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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之二——作者瑾瑾)
送交者: 一指遮天[布衣] 于 2014-03-14 2:31 已读 203 次  

一指遮天的个人频道

照搬国外的建国经验:

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一场荒唐的闹剧,它的存在一定有非常合理的原因。我现在正在引起更多的人注意“精神分裂症是个错误的概念”这个话题,有一些观点和文化大革命当年的做法有赞同的一面。

我认为教育正是造成精神分裂症的直接原因之一,当年建国之后,我们走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道路,但是面临的问题非常严峻,没有建国经验、没有足够的技术,也许大部分建国的模式都是从国外(苏联、甚至西方国家)照搬过来的,我们设想一个程序,当里面的代码模式没有太大变化,那结果是否会差不多甚至更差呢?

我上面说教育有很大问题,因为我们无法在不参加社会实践的前提下领悟任何书本知识。可以说我们走上工作岗位的10~20年时间在浪费时间。我上面说我们国家建国时照搬了国外的建国模式,教育模式就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也规定了法定的工作年龄、法定的结婚年龄,认为这是一种进步,但是这样的模式使我们被迫完全脱离实践去学习书本知识,几乎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读书很辛苦,但是至今还没有人质疑过这样的读书过程到底对不对?

答案很明确,这个过程是不对的、低效的、极端有害的,在这个困难的读书过程中,我们所有人都认为读书是正确的,所以所有人都在否定自己的能力,认为自己笨、自己没有毅力、没有想像力、没有创造力等等,这样长期的否定,是人们渐渐对自己、对社会失去信心。精神分裂症在青少年时期高发,一定是教育模式的问题。
——老百姓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的态度:

我们历代革命最终无法实现起义时承诺的政治纲领,最终都将原因归结为“人性恶”或者“人性有恶的一面”,是坏人在作祟。我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实现起义时承诺的政治纲领,毛主席当年恐怕也面临同样的困境。

当年多少人流血牺牲,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是在公有制的大锅饭、平均主义的模式下,很多人不愿意劳动,嘲笑饿着肚子努力劳动的人,我的父母至今还会嘲笑某某真是傻,拼命的干,人家天天睡觉、玩、混日子。澄清一下,我的父母当年一定是比较中庸的,因为出身不好,解放前,家里在当地都有一些地位的,本来就是应该受到改造的对象。我父母在讲这样的话的时候,想表达的观点很明确,公有制是不可行的,必须要走私有制的道路,这样的争论恐怕在当年文革之前都或明或暗的在大规模讨论。那些做教师的人,恐怕常常也会在学生面前或这相互之间发表自己的观点,就象现在教师容易发牢骚、埋怨政府一样。

——建国后新中国面临来自教育界的威胁:

由于人们几千年来一直认为读书人、有文化的人社会地位比较高、见多识广,尽管他们并没有解决我们多少实际问题。如果当年社会中在大规模讨论这个问题,毛主席当年面临的是一大批在人们心目中很有威望、很有见识、很爱传播自己观点、有很多时间和机会组织讨论的人。

也许当年人们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是用暴力的方式扭转了人们的思想,那毛主席会不会在紧急的时刻,同样有采用暴力的方式试图扭转这一切、强行的消除社会地位的观念和私有制观念的想法呢?在没有有效的方法的前提下,暴力的产生恐怕也是很自然的、甚至是难以阻挡的。毛主席的文章中常常提到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象牙塔里的人在人们的心目中占据较高的地位、且平时几乎没有社会生产实践的经验。
——走上市场经济道路后的现状:

这种局面非常危险的,我们现在走上了私有制的道路,却发现我们生活压力非常大、社会冲突还是非常厉害、社会资源浪费、社会环境被污染和破坏。我的父母现在说起来,现在的人比以前的人坏的多了,现在厂里生产劣质、有毒的产品或者食品,以前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这说明当年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虽然没有走下去,但是老一代革命领导人对私有制的市场经济的弊端的判断没有错。
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后生产效率低下的原因:

我认为生产效率高不在于公有还是私有,而是管理方法的问题。

当我们有办法从全局上掌握社会生产管理的时候,资本主义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作为利益的既得者一般来说是不会去改变社会环境。所以这个改变社会环境的任务只能由生存环境比较恶劣的一方进行改变,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主义革命在所难免。

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对社会生产进行统筹管理,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无法管理好个体的生产。在私有制的时候,生产管理者掌握员工的任免、待遇、岗位,用利益、岗位任免的“筹码”提高劳动积极性、引起恶性竞争、打击损害自己利益的人;而公有制的时候,这个“筹码”依然存在,由于领导不再将生产当作自己的,这个“筹码”不再被用于提高生产积极性,却被用于打击损害自己利益的人。我认为这是公有制统筹管理下,生产积极性无法提高原因。

也许当年社会主义革命就因为没有发现这个“筹码”的作用,而使公有制改造功亏一篑了。好在现在我国的土地、资源、道路等还是国有的,并没有进行全面私有化。我们目前似乎一直在正确的道路上,只是承认了私有财产的合法地位。

社会主义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成为世界的主流。

一直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后生产效率底下的解释都是“人懒惰”的一面在作怪。我们可以看到,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总是在否定人性,并且会试图用暴力或者法律惩罚人。用“不知者不罪”的法律原则,没有办法的时候,也应该算作“不知者”,我们的确不知道这时该怎么做。不管怎么说,毛主席尽到了他的本职,他的确是个魄力非凡的人。
——解决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生产效率低下的方法:

代表某个阶级、打倒另外的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的缺陷,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缺陷,这些认识上的缺陷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悲剧的重要原因。

我认为我们应该对事不对人,发展经济,而不是照顾各个社会集团的利益,但是当时我们是做不到的,即便现在也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作到。但是我们应该已经可以做到了,这是一个社会管理的层面,社会管理的关键是信息管理,信息管理畅通了,社会管理就会顺理成章。

我在论坛1~2年的时间谈论“精神分裂症是个错误的概念”的话题,其中很重要的篇幅在谈论社会管理,因为我认为精神分裂症是个社会问题,需要扭转人们的认识、从社会管理的层面解决。我谈到过毛主席时代的社会管理,当时已经有广播、无线电、电报、电话等等快速的信息传播技术,应该已经做不错的社会管理,我认为这里面只要有一个小小的变化,应该可以做到公有制的计划经济,避免放卫星、虚报生产的情况出现。
简单描述一下我设想的一个小小的方法:

我们旧有的思维中,我们都是跟着自己的领导,听领导的话、拍领导马屁,否则可能会吃不开。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时候可能也差不多,人事权掌握在领导手中。所以如果我们在各个单位的内部专门设立信息管理的岗位,这个岗位不隶属于单位领导,而直属于政府负责生产计划的部门,这些人和现场劳动的人一起工作、一起上下班,专门汇总信息,树立单位内部的管理规则,对怠工的人记录在案,按规矩调动工作,对工作积极的人表彰并且给于经济奖励,一定能把生产搞上去,不一定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在当代信息技术非常成熟的情况下,计划部门的工作逐渐完善以后,应该可以取消法定工作年龄和法定婚姻年龄的限制。
刘少奇发展经济的观点:

在百度百科查阅一下“刘少奇”,我们会看到下面的介绍:

“刘少奇同志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他强调,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他强调,经济建设是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性,又有灵活性、多样性,丰富多彩”;要用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经济,党和政府“管计划、平衡、仲裁、监督、思想政治工作。生产由公司、工厂去经营”;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要充分利用自由市场,利用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

我觉得这些说法有点像市场经济对不对,所以有可能他和毛主席的观点向左,是主要的原因。

我相信那些后来被打死、打伤、判重刑的人,大多数是坚持私有化道路的人,是不是无一例外呢?论坛中有人提到一些死得很惨的人,我查了一下百度,基本上都是极力支持刘少奇的经济发展观点的人。
——刘少奇发展经济的主张的危险性:

刘少奇发展经济的主张容易被人接受,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旧有的私有状态和私有状态下的工作效率。但是当年如果直接走刘少奇的那种思路,恐怕容易被国内外敌人从意识领域攻击,直接试图推翻党统治、造成内乱。

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抗美援越战争发生在1965年,我相信这两次战争的第二阶段的目标都是中国。在大战期间扰乱民心、动摇军心应该怎样处理?

如果我们当时开始走私有化的道路,恐怕人们很快会直接说共产党已经腐败了,走了老路,也许这会影响到凝聚力和军队的战斗力。我们当年抗美援朝战争中,武器相对来说比较低端,但是我们军队的战斗力是很强的。如果台湾在美国的支持下宣战的话,情况也许会更加严重,恐怕当时的香港、澳门都会有所行动。

我在精神分裂吧谈毛主席的时候(大家对毛主席有什么看法?),有贴子谈到中国勒紧裤腰带支援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精神分裂吧有人直接回应说,感谢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

百度百科:“中国重返联合国,历史事件。1971年10月25日,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26届联大上,恢复新中国在联大的合法席位和驱逐台湾国民党集团代表的提案,以压倒多数被通过。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终于被承认了。这是中国和广大主持正义的国家长期斗争而取得的重大胜利。”76过赞同、35国反对、17国弃权。

中国在重返联合国之后,美国应该很难有支持台湾进攻大陆的借口了。我想毛主席的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这首歌可能有个人崇拜的嫌疑,但是我目前认为毛主席当之无愧。

我们现在虽然坚持说自己是社会主义,但是人们都说我们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如果当时我们走了刘少奇的道路,而台湾开始返攻大陆,联合国维护部队开始进入中国恐怕会出现士兵不愿意往前冲、百姓不向着解放军讲话的情况。记得有故事记载,解放战争时期,老百姓会向解放军通风报信。

当年刘少奇“灵活”的做法应该没有办法回答一个问题:在公有制计划经济下,一些人懒怠、不肯做,劳动效率低下,那么给单位经营权之后,如何避免单位领导剥削员工、坑害消费者?

我们的现状就是这样的一种失控状态,单位对做事的员工的剥削和迫害是很严重的,帮他们赚钱、撒谎、坑害消费者,领导很高兴,钱可以拿到手了。要是把事情做好、把钱丢了,那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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