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戈理（1809-1852），傑出的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成長於烏克蘭波爾塔瓦，當時為沙皇俄國轄地，故一般將其稱為俄羅斯作家。著名作品《死魂靈》、《欽差大臣》。

　　中評社北京3月6日訊／2009年果戈理誕辰200年之際，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文藝界、學術界爆發了一場有趣的口水大戰——“果戈理到底是屬於誰的？” 外人看來這場論戰可能有點好笑，但雙方都是認真的，因為關涉到各自的“國家和民族認同構建”。 

　　“我覺得，果戈理歸屬的爭議沒有意義，某種程度上講甚至是侮辱，他毫無疑問是烏克蘭的，儘管用俄語寫作”，當時的烏克蘭總統尤先科也參與進來吐槽。  

　　俄羅斯政府把2009年定為“果戈理年”，推出系列紀念活動，認為這無疑是一次“弘揚愛國主義”，提升“民族自豪感”的機會，但卻激怒了烏克蘭的民族主義者。4月份，根據果戈理英雄史詩小說改編的電影——《塔拉斯·布爾巴》上映，無疑是當年重頭戲，此片得到俄聯邦文化部的大力贊助。 

　　塔拉斯·布爾巴是果戈理塑造的一位抗擊波蘭的“哥薩克英雄”，小說沒有特別明確的時代背景，但可推測約在17世紀中期之前，波蘭統治大部分烏克蘭時代，布爾巴是烏克蘭第聶伯河哥薩克的一位領袖，第聶伯河哥薩克與頓河哥薩克曾是著名的兩大哥薩克集團。 

　　這部主旋律大片開篇時，烏克蘭老演員鮑格丹·斯圖普飾演的布爾巴在暴雨中向衣衫襤褸的哥薩克戰士們發表了一番充滿“俄羅斯愛國主義情懷”的演說，裝備精良的波蘭騎兵正滾滾而來。隨後哥薩克們“為了俄羅斯，為了自由”，勇敢投入戰鬥，如此具有“民族精神”宣染力的鏡頭在電影中比比皆是。 

　　電影把布爾巴塑造成一個鐵打的硬漢，他的人生辭典里只有“戰鬥、戰鬥、再戰鬥”，“和平與談判”在他看來是“娘娘腔行為”，他率領哥薩克騎兵縱橫馳騁，劫掠波蘭的城鎮和村莊。 

　　電影中布爾巴演講時倒不像生活在古代烏克蘭的哥薩克，而像“列寧在十月”，如果不考慮技術和時代因素，很容易讓人誤以為這是一部以前莫斯科電影制片廠的革命影片，只不過所弘揚的不是“國際主義革命精神”，而是“民族主義”。 


沙皇為17世紀中期烏克蘭哥薩克政權領袖“赫梅利尼茨基”立的塑像，至今仍矗立在基輔。
  
　　與其說這部電影能真實折射那個時代，不如說這是當下很多俄羅斯人想要的“歷史敘述”，符合時下精神需求。據說不少俄羅斯人看得熱淚盈眶，還有很多青年把髮型剃成了“哥薩克頭”。“這比看100 本書、上100 堂課的效果都要好，每個看了電影的人都會明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是一家，而敵人來自西方”。俄羅斯被稱為“極右翼”政黨領袖——自由民主黨的日里諾夫斯基看完電影悟出了這麼一番道理。 

　　烏克蘭指責俄羅斯把本民族的果戈理和布爾巴竊為己有，電影宣揚帝國主義和沙文主義，“它是普京主義在文藝作品中的投射”。烏克蘭有學者指責，果戈理生前沒有得到俄羅斯善待，雖把“可敬的果戈理”掛在嘴上，除了臨時弄個不倫不類的“果戈理”博物館，可沒有一條街一個地鐵站以果戈理命名，而以普希金、陀斯妥耶夫斯基命名的類似建築卻比比皆是。“俄國人居然把果戈理的顱骨都弄丟了”，這是俄羅斯被數落的“罪狀”之一。 

　　有趣的是，基輔烏克蘭語版本的果戈理詩歌和小說，烏克蘭出版者把內文的“我的俄羅斯”、“為了俄羅斯”之類的詞句全改成了“我的烏克蘭”、“為了烏克蘭”，這又惹惱了俄羅斯朋友。 

　　雙方爭論中各有尷尬之處，果戈理雖是烏克蘭族，卻用俄語寫作（注：上一篇說過，自基輔被蒙古軍隊摧毀後，烏克蘭人種田種了七百年）；布爾巴被俄羅斯視為“民族英雄”卻是烏克蘭哥薩克。 

　　“民族主義”爭執的基本原則本就是立場優於事實，無所謂“對錯”。通常先是有了“民族作家”，然後有了“民族主義”，最後產生“民族”，俄烏兩國都未背離這個規則。當這個構建過程完成後，一些古人自然被強行賦予了後世才產生某種意識，成為符號，又為“民族認同”的構建貢獻精神力量。其實古人在那個時代，壓根就沒有這種意識，自己都不懂後世賦予他的那些觀念。 

　　說起來，烏克蘭歷史上，還真有一個“布爾巴”這樣的人物原型，成就遠比布爾巴卓越，他叫“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第聶伯河的哥薩克領袖，反抗波蘭起義中於1649年曾占據烏克蘭中部的大多數地區，建立起哥薩克政權（不算是國家，不具有國家特征）。赫梅利尼茨基被今天的俄烏兩族都視為追求民族自由的英雄，他的崛起對中東部烏克蘭歷史走向有巨大影響。沙皇后來為赫梅利尼茨基造了一尊塑像，今天還立在基輔聖索菲亞大教堂對面。 

　　蒙古摧毀基輔—羅斯公國，卻未建立起有效的直接統治，除了收稅、册封、征討，與羅斯諸城邦很少有交流，使得基輔為中心的烏克蘭中部出現權力真空，給波蘭、立陶宛的東進和哥薩克的崛起造就了機會。 

　　波蘭是歐洲較早崛起的大國，其政治演化史與東歐、西歐很多國家迥異。 

　　英國伴隨強化中央集權和君權的過程，逐漸去封建化，削弱貴族力量，瓦解了農奴制（黑死病有推動作用），最後意外演化出“中央集權立憲君主制”，只不過中央集權的主體是議會（法國、普魯士的中央集權主體是君主）。 

　　波蘭崛起以後，卻隨著君權弱化和中央分權的推進，貴族力量日益坐大，封建化趨勢加強，反而演化出農奴制（俄羅斯則隨著中央集權和君權強化衍生出農奴制），波蘭貴族們逐漸把屬下之民變為農奴，烏克蘭人自然難逃劫數。波蘭同時產生了近代歐洲最早的“中央分權君主立憲制”，由於貴族內亂頻繁，君令難出封地，最終導致波蘭在列國爭戰中走向衰敗。18世紀，俄、奧、普三次瓜分波蘭，西烏克蘭轉入奧地利之手，中東部烏克蘭漸被沙皇納入版圖。 

　　哥薩克並非民族群體，而是一個軍政集團，其民族成份和成員身份複雜。東歐演化出農奴制後，各族的逃奴、逃犯、饑民、流民、破落貴族、叛亂人群逃亡至邊遠富裕地區形成哥薩克群體。哥薩克既包含了今天的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也包含摩爾多瓦人、波蘭人、希臘人，甚至還有少量猶太人和韃靼人（隨蒙古西征的突厥部族，中國稱為塔塔爾）。 

　　哥薩克的要塞稱為“塞契”，他們有自己議會，叫作“拉達”（今天烏克蘭國家議會就稱為中央拉達，即來源於此），拉達具有議事和選舉“蓋特曼”（哥薩克領袖）的功能。 

　　後世俄羅斯（包括蘇聯）、烏克蘭各家各派文人、學者各取所需，給哥薩克及其領袖賦予了各種“精神”和“意義”，什麼“愛國主義典範”、“民族自由鬥士”、“階級鬥爭先驅”、“驍勇無敵的戰士”……其實都是胡說八道。 

　　哥薩克既為波蘭打仗，也反抗波蘭人；既對奧斯曼帝國及其盟友韃靼人實施襲擊，也曾與他們聯合征討波蘭；他們有時既向沙皇求助，為其打仗，也起兵反抗沙俄，甚至與外國力量聯合對俄羅斯作戰；波蘭和沙俄懲治不聽話的哥薩克，把他們變為農奴，取消自治權，哥薩克也經常外出搶劫，把“異教徒”掠為奴隸，哥薩克貴族本身也是農奴主，贊同農奴制。 

　　哥薩克的政治選擇，沒有鮮明的“民族立場”，甚至都沒有後世附會的“民族觀念”。赫梅利尼茨基領導了最大一次哥薩克起事，在烏克蘭中部建立“蓋特曼政權”，無論這個政權還是他本人，同樣具備前述複雜特征。 

　　搞笑的是，哥薩克政權的貴族們，根據民間傳說，宣稱自己是“薩爾馬提亞人”的後裔。薩爾馬提亞人是基輔—羅斯大公國之前，比東斯拉夫人更早生活在此地的“斯基台人”的近緣部族，以騎射技術而聞名。薩爾馬提亞人與伊朗人族緣更近，並非今天俄羅斯和烏克蘭人的祖先。 

　　這個時代，外來的游歷者們也注意到了，在今天烏克蘭地區生活的這個族群，與俄羅斯人雖然語言屬系有相近性，但仍有重要差別，他們的社會結構、風俗習慣亦與俄羅斯相異，他們是什麼人呢？ 

　　當時連烏克蘭人也沒想好自己是什麼人，因為還沒有自己的文字，更沒有自己的作家和國家，甚至還沒有“烏克蘭”這個詞匯。一部分烏克蘭人自稱“薩爾馬提亞人”後裔，另一部分烏克蘭人自稱“魯塞尼亞人”。占人口多數的農民則完全沒有“族群觀念”，若有人問起，他們會說“我是正教徒”、“我是天主教徒”，或者說“我是種田的”。 

　　這還是一個追尋不著“烏克蘭人”的時代，不過，也快了！ 

　　作者：段宇宏　2014年02月26日



延伸閱讀：分割文學大師 俄羅斯烏克蘭爭奪果戈理歸屬  
  
　　就歷史上一系列作家的國籍歸屬，俄羅斯和烏克蘭爭議不斷，最新的焦點人物是19世紀大作家果戈理。  

　　今年是果戈理（1809-1852）誕辰200周年，烏克蘭文藝界高調重申對他的專有權：果戈理乃烏克蘭人，因為他生在烏克蘭，長在烏克蘭。  

　　也許唯一的問題是，他的烏克蘭老家當時尚在沙皇俄國境內。  

　　基輔青年藝術劇院的演員阿列克謝·維京斯基告訴烏克蘭媒體，他對俄國人企圖“收養”果戈理的舉動十分厭惡。  

　　莫斯科則有許多專家聲稱，果戈理乃“百分之百的俄國人”。  

　　俄羅斯的果戈理研究權威伊戈爾·祖洛圖斯基表示：“基輔的一小撮政治精英宣布果戈理為他們所有，意圖以此在歐洲文明中謀得一席之地，這樣至少他們還有一位偉大的烏克蘭作家……果戈理用俄語寫作，用俄語思考。他是位偉大的俄國作家，沒什麼好說的。”  

　　在這場宣示對作家所有權的戰爭中，俄國人似乎掌握了主動。《衛報》報道說，俄羅斯開辦了首座果戈理博物館，並且將其描寫哥薩克愛國英雄的小說《塔拉斯·布爾巴》 改編為電視系列劇，在國家電視台播出。但不甘示弱的烏克蘭人已經開始反擊，在果戈理的家鄉波爾塔瓦舉辦了聲勢浩大的文學節。  

　　基輔有多家書店公開銷售烏克蘭語版的果戈理小說，民族主義意識強烈的譯者甚至擅自改動了書中的句子，將“偉大的俄羅斯大地”變為“偉大的烏克蘭大地”。關於此事的報道傳到莫斯科，大大激怒了俄羅斯果學界。 

　　類似的爭鬥近年來層出不窮。去年底，就《大師和瑪格麗特》的作者布爾加科夫的國籍歸屬，兩國學界亦曾發生爭執。  

　　但並非所有人都持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觀點。烏克蘭小說家及國會議員弗拉基米爾·亞沃裡夫斯基認為，果戈理好比一棵樹，“樹冠在俄國，可根在烏克蘭。”他說，“要想分割果戈理，就像要分割空氣、時間和天空一樣。他是位偉大的俄國作家，但也是偉大的烏克蘭作家。重要的不僅是語言，主題和思想也不容忽視。他的作品充滿了對烏克蘭民歌和傳說的想像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