訟法等等。





不過，第二期的工作也有新「亮點」，就是在公民權利方面做小小修補，例如 ：

  調整逮捕的細節；

  對監視居住的強制措施應增強可操作性；

  嚴禁刑訊迫供 和 

  當局不應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

  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

  防止不必要的羈押；

  保障律師在執業活動中的人身權、辯護權和辯論權。





以前的刑事逮捕條件只須認為會「發生社會危險性」便可逮捕，

但現在覺得太籠統，於是細分為「可能實施新的犯罪，有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或社會秩序的現實危險」等較具體範圍。

不過，在今天高度政治敏感的維穩氣候下，其實沒有多大分別。





在保護犯人方面，以前的 證據工作 其實是 口供主義，促使當局採取嚴刑迫供的手法，逼迫犯人「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今天起碼有少許規限，

  但只是一些內部行政指令，

  缺乏公眾監督，究竟有多少效力，

  實是無以考核。

從中國這個專制政權的角度來看，限制政府濫權的公民權利，始終是政治禁忌，不應有大幅度的改善。





另一個「稍亮點」是在民主方面，十八大報告提出 ：

  要提高前線工農及知識分子的代表比例，

  降低黨政領導代表比例，

  以及在人大設立代表機構聯絡群眾。

不過，這些黨外民主發展都是瑣碎事，主要工作仍是黨內民主，「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保障黨員主體地位」始終是專制政權的主導思想，

民主動力永遠都不可能由下而上地從公民社會推動變化，而是衍生於共產黨之內。
 




我們香港人認為多黨競爭及公民社會是民主發展的內燃機，這與領導人的民主理念可說是南轅北轍，要與之談判，我們應該有什麼心理準備？





中文大學社工糸榮譽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