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回忆录：毛泽东堕落的根本原因
2014-04-03 07:46:47

导读：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已处于众叛亲离的境地，而他还要把那些可靠的人都“清洗”掉，绝望地等待美国会向他伸出援救之手。
王明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一度还是中共实际最高领导人。在中共官方立场中，王明被视为犯有左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反面人物。在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个重要文件中，均对王明进行了严厉批判。

1956年经中共中央同意，王明去苏联就医，后留居苏联。20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开始之后，尤其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王明化名“马马维奇”等，写了一系列攻击中共及毛泽东的文章。1974年他将四篇文章汇集成书，取名《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背叛行径》（简称《中共五十年》），在写完这本回忆录后第四天，王明在莫斯科病逝。此书1975年在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中译本在80年代由东方出版社出版，2004年重印为“现代稀见史料书系”之一，内部限量发行。从王明这本回忆录中，可以清楚看出中共“两条路线”水火不容。王明的矛头直指毛泽东，骂得痛快淋漓。该书对外界了解真实的中共党史有独特的帮助。以下为该书节选，记述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原因。

第一章 以“文化革命”为名，行反革命政变之实

从1966年夏季起，毛泽东在“文化革命”的旗号下，开始实现旨在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反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反革命政变。

这一反革命政变的首要任务是，以反革命的“毛泽东思想”取代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使这个“思想”成为制定国内外政治路线和方针的惟一基础。

在对内政策方面毛泽东利用武力毁灭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镇压勤劳而富有天才和革命性的中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绝大多数成员遭到污辱和迫害（刘少奇、彭德怀、陶铸、贺龙、李井泉、彭真、谭震林、乌兰夫、张闻天〔洛甫〕、陆定一、薄一波）或者遭到排挤（朱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毛泽东还无情地迫害中央书记处的绝大多数成员——王稼祥、谭政、黄克诚、罗瑞卿、习仲勋、王任重、刘宁一、杨尚昆、胡乔木、刘澜涛。他使174名中共中央委员中的差不多140人，即几乎五分之四的成员遭到残酷迫害。省市县区乡等各级党组织被破坏了。随之而来的是对各级干部和普通党员的大规模屠杀与迫害、根据毛泽东的命令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武装部队的指挥员和政工人员遭到迫害。国家政权机关、共青团和工会各级组织，以及创作和学术团体都受到破坏。在这些部门工作的知识分子代表，不论是党员和非党同志，都遭到极其残酷的迫害。他们中的许多人被杀害了。按毛泽东的命令，千百万先进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和革命青年被打死，受迫害。

由于毛泽东的滔天罪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些损失大大超过了国际帝国主义、北洋军阀、蒋介石、汪精卫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给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造成的全部损失。

由于毛泽东的罪恶暴行而牺牲的全体革命同志永垂不朽！

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起，毛泽东以他建立的假共产党来代替真共产党，企图把它作为反共反苏的工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陷入了灾难空前的深渊。

毛泽东犯下的这些极其严重的罪行使他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叛徒，成了全中国人民的敌人。

在对外政策方面毛泽东疯狂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他竭力破坏和分裂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甚至对苏联提出了领土要求，他武装侵犯苏联边境，企图吞并蒙古人民共和国。他疯狂反对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和工人党，毫不隐讳要“消灭”他们的意图，并且全力以赴地破坏和分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亚非拉各国的反帝民族解放运动。他还千方百计妄图破坏这些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因此他助长帝国主义重新控制这些国家、纵容帝国主义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对这些国家实行侵略。他施展阴谋诡计挑起美苏和世界军事冲突。他就是企图通过这种途径来毁灭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及其盟友。他幻想在一场热核战争之后实现其对全世界完全统治的迷梦。他断绝了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经济关系，把国家拖进资本主义阵营，为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创造条件。

毛泽东在国际事务中犯下的这些极其严重的罪行使他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帝革命运动的叛徒，成为一切进步与爱好和平人类的共同敌人。

毛泽东在反革命政变过程中所犯的这些罪行证明了一条真理，即对内对外政策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对内政策是对外政策的根源，而对外政策又是对内政策的继续。毛泽东利用国内的反共主义把反苏斗争的后方打扫干净，同时他借助反苏以加强他在国内进行反共的阵地。

他把反苏反共的行动作为向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靠拢的手段。

关于“文化革命”初期毛泽东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所犯的种种罪行，我已在1969年发表的《毛泽东进行的不是“文化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一文中比较详细地论述了，这里我不再重复。

最近几年反革命政变还在继续。政变的基本内容就是反共、反苏、反人民的罪恶行径。他的罪恶活动是在“深入批修整风”、“继续深入斗批改”、“继续一‘打’三‘反’”、“防止来自北方的突然袭击”这类口号下进行的，是在诸如“一次思想政治路线的教育运动”、“抵制王明、刘少奇假马克思主义者运动”之类的运动过程中进行的。

在这些口号下、在上述各项运动中，毛泽东在国内继续全力以赴地搜捕，迫害和屠杀先进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青年代表。在每个机关，每个部队、组织、学校，每个企业，每个人民公社和每个家庭都能找出持异端思想的人。毛泽东的“破旧立新”口号的真正意义在于：他今后还将不断地屠杀他的敌人——不仅他自己的敌人，还有他的继承人，即老婆江青和女婿姚文元的敌人。他首先屠杀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中苏友好的支持者以及美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以便通过这种途径来达到他的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私目的：“生前不被推翻，死后不遭谴责”。

在对外关系方面，在这些口号下，在上述各项运动过程中，毛泽东一方面继续绝望地努力去破坏和分裂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帝运动；另一方面，竭尽全力地向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集团靠拢。

当然，他像以前一样把他的攻击目标集中到苏联共产党和苏联身上。这是很明白的，因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生动体现，是行动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苏联共产党是最先进、最有经验、最有权威和最强有力的共产党，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先锋队，而且它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具有最丰富的经验、最伟大的成就、最强大的威力和最崇高的威望。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争取社会进步和社会主义的最牢固的支柱；而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最可靠的同志和战友。

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执行苏共第二十四大的历史决议，正在实现共产主义建设的宏伟计划和保证世界和平的伟大纲领。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把反苏作为自己的旗帜。反苏的中心内容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反对反帝运动和世界和平。他进行反苏活动也是为了向帝国主义大国、首先是向美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讨取欢心，求得谅解。他渴望同他们建立以反苏反共为目标的合作关系。

反苏是反共和亲帝的集中表现。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雅纳什·卡达尔同志曾经说过：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没有反苏的共产主义。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并且也不可能有反苏的共产党人。丁正因为毛泽东的反苏主义是以民族主义为形式、以反共为内容的，所以，这不仅是他的反动的对外政策的基础，并且是他的反动的对内政策的核心。

毛泽东向中国人民严密封锁了关于1972年12月在莫斯科由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举行的，有各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民族民主党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参加的纪念苏联成立五十周年联合庆祝大会的消息。毛泽东还千方百计对中国人民隐瞒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这次大会上所作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报告。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出色地总结了苏联在半个世纪以来列宁的民族政策的辉煌胜利和多民族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成就，全面地阐明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在现代条件下对内对外政策的列宁主义方针。因此我认为引用勃列日涅夫同志报告的那部分是恰当的，在这里他谈到了中国与苏联和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现有关系，以及毛泽东集团对外政策的实质，以便使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能够明确地认识这些问题，并且清楚地懂得毛泽东关于“苏联威胁”的叫嚣的虚伪性和挑衅性。

列·伊·勃列日涅夫是这样讲的：

“同志们，现在谈谈我们目前同中国的关系，确切地说，谈谈中国对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采取反苏方针——实际上是反对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方针——已经有十多年了，他们继续把这个大家庭看作是他们实现大国主义意图的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如果不加粉饰地说，那么，北京今天的对外政策方针是什么呢？那就是对苏联领土提出荒谬的要求，恶毒诽谤苏联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诽谤我国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就是公然破坏限翻军备竞赛的努力，破坏争取裁军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斗争；就是不断企图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在民族解放运动队伍中制造混乱，使发展中国家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对立；最后，就是在反苏基础上同任何势力，甚至同最反动的势力——不管是英国保守党中最卖力时反苏分子还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复仇主义分子，是葡萄牙殖民主义者还是南非的种族主义者——进行无原则的勾结。

实质上，当前决定中国领导人对任何重大国际问题的态度的惟一标准，就是力图给苏联造成尽可能大的损害，力图损害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

对这一政策能说些什么呢？

我们认为，这种政策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来说是反常的，其矛头不仅指向苏联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指向中国人民的利益，指向世界社会主义、解放斗争和反帝斗争的利益，指向和平和各国人民安全的利益。

很清楚，我们断然驳斥这种政策。（长时间鼓掌）中国领导人宣称，他们似乎担心来自苏联的某种威胁。如果这种说法不是虚伪的，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答复我们从1969年以来多次提出的关于承担明确的、固定的和经常性的义务以排除一国对另一国的侵犯的建议？如果北京真是担心中国的安全，那么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又不同意签订一项不诉诸武力的专门条约呢？而这样一项条约草案已于1971年1月15日递交中国方面。事实上这项条约的草案十分明确地指出双方（我引用原文）：‘将不使用武装力量以任何类型的武器反对对方，包括：1）常规武器；2）火箭武器；3）核武器’。不，中国领导人抱怨无中生有的‘苏联威胁’，显然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第二章 同帝国主义合作是毛泽东反革命政变的组成部分

我们已坚信无疑地指出，毛泽东以反苏反共的反革命政变为手段，力求借以取得帝国主义者的谅解，达到同他们合作的目的。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反革命政变的方针使得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首先是美帝国主义拍手称快。

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盖斯·霍尔同志是完全正确的，他在纪念苏联成立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毛泽东集团执行反革命政策，所以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不断地大肆颂扬毛泽东的“文化革命”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的外交使节竞相前往北京，同毛泽东握手，表示自己的友好情意。当然，中美关系的所谓“突然转变”引起了舆论界的最为广泛的注意。毛泽东的心腹好友斯诺在北京居住了好几个月，他们之间进行了多次的秘密会谈，随后美国乒乓球队即来中国访问。不久，毛（1971年7月16日）在中美官方报刊上同时发表了公报，公报证实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举行了长达20小时的秘密会谈，同时证实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已接受中国政府的访华邀请这一早有传闻的消息。然后，双方报道了基辛格第二次来北京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的消息，并且宣布尼克松将于1972年2月21日到达北京。

因此，尼克松的访华并不是一次偶然事件。这是毛泽东和美国的某些集团所采取的重大步骤。

众所周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起，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部分亚非国家在联合国大会历次会议上一贯要求驱逐蒋介石代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正是由于美国及其盟国的坚决反对，还由于美国要求必须有联合国三分之二的成员同意，这项决议才拖延了若干年。可是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美国及其盟国却“突然”表决赞成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以取代台湾蒋介石集团代表的席位。毫无疑问，美国的这一立场是美中秘密谈判预先达成协议的结果。

正如各通讯社报道的，北京成了充满美国“客人”的城市。

每个美国客人都得到北京的殷勤而周到的接待。毋庸置疑，毛美合作一天天更加广泛、更加深入。

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毛泽东首先利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讲坛发起反苏运动。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十分卑鄙地低毁并诽谤苏联，在全世界面前表明他们是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派的忠实走狗。他们在联合国会议上投票反对苏联提出的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建议。可是大家都知道，联合国会议就这一问题以多数票通过了决议。毛泽东则成了全世界和平的敌人、战争势力的拥护者。在安全理事会上毛的代表与美国代表一起站在野蛮反动的巴基斯坦军阀叶海亚？汗一边，反对七千五百万孟加拉人民为争取民族自决、民主和自由而斗争的解放运动，反对支持孟加拉人民的解放斗争的苏联和印度。毛的代表对近东问题的态度有利于以色列和美国反动势力的活动。毛分子不支持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反对以色列在美帝国主义协助下进行侵略的正义斗争，他们也不支持联合国安理会要求以色列从他以武力占据的全部阿拉伯领土上完全撤军的决议。同时他们处心积虑地施展阴谋诡计，竭力破坏阿拉伯人民和支持他们正义斗争的苏联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在联合国内毛的代表日益频繁地同帝国主义势力串通一气。这一点，盖斯？霍尔同志他于1973年4且、29日在苏联中央电视台所作的演说中已经指出。他说，毛主义的政策“几乎不可能与帝国主义的政策相区别。毛分子和帝国主义者在大多数场合下采取一致行动。例如，在联合国内毛的代表的发言就和最反动的帝国主义的代表的发言毫无区别。惟‘不同的地方仅在于毛分子发言中的誉骂之词比帝国主义代表发言里的更多”。

所有这些都不是偶然的。这是毛泽东为了接近美帝国主义势力而执行反苏反共政策的结果。这一政策，从“整风运动”开始，毛泽东已或明或暗、时断时续执行了三十多年。

第三章 毛同帝国主义合作的现行方针的根源

为了了解当前毛的旨在与帝国主义势力合作的政策，有必要对能揭示这一政策根源的基本事实作一次即使很简短的回溯。

1.1936年秋，斯诺于保安（陕西北部）同毛泽东进行过多次详细的谈话。毛泽东和斯诺初次见面就像老相识一样。他们之间的谈话，不管是谈有关社会的还是个人的，不管谈论党和国家的事务还是涉及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事情等等，都是极其坦率而透彻的，所以他们很快就成了真正的心腹之交。

毛泽东当时对斯诺说，还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他就是一个“美国的‘门户开放’主义和门罗主义的坚决的拥护者”。这句话至少包括两层意思：第一，他想表明他是美国的忠实的拥护者；其次，他想说明他对美国执行的对华和对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是坚决支持的。老练的美国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斯诺当然会因此而得出相应的结论。

斯诺发表他与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没有白费工夫，它引起了季米特洛夫的注意和不安。1937年11月在我即将离开莫斯科回延安时，他托我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说明，毛泽东在与美国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斯诺的谈话中，离开了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立场。季米特洛夫建议，党的领导人如无特殊的需要不必与这类资产阶级新闻记者交往。

根据各类报道判断，斯诺从与毛泽东谈话中得到的基本印象是：毛泽东最大限度是一个农业改良主义者而绝不是一个共产党人。假如毛泽东将取得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未来还将获得国家政权，那么他将不会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因为他必然会变成苏联的敌人，变成帝国主义反苏反共的盟友。

2：1937年底，在我回到延安之后，便得知毛泽东已和陈独秀的代表罗汉达成协议，因此毛泽东允许托陈集团的成员全部恢复党籍（由于我已回到延安，“恢复党籍”的计划才未实现）。

这一事实证明，毛泽东当时已准备同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积极帮凶——托派分子勾结起来。

3.1938年夏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文发表了。在这篇文章中他把中日战争进程分为三个阶段：日本进攻阶段；作战双方相互僵持阶段；对日反攻阶段。第一阶段的特点是日本进攻，中国退却。第二阶段的特点是势均力敌，在此情况下双方都无力进攻。第三阶段的特点应当是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时中国才转入对日本的反攻。

这些观点，尤其是等待日苏之间进行战争的观点，在当时是与美英法帝国主义者以及蒋介石的意图相吻合的。他们也等待日本进攻苏联，以便“坐山观虎斗”，当然还可以从中渔利。所以《论持久战》一文使帝国主义者更清楚地理解毛泽东的反苏意在延安发表该文后，毛泽东又将此文送往武汉，要求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该报编辑部在我的领导下进行工作）。我和秦邦宪（博古）、项英、凯丰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对这篇文章，因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义务相矛盾。共产党的政策是，中国人民应当积极同日本侵略者作战，这一方面是为了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用借以阻止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反苏战争。所以我们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一文。此外，我还请求当时在武汉的一位苏联同志转告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关于我们对毛择东《论持久战》一文的意见，季米特洛夫吩咐不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刊登此文（讲了季米特洛夫的这一意见是王稼祥在1938年秋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时先后告诉毛泽东和我的）。

4.1938年10月毛泽东发表了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宣布了他在《论持久战》一文中确定的三个阶段的第二阶段即相持阶段已经到来，以便为其消极抗战的路线寻找根据。毛泽东的这种看法立刻得到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的赞赏。日本侵略者把中国看做他们准备向南进攻美国或向北进攻苏联的战略基地，所以不希望在中日战线上加强军事行动。蒋介石在武汉失陷后也不想积极地和日军作战，只打算为将来的反共斗争保存武装力量，所以他指望爆发日苏战争或日美战争。

此外，毛泽东在报告中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洋八股”。他以这种蛊惑人心的号召为掩饰，实际是进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他反对采用苏联经验，反对共产国际的领导，反对党内的列宁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因此，《论新阶段》报告也使帝国主义者更清楚地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轻视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他的目的具有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苏和反共的性质。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我作了《论武汉失守后的抗战形势》的发言。根据列宁关于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和进步性的原理，我阐明了中国的亿万人民只要坚决抵抗日本侵略，并顽强地夺取战争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帮助下最终必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同时我还批评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两文中提出的错误路线。

5.1940年初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他在书中公开反对列宁关于中国革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前途的可能性的理论原理。毛泽东公开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辩护，反对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长期发展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道路。因此《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使帝国主义理论家们能够更好地识破毛泽东的内在实质：维护资产阶级，敌视无产阶级，维护资本主义，敌视社会主义。

6：1940年10月毛泽东公开主张在国际舞台上执行一条使法西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军国主义同苏联结成联盟的路线，而在国内则执行一条同日本侵略者结成联盟的民族叛卖路线。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十月的一个夜里，延安《新中华报》（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三日刊）编辑部的一个同志把第二天该报要刊登的材料送给我审阅（我那时兼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席，直接领导《新中华报》编辑部）。我注意到编辑部文章的标题是《论德意日苏的联盟》。

我问这位工作人员：“这篇文章是从哪里来的？”

他回答说：“毛泽东同志送来的。今天下午他主持了有报社编辑和中央宣传部门的一些同志参加的会议。会上他宣布国际舞台上必须贯彻一条建立德意日苏联盟的路线，而在国内则要建立同日本和汪精卫的统一战线。会上他宣称已经写好一篇《论德意日苏联盟》的社论，并嘱咐刊登在最近一期《新中华报》上。问题这么重大，难道他事先没有和政治局的同志进行过讨论么？”

我对报社的这位工作人员说：“好吧！我去和他谈谈。”

毛泽东承认，他的确召开过这样一次会议。同时他说：“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建议成立英美法苏反对德意日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事态的发展证明这是错误的。应当作的事不是去搞什么英美法苏联盟，而应搞德意日苏的联盟。”

我问：“为什么？”

他回答说：“德意日他们都是贫农。和他们作战有什么好处？即使我们战胜了，同样是无利可图。英美法是富翁，特别是英国，你看它有多少大块的殖民地啊！如果把它打败，那末仅从瓜分它的殖民地中就可得到很大的收获。这你可能会说我是主张亲法西斯路线的，不是吗？这我不怕。至于中国应当建立同日本人和汪精卫的统一战线，以反对蒋介石，而不应当建立你所建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以你也错了。”

我问他：“我错在哪里？”他继续说：“反正我们不能战胜日本人，那为什么要和他们打仗呢？最好联日联汪打蒋介石。你看蒋介石在西南、西北还剩下那么多的地盘，如果打败了蒋介石，我们就能在西北得到一块地盘，那就算获得暴利了！我知道，你会说我执行亲日民族叛卖路线。我不怕。我不怕当民族叛徒！”

我对他说：“你没有任何权利对这么重要的国际、国内政策问题单独作出决定。我和你的争论同样也不能形成决议。我建议按党的正常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即把你的意见发电报告诉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同志，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这些河题。”

毛泽东说：“现在不能发这个电报。这样的电报可能引起这两位受人尊敬的老人的愤怒。这不是开玩笑的！同时我也不同意马上就在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

我问：“为什么呢？”

他回答说：“时机尚不成熟。再等半年左右，事态会说明我的意见是正确的。那时我再给他们打电报，说我老早就在《新中华报》上发表过文章，提出了这样的建议。那时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同志一定会给我回电说：‘毛泽东同志，你是正确的，我们都错了’。至于你，王明同志，那时你也将不得不向我承认你的错误，并且说：‘毛泽东同志，你是正确的，而我错了。’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我将请同志们同意我的建议，目前暂且不把这些问题打电报告诉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同志，也不在政治局进行讨论。”我问他：“假如就像你说的，过半年左右，事态证明你错了，那你怎么办呢？”

他武断地回答说：“我？我怎么会错呢？我认为我是正确的。”

我又问：“你认为你正确，这是一个方面。而事态将如何发展，是另一个方面。请回答我，假如事态证明你错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办？你是否给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同志发电报承认自己的错误？你是否在我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

他沉默了一会，没回答这个问题。

大家知道，历史事件发展的进程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联合德意日的亲法西斯的国际路线和他的联日联汪的民族叛卖的国内路线是有害而危险的。然而他不仅没有在任何地方、在任何人面前承认过这些路线是不正确的，而且在法西斯侵略者进攻苏联之后，还积极鼓吹并进行旨在反对列宁主义、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

我们之间的谈话继续进行着，我对毛泽东说：“这样说来，你的文章就不能马上发表了。”

他不同意说：“这不可能，我已经开过会，发出了手稿。如果马上把它撤销，那太难堪了！我怎么有脸见人？！我建议文章照样发表，我向你和全体政治局委员说明，文章的责任将由我自负……。”

他就这样似请求非请求地，终于在《新中华报》上发表了他的这篇文章。

不言而喻，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和苏联的对外政策毛泽东只能谈谈而已，丝毫也不能改变它们。但是接踵而来的事件说明毛泽东这个无原则的政治冒险家和阴谋家发表宣传德意日苏联合起来这一口号的文章，绝不是没有目的的。他所追求的目的在于掩盖他的亲日民族叛卖路线，同时利用这一口号作为借口，来为他对部队所下的停止抗日军事行动的命令和加剧国内军事冲突的做法作辩护。在国际方面他企图破坏苏联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中的威信。

至于对内政策，毛泽东事先不让党中央政治局知道，私自通过中共中央军委电台，命令新四军政委饶漱石以他的名义派出代表与日军代表和汪精卫谈判共同反蒋的问题，同时命令停止抗击日军和汪精卫的军事行动。可是当时不管是日本人还是汪精卫都不会相信毛泽东能成为“汪精卫第二”。他们怀疑共产党搞什么阴谋来反对他们，以企图把他们诱入陷阱。所以谈判未能取得任何具体的结果。

蒋介石的情报机关当时利用毛泽东与日军代表和汪精卫相勾结的事实为武器进行反共宣传。幸好中国共产党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革命威信，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所以蒋介石集团很难使人们相信在中共领导人中会出现秦桧①和汪精卫这一类的民族叛徒。因此他们利用上述事实作为反共宣传的尝试未能达到任何结果。

1955年毛泽东借口反对“高（岗）饶（漱石）联盟”而逮捕了饶漱石并把他折磨至死，同时利用这次运动把潘汉年（前新四军侦察科长）以及胡均鹤抓起来处决了。因潘汉年是饶漱石根据毛泽东的命令派去和日军与汪精卫谈判的代表，而胡均鹤则是前日占区和汪精卫的谈判代表（胡均鹤当时背叛了共产党的事业，但在上述谈判过程中潘汉年成功地说服了他重新为我党工作）。毛泽东的这些行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清除他执行民族叛卖路线的见证人。

因为胡均鹤是三料货色的特务（他既是蒋介石、又是日本人和汪精卫的特务，而潘汉年却使他又成为了新四军在日汪阵营和蒋介石阵营中的反间谍人员），所以他和潘汉年的谈判内容通过蒋介石的间谍机关，很快便成了美英在华谍报机关头目的宝贵财富。因此美英帝国主义者就会懂得：既然毛泽东甚至在日本侵人中国、全民起来抗日救国的情况下都能与日本结成联盟，甘当民族叛徒，那末，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他毫无疑问也会和他们结成联盟。

因为许多党内外人士不了解所谓“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真相，所以我认为有必要顺便在此对这个问题作一简要的说明。

毛泽东这个阴谋家，捏造“高饶反党联盟”（1954年）事件，其目的有三：

第一，为了使邓小平取代刘少奇当选党中央总书记。毛泽东不愿履行他在建立“毛刘联盟”时的“庄严诺言”（选刘少奇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所以还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他就建议暂不设总管党的整个组织工作的党中央总书记，而像以前一样只设管理中央各部门、处理中央某些日常事务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1953年，毛泽东开始证明设总书记的必要性，同时要求他的亲信罗荣桓、罗瑞卿等人支持高岗公开进行反对选刘少奇为总书记的运动。刘少奇终于不得不同意以当时毛泽东所信赖的人之——邓小平代替他将来当选为总书记。

第二，为了使东北这个大行政区的全部党政军大权从高岗那里转入罗荣桓之手。为此目的，毛泽东突然给高岗背后一击，宣布高岗领导的反刘少奇运动是“清君侧”运动，也就是说，这次运动“名义上是反刘，实际上是反毛”，“反对刘少奇正是为了打击毛泽东”。毛泽东迫害了高岗（在他被害之后宣布为“自杀”并“开除”出党），便把高岗在东北大区的领导职务交给了罗荣桓。

可是革除高岗的真正原因却在于高岗违反了毛泽东的指示，真心实意地执行与苏联合作的政策。

第三，为了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掩盖下，不仅把饶漱石除掉，也把潘汉年、胡均鹤等人除掉，也就是把他从1941年开始执行的“联日联汪反蒋”的民族叛卖路线的全部见证人统统除掉。

7.1941年秋至1945年夏，毛泽东进行了旨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共产国际、反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

这次运动更加使帝国主义者确信，反苏反共是毛泽东观点的真正本质。

1948年毛泽东曾对我说：“在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罗斯福总统通过在延安的美国联络代表不止一次地向我提出，要求改变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和性质，断绝与莫斯科的联系。这是当作美国政府将来给予八路军以军事技术援助的交换条件而提出的。幸好我们当时没有同意他的要求。否则我们现在就真正陷于困境了。”

虽然毛泽东形式上没有改变中共的名称和性质，也没有中断和莫斯科的联系，可是他推行的反苏反共的“整风运动”，实质上表明了他决心实现美国统治集团的这些要求。

在“整风运动”期间，白宫多次派遣负责的外交和军事人员（包括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赫尔利）来延安和毛泽东会谈。会谈中毛泽东始终表现出反苏反共情绪，力求获得美国的援助，实现美毛合作。因此，1944年8月23日，毛泽东在和中缅印前线美军司令的政治顾问、美国驻重庆使馆的二秘约翰？谢伟思的谈话中，在回答谢伟思向他（毛泽东）提出的为什么着重强调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和支持的重要性，而闭口不谈俄国这一问题时宣称：

“我们不能等待俄国的援助。俄国人在这次战争中损失很大，他们将完全忙于自己国家的恢复工作。”因此毛泽东试图说服约翰？谢伟思，使他确信“中美两国的利益是一致的，是相互联系的。这种利益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相互协调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那样重视你们美国人所想的和打算要做的事情的原因所在。我们不能冒风险去和你们发生冲突”。

为了说服美国统治集团和垄断资本家给他援助、与他合作，毛泽东不惜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纲领污蔑为纯粹资产阶级的或仅仅是反封建的政策和纲领。例如他在和谢伟思的谈话中，要人相信“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策不过是自由主义的政策”，“甚至最保守的美国生意人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纲领中也找不到任何一点可以反对的东西”。那时他曾对福尔曼说过：“我们并不追求苏维埃俄国那种社会政治模式的共产主义。我们宁肯这样认为：我们所做的无非是林肯在国内战争时期为之奋斗的事情，这就是为解放奴隶而战。我们中国有着千百万受封建主义镣铐束缚的奴隶。”这里必须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纲领绝不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也不仅仅是反封建的。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实际上反映了他本人的思想、政策和纲领。非常清楚，他的这些说法的目的，是要美帝国主义者确信这样一个意见，即他只不过是一个土地改革家，而绝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对社会主义比对资本主义更加仇视。

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在四十年代进行“整风运动”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不断乞求美“援”、探索毛美合作的可能性的时期。

至于毛泽东当时被这种思想纠缠达到何等程度，可就下面的事实来判断。1944年11月下半月的一天，阳光明媚，我裹着棉被躺在屋前的软椅上。毛泽东带着微笑突然朝我走来并且说道：“王明同志！我带来一件好东西给你看。”我请他坐下。他坐了下来，从大衣口袋中掏出一张小白纸。他把纸递给我说：“快，快看呀”！我礁了一瞧这张长约15厘米、宽10厘米的小纸片。

上面写着三行英文字。第一行是：“毛泽东先生”；第二行是：“我感谢你的祝贺”；第三行是：“罗斯福”。字条左角上用铅笔写着四个大汉字：“看后即毁”。每个字下面都画有两个着重号小圈。

毛泽东继续说：“王明同志！得到这个电报以后我们同美国的事就好办多了！”

我说：“为什么？”

毛泽东回答说：“以前我们只跟他的僚属们打交道。这次他亲自打电报复我，今后我就能直接和他互通电报和书信，保持私人接触，进行对话，这就大大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我不大相信地说：“根据这封电报判断，不像是罗斯福愿意直接和你互通电报和书信并解决问题。”

毛泽东疑惑地问我：“为什么呢？”

我回答说：“这不像是他的正式电报。如果他愿意今后同你直接通电，那么他的回电应当即使不用美国大使馆的正式电文，至少也用美军驻延安的观察员小组的正式电文转交给你。而这个电文却是在普通的书写纸上用铅笔写了几个英文字。你怎么能证明这真是罗斯福总统发给你的电报呢？假如过一段时间之后，美国人说罗斯福从来也没给你发过电报，那么你就怎么也不能证明他曾向你发过电报。”

他瞪着眼说：“难道这可能吗？！这是美军观察员小组的人亲自转交给我的。”

我问道：“字条左角上的四个汉字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解释说：“大概是他怕蒋介石可能打听到我们通电报，所以才叫我们看后即毁。”

我又问：“假如罗斯福担心，蒋介石可千万别知道这封电报，那他怎能和我们直接通电以解决某些问题呢？”

毛泽东的面部表情立刻变得阴郁起来，笑容一点也没有了。

他沉默片刻之后，勉强笑了一笑说：“照我看来，至少在这次直接通电之后事情总会好办一点。”说完这话他抢过电报就走了。

毛泽东走后，我开始反复思索。我想起今年4月1日他和我的第一次谈话。他来和我“谈心”是有一定目的的。今天毛泽东是今年第二次来找我谈话。这一次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为何他亲自把这封电报拿来给我看呢？近几年来他从来也没有告诉我他同美国人接触的情况。我推测，大概是毛泽东想在我面前逞逞威风，似乎在说：“你瞧！我同美国总统罗斯福有直接电报联系，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今天众所周知的事实证明我的这一猜想是正确的。因为，那年（1944年）9月，苏军解放了保加利亚之后，在我回国的前几天里，季米特洛夫还给我写过一封信。这封信，像他的前几封信那样，被毛泽东无理地扣压并藏匿起来。他害怕我知道季米特洛夫给我的第二封信。所以他亲自把罗斯福的电报带来，以便说：“看！季米特洛夫支持您，而罗斯福却支持我！”

8.1945年秋，由于苏军进入我国东北并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整个亚洲形势根本改观，毛泽东不得不重新掉过头来向苏联表示好感，以便使八路军能够进入东北并从苏联那里得到大量的军事技术援助。同时他又对战后中国在统一和建设事业方面能从美国那里获得援助寄予莫大的希望。所以1945年秋毛泽东应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邀请，到重庆同蒋介石谈判，相信当时的美国大使是可靠的裁决人。结果国共之间签署了真正右倾投降主义的“双十协定”。

根据这个协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共约九十万人，只能改编为九个师。而在这九个师中，共产党员只能编成三个独立师，其余六个师应当和蒋介石的部队混合编排。同时规定让出长江以南中共控制的全部解放区。此外，根据美、蒋和毛泽东三方协定，允许美军领导机关在延安和张家口开办两所军事学校，在美国军事人员的帮助下为八路军、新四军培养干部。

这里有必要顺便说明一下与毛泽东签署该协定有关的若干情况，因为该协定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十分屈辱，毛泽东担心他不能在党的面前、在我军革命战士和将领面前证明他自己是正确的，因而起初他不敢在协定上签字。可是蒋介石玩弄“杀鸡给猴看”的一贯手法，为了恫吓毛泽东，他把云南省司令长官龙云逮捕起来。同时赫尔利也吓唬毛泽东说：“这是最后的条件。你不签字，今后就不可能再进行谈判了。”毛泽东屈服了，签了字。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毛泽东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他只关心自己的私利而忽视党和革命的利益。他被敌人的威胁吓得几乎失去了理智。毛泽东回到延安之后向中央的同志抱怨说：“在重庆期间，我的神经过分紧张。现在还感到十分疲乏。体力衰退，时常心动过速，头昏，失眠，梦中出汗”。他患了半年多神经衰弱症。

直到全国范围内国共之间的战争开始时，毛泽东还在幻想由美国迫使蒋介石建立一个以国民党为首、有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团体参加的“联合政府”（这俨然是他在中共七大会议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的建议）。

毛泽东梦想，似乎美国会有助于和平统一中国。虽然在日本投降以后，美国大规模地整编和武装蒋介石的部队，在中国积极准备反共内战，尽管从1946年下半年起在华北、华中各地区国民党部队不断进攻中共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毛泽东还一直相信美军代表扮演裁判角色的“调停小组”能够制止国共之间的内战。

所以，1946年秋毛泽东邀请马歇尔将军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访问延安，希望通过他达到与国民党媾和。尽管1946年冬阎锡山的部队在山西省开展了广泛的反对八路军的军事行动，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江苏北部七次进攻新四军，毛泽东仍然继续幻想依靠美国的帮助和平统一中国。显然毛泽东的这种希望纯属幻想。1947年初傅作义的骑兵部队通过突然袭击占领了我军驻守的张家口。因这次胜利而欢欣鼓舞的蒋介石于3月14日正式发布了“讨伐共产党人”的命令，于是全国规模的内战就开始了。然而毛泽东只是在他的五一口号中才第一次提出：“打倒蒋介石”。

9.1947年至1949年国共内战时期，毛泽东与美国之间建立了复杂的关系；这些关系的特点是既相互敌视，又寻求相互合作。蒋介石同美国缔结了实际使中国处于美帝国主义的新的半殖民地地位的“中美条约”，因为蒋介石当时还控制着中国大部分领土，拥有两百多万军队。杜鲁门政府采取了武装蒋介石军队发起反共内战的方针。美帝国主义者那时不相信毛泽东能够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扭转到反苏亲美的道路上来。他们懂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于苏联的帮助，中国革命的胜利必将导致远东和整个亚洲的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巨大变化。

然而这一政策终归没有恶化同毛泽东的关系。从1948年下半年开始进人战争结束阶段，白宫又与毛泽东握手言欢。这说明蒋介石完全失去了军队和人民群众的支持，面临不可挽回的失败。当时白宫未下决心派美国武装力量直接参战扶蒋反共，是由于担心这一步会引起苏联方面的相应反应。美国统治集团不采取这一步骤，还因为他们早就意识到毛泽东的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本性。以下事实正说明白宫的意图：当时在华北和华东部署了美国陆海空军事力量六十多万人。他们避免同人民解放军冲突，在有解放军出现的地方他们就迅速撤离。与此同时；美国当时驻南京的大使司徒雷登代表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通知毛泽东：美国愿意向中国新政府提供二十亿美元为期五年或十年的长期贷款，条件是中国新政府将不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

毛泽东从个人的立场出发也是准备迎合美国的。他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不向美军开一枪一炮。政治上他沿袭“门户开放”的策略以期同美国合作。

这一点已为毛泽东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的总的政治路线清楚地证明了，国内外政策都是在这条总的政治路线基础上制定的。这条总路线和由此而制定的国内外政策当然首先是他的反列宁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及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运用。

毛泽东的总的政治路线是反列宁主义路线的，按照列宁主义路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取得胜利之时即转人社会主义革命，并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坚持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只能采取建设非社会主义社会，即“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路线。他还举出四条论据来“论证”他为什么拒绝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四条论据是：

1）“存在帝国主义”；2）“土地革命尚未完成”；3）“中国的资本主义还不发达”；4）“民族资产阶级仍参加革命”。

显然，四条中只有“土地革命尚未完成”一条同帝国主义没有直接的关系。第一条意珠着只要“存在帝国主义”，毛泽东就不打算执行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

第三、第四条也证明毛泽东信奉资本主义，并且证明他不愿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

在对内政策方面，他鼓吹“统筹兼顾政策”，这个政策包括以下四点：

1）“既关心公共利益又关心个人利益”；2）“既维护工人的利益又维护资本家的利益”；3）“城乡互助”；4）“内外市场交流”。

很清楚，这一政策的前两点具有非社会主义性质。另外两点，骤然看来似乎不会引起特殊的反感。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前面说过的毛泽东1944年与美国军事代表谢伟思谈话的一段情节，那么，显而易见，这两点必然会直接促进毛美经济合作。

当时毛泽东声明：“美国和中国经济上互相补充，因为他们之间将不互相竞争”，“中国不要求发展大型重工业……中国必须建立轻工业，以保证自身的市场供应，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了帮助我国发展经济，美国是最合适的国家，他们是完全能够参加这一合作的惟一国家”。我们也会想到毛泽东曾对美国人讲过，希望美国供应中国工业品，而中国向美国提供农产品等等。根据这些说法，十分清楚，毛泽东的这两点不仅涉及对内政策，而且涉及对外政策。密切注视着毛泽东所作所为的白宫官员和美国的中国学家们应当对毛泽东的政策真正感到满意。

在对外政策方面，毛泽东继续执行以下方针：“至少在最初若干年内新中国将不需要英美苏三大强国的承认，以免他们干涉我国内政。”这里他有意识地把英美帝国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的苏联混为一谈。他那时追求的目的和今天他恶意宣传“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追求的目的完全一样。这就是欺骗舆论、诬蔑苏联，以及企图掩盖他反苏、亲美、亲英的本质。

可是当时的国际条件和国内形势不允许毛泽东公开执行反苏亲帝政策。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始终不渝地对中国采取了列宁主义、国际主义原则的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一宣告成立，苏联就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苏联在政治、外交、财经、科技和文教方面，以及人民保健事业方面向新中国提供了全面的援助和支持。仅仅由于这一点，毛泽东亲帝反苏的阴谋才得以在一定时期内为人民所识破。

10.1950年秋到1953年夏中国进行了抗美援朝。在此期间毛泽东一如既往，始终为保持同帝国主义者的友好关系而忧心忡忡。这一点刘少奇那时对我谈及的事实可以证明。

1952年11月10日晚8时，刘少奇（他当时来参加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还在莫斯科）邀我谈话（我在莫斯科治病）。当谈及朝鲜战争时，他说：“……当美、英部队已在仁川登陆，北朝鲜形势危急，毛主席怎么也不能决定派中国志愿军去抗美援朝。

政治局两个星期白天黑夜讨论也未能作出决定。毛主席说：‘只要我们一出兵，中美传统友谊就完了！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友谊？此外，我们设想一下，出兵后，不能击退美军又怎么办？’一句话，他怎么也不能作出决定。只是在美军占领新义州之后，美军和中国仅有鸭绿江桥一桥之隔的情况下，毛主席才不得不作出决定。他说：‘现在我们不能不出兵了！如果我们的部队马上出国，我们还能指望获得光荣和有利条件。所谓光荣，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的光荣，而有利条件，就是战斗只在朝鲜领土上而不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如果等到美军渡江过来，然后我们再参战，那就会既丢掉了光荣，又失去了有利条件’。当毛主席知道杜鲁门不许麦克阿瑟集中轰炸沈阳至满洲里沿线全部地区，而我们的部队已经开始出动时，毛泽东懊丧地说，‘我们出兵对吗？’后来，当麦克阿瑟打算把战火扩大到东北，投下最后赌注（要不就接受他的要求，要不他就拒绝担任远东司令）时，杜鲁门撤掉了麦克阿瑟，毛主席十分苦恼，并且说了：一‘假如我们事先知道事物是如此多变，知道美国真不愿和我国打仗，那我们为什么要出兵抗美援朝，破坏中美关系呢？唉，既然已经打起来了，那就考虑尽快地结束此事吧！只有结束战争，我们才能寻求逐步恢复中美友谊的途径……’。”

由此可见，还在那个时候维持这种“友谊”，对毛泽东来说，就比帮助一个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抗击美帝侵略更为重要。还在那个时候在他身上反映出来的亲美狂和恐美症就已如此根深蒂固。

11.1954年至1957年是中美连续谈判、准备进行毛美合作的时期。1954年就印度支那问题举行的日内瓦会议，为以后美毛经常接触扫清了道路。朝鲜战争和台湾的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导致了毛美关系的暂时紧张状态。可是在日内瓦会议上，中美代表很快就把过去的不和置诸脑后并重新取得了相互谅解。

那时双方就已决定他们以后经常接触的方法和步骤。华沙中美两国大使级谈判正是当时相互接触的既定计划的一部分。毛泽东竭力把谈判内容严密封锁起来，不让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知道，他害怕暴露其丑恶的勾当。至于美国国务院，它也仅限于发出声明，宣称美国同北京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但是他们在华沙谈判中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成就。这些事实表明，中美代表在华沙进行的一百多次会议确实为毛分子与美国某些集团的进一步接触铺平了道路。

12.1957年至1965年是毛泽东积极准备反共反苏“文化革命”的时期。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毛泽东亲自秘密策划的。开始他假惺惺地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同时他又号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根据他的指示，在各种会议和报刊上开导并鼓励人们不要害怕发表自己的意见。他采取这些手段要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他试图查明，谁继续批评他的错误，尤其是批评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和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的错误，也就是批评他不主张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政治路线。第二，他试图查明，谁同情苏共二十大对个人迷信的谴责，谁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直接或间接地批评对毛泽东的个人神化，批评毛泽东的个人独裁。毛泽东为了找到借口迫害那些敢于批评他的错误的人们，还通过他的特派员专门驱使、甚至以武力强迫某些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公开在会上和报刊上诬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后来，他利用这些“事实”，给所有从原则立场出发给他提出批评的人扣上“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帽子。

毛泽东自己承认，批评过他的错误的八十万人在“反右派”运动中遭到了迫害。实际受害人数还不止这个数目。其中有许多党的干部、文艺活动家以及民主党派和团体的大多数领导人和成员。

大家知道，毛泽东在1958年至1960年推行了“三面红旗”冒险主义政策，其目的是要在经济上几年就超过苏联。结果毛泽东一败涂地。于是，他从1960年4月开始就转而发动反对苏联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的思想政治斗争，把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诬蔑为“修正主义的党”。在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上毛泽东的污蔑性不实之词遭到绝大多数兄弟党的遣责。

1962年毛泽东在国内正式发动了一场反对所谓“修正主义分子”的运动。他首先打击以刘少奇为首的部分领导同志，然后把许多二十——三十年代就已知名的文艺活动家予以放逐，把这个叫做“下放”。

1963年毛泽东提出了旨在分裂社会主义大家庭，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帝民族解放运动的臭名昭着的二十五条建议。当时他通过收买和欺骗开始在各个国家拼凑反苏、反共、亲毛的“第五纵队”。

1964年至1965年他开展了“向解放军学习”和“培养接班人”的运动，把军队置于党和人民之上。同时他还开展了一些别的运动，指望达到神化他个人，愚弄青年，并引诱他们“跟随毛主席一道去经风雨见世面”，利用青年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个别部队为实现其反革命军事政变准备条件。

毛泽东的所有这些反苏、反共活动和分裂活动都是为了取得帝国主义集团的同情和好感。1964年和1965年白宫先后把斯诺、李宗仁派往中国与毛泽东密切接触。

13.1965年至1970年是毛美关系空前发展的时期。1965年初，毛泽东公开拒绝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于共同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正义战争的建议，并且阻挠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给予越南以积极援助的行动。正当美帝在越南扩大侵略战争、毛泽东积极准备“文化革命”的时候，斯诺和李宗仁一个接一个地来到北京。正如1971年5月斯诺在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上报道的，关于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战争，毛泽东向他声明，“中国人只有在美国人进攻他们的情况下才会参战，这难道还不清楚吗？中国人自己有许多事需要做。”毛泽东就这样使白宫知道，中国对越南战争所持的立场是“自扫门前雪”，鼓励侵略者肆无忌惮地进行掠夺。关于中苏关系，斯诺写道：“刘少奇想派一个中国代表团参加1965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以便恢复中苏联盟。但毛持反对立场。他主张……开展人民战争反对美国，也反对苏联”。大家知道，毛泽东从来就是真反苏，假仇美。所以，谈到“反美”战争时，他就只制造烟幕，并在此烟幕的掩饰下准备反苏战争。不言而喻，毛泽东和斯诺这样的老朋友无疑反复地讨论了“文化革命”的准备和如何开展等问题，尽管斯诺没有写过与此有关的报道。

李宗仁是美帝国主义的老奴才。他作为“中华民国的副总统”，是反共战争的一个主要角色。1949年反共战争失败后，他侨居美国，在那里度过了十七年。可是突然间他回到中国来了。

他一到北京，就马上被毛泽东推上贵宾席位，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然后李宗仁周游全国各大城市。在旅游期间他大叫大嚷地宣传“反帝必须反修”的口号，因此促进了“文化革命”的准备工作。大家都清楚，他的反帝斗争的号召只是一句空话。而他的“反修”斗争的号召就其内容来说恰好与毛泽东的计划一致。在国际上这意味着反苏、反社会主义各国，反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国内，则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先进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青年代表，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最有觉悟的革命战士。

众所周知，斯诺和李宗仁实际上是白宫的代表，反映了官方集团的意见。他们俩的北京之行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即是受白宫的委托去了解“文化革命”的准备情况，并表明他们对“文化革命”的积极态度。

从1966年夏季起，毛泽东借口“文化革命”实行反革命政变。同时他渴望取得帝国主义反动派的信任并开始在反苏反共的基础上同它们进行合作。毛泽东没有失望。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等人多次宣布，他们希望“尽快调整美中关系，建立远东地区的美中合作”，并且采取了相应的行动。美国远东问题专家会议也声明：“白宫寄希望于毛泽东”，认为“毛泽东在‘文化革命’中的胜利符合美国利益”。随后美国一些有势力的集团不止一次地声称，他们希望和毛分子改善关系，进行互相合作，并且为了“促进相互谅解”开始进行各种贸易、外交和政治活动。

因此，在1965年至1970年间，毛泽东和美国有势力的集团双方都为实现相互合作付出了巨大努力。

14.在1970年夏至1971年春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和斯诺就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秘密会谈。大家知道，还在1936年毛泽东和斯诺从第一次会见时起，他们就成了心腹之交。历史的事实说明，斯诺是一个调停人，毛泽东通过他保持了同美帝国主义集团的秘密接触。所以，每当毛泽东谈到斯诺时，他总是欣喜若狂感恩戴德地说：“我能闻名于全世界，尤其是闻名于美国，使美国人了解我，主要的功劳应当属于斯诺。”1971年2月，斯诺在和毛泽东就毛美合作的各种问题多次密谈之后离开北京时，他们就像以坦率交往为特征而早有默契的密友一般分别了。这一点可以根据多种材料和1971年4月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的斯诺《与毛泽东会谈》的报道来判断。在会谈期间，他们不仅涉及到美国总统访华的有关问题，并且涉及到毛泽东必须进一步同那些主张与苏联友好、反对靠拢美帝的势力作斗争等等问题。斯诺在《生活》杂志的上述报道中写道：“当他亲切地送我到门口时，他说，他不过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间的孤僧罢了。”事实表明，毛泽东这些悲观论调的意思是：从“文化革命”一开始，他实际上已处于众叛亲离的境地，而他还要把那些最可靠和最亲近的人（包括指定为“接班人”的林彪和毛泽东最亲密的核心人物陈伯达等人）都“清洗”掉，因为他们已经成了他的敌人。他越来越感封自己孤立无援，他绝望地等待美国会向他伸出援救之手。

当然，我的以上论述并未包括毛与帝国主义势力合作方针的各个方面。但这些事实足以证明，毛分子与帝国主义的亲近不是突然的，而是毛泽东精心策划的反革命活动的结果。

第四章 毛泽东堕落的根本原因

如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毛泽东怎么会堕落到背叛革命这样可耻的地步？那么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这个问题有他的思想、理论、历史和社会的根源。

思想根源是反革命的封建帝王思想、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军国主义以及反革命的实用主义。所以，尽管毛泽东已投身于革命队伍，却始终背着这些思想包袱，而他终于带着这些思想包袱跑去和反革命分子为伍了。

理论根源：在哲学、政治经济学方面，以及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毛泽东不仅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者”外衣掩盖了真面目的假马克思主义者，而且简直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所以，尽管他已投身于共产党的队伍，装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拥护者，但终于不可避免地走到以反科学的、反革命的毛泽东思想去冒充十分科学的革命的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

历史根源：毛泽东的活动不仅是他反党、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和反苏活动的冗长的历史，不仅是他个人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上犯有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而在许多情况下则犯有严重罪行的历史，并且是他在共产党内思想上崇拜帝国主义的冗长历史。所以，他终于从一个手里打着共产党旗帜的假共产党人变成了以“共产党”旗号伪装起来的真正反共分子。

社会根源：在历次反帝、反封建和社会主义革命中，毛泽东所持的立场都基本上是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他的着作《新民主主义论》集中地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带有破了产的、失去阶级性的小私有者和流氓无产阶级分子的习气的深刻烙印，而在某些问题上他的行动甚至带有封建地主的气味。在这些复杂的社会原因的影响下，他的思想和行动的反无产阶级性质就表现出来了，而他终于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道路。

由于本书篇幅所限，不可能更为详尽地论述毛泽东堕落的根源。

可是，为了说明毛泽东变为阶级叛徒和民族变节者的原因，有必要简短地探讨一下对他的思想和行动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根源，即封建帝王思想。中国封建帝王的传统思想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天子”的自我中心思想，也就是像中国的皇帝一样，把自己神化，奉为天（神、最高的神灵）的儿子，奉若超人。他不能把所有其余的人视为平等的人，因而也不能平等地对待他们。所有其余的人（本国同胞和外国人）命里注定就是他的臣民和奴隶。这就是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