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暴恐袭击事件带给人们的反思是深刻的。事发后当人们正在陷入激烈的争吵与反省时，大陆一家自媒体对外公布了前不久被逮捕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梯的一篇建言中共的长文《当前新疆民族问题的现状及建议》。这篇未定稿的文章最后一次修改于伊力哈木被捕的前3个月，他在长文中列数八大社会问题揭示中共新疆政策之失败。个中提法或有可商榷之处，但不可否认的是新疆的暴力恐怖袭击乃至根深蒂固的民族对立的确有其复杂的原因，尤其是历史原因。为便宜从事，中共建政后曾三次推行简单化的“一刀切”政策，为当下的恐怖袭击运动埋下了种子，而一旦这些种子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为极端思潮所撩拨，则危机不可避免。

起初，中共建党之初在民族态度上因袭了苏联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彼时，民族矛盾让位于抗日斗争以及阶级斗争的需要，中共的统一战线在现实的政治需要下囊括了太多泥沙俱下的成分。“三区革命”，成为当时一个明显的例证。三区革命后很多具有苏联国籍的分裂势力渗入当时的党政系统内，甚至出任要职。而在张治中新疆省府里任职的麦斯武德、艾沙、穆罕默德·伊敏也是“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极力鼓吹者。

此后，中共和平接管新疆，招降纳叛虽然使得新疆全境免遭战乱之苦，但隐患重重。20世纪50年代初中共时任领导人毛泽东下达镇反目标，但为了迅速稳定局势避免刺激民族情绪，新疆不在此列。直到当年主政新疆的王震于1952年完成土改减租反霸斗争后，在未获得中央允准下，擅自推动牧区社会改革，下达《关于北疆牧区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实际上当时全国的镇压反革命已经停止），遭到中央当局的严厉批评和撤职，其所发起的镇反运动也被勒令停止。

当时，新疆分局为及时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向各级党委发出了紧急指示，要求立即停止北疆牧区镇反工作，凡尚未逮捕人的地区，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应停止逮捕；对已捕之人，一律暂不处理；对已捕入、拟没收其畜牧财产者，一律不动，并停止在群众中进行没收其畜牧财产的宣传，继续牧区镇反工作的党委，在接到这一指示后，立即召开干部会议迅速传达，坚决执行。北疆牧区镇反工作遂即停止进行。王震本人当时受到过激批判，比如新疆建设兵团是殖民运动，实属“四不像”等等。

根据事后毛泽东的解释，新疆被紧急叫停镇反实有顾及当时全国局势稳定、避免刺激牧区藏人的考量，但一个不容忽视的后果即是众多却有“反革命”的分裂分子顺利过关，以至于在50年代不断爆发恶劣的军队人员受苏联游说率队暴动的案例。苏联的侨民引诱政策由来已久。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分歧逐步加深，两国关系也逐渐恶化，苏联对新疆的政策亦产生变化，他们利用新疆民族与苏联境内一些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加快了在中国边民中非法大量发展侨民的步伐，甚至直接对其中的军政人员策反。

1962年伊塔6万边民大逃亡背后即有苏联的影子。但是边民以“购票”为借口，砸毁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客运站大门和办公室门窗，围攻、殴打客运站工作人员和在场的群众、民警及汉族干部，甚至挟持自治州州长、冲击州委办公大楼。随后中共迅速责成新疆建设兵团有计划地、迅速地沿边境地区建立若干边境农场，以期能联成一条农场带，作为国防的前沿和特殊的生产基地，在边境地区“种军事田”、“放政治牧”，抵制苏联在边境地区的蚕食和渗透。

另外，文革期间，新疆度过了最为平静的十年。为在大动乱之后稳定大局，随着全国的“平反冤假错案运动”，中共遵循既往不咎的态度，民族问题再度成为免死金牌，新疆“造反派”被获得尽数平反。中共主管西藏、新疆等宗教事务的原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曾在2013年反思中共新疆政策，其中便提到了这一问题。他说，改革开放初期对宗教问题复杂性一度认识不足，放松了管理。80年代清真寺从1400座猛增至2.4万座；未加甄别地对一些打着宗教旗号的分裂分子予以平反，其中一些人重新成为“三股势力”核心人物和精神领袖；一些地方发生宗教狂热现象，“地下讲经点”、出版非法宗教读物等活动趋于活跃。宗教领域不正常现象给极端宗教势力提供了温床。

如果说上述的“一刀切”政策只是为新疆今日之乱局埋下了若干暴力袭击的“种子”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后，中共开始了大规模而迅速的市场化经济过渡，工业化城镇化迅速肢解着原来的既有格局，则是颠覆汉族维族生活形态并将差异迅速拉大的决定力量。终于，因为经济利益之争，汉维民族间对立的藩篱被确立起来。

在改革开放前，新疆相对于内地还不是如今这般落后面貌的时候，民族分裂分子不仅是汉族人的敌人，也是维族人的敌人。但今天，情况恰恰相反：许多维族人的敌人不再是民族分裂分组，而是汉人。新疆的人心早已悄悄地发生了“霉变”，起先或不引人注意，如今注意到时却已深入骨髓。

为这场持久“霉变”提供土壤的是改革开放初的胡耀邦。1980年当胡耀邦看到援疆消耗的巨大人力、物力、财力之后，立刻下令让新疆绝大多数汉族干部、职工撤回内地，将新疆还给少数民族。胡耀邦的这一政令事实上在暗示，汉族长期喂新疆吃他们本不该吃的药，这种暗示将汉族直接摆到了“长期压迫少数民族”的对立面上，造成新疆汉、维两族人心浮动，南疆各地相继爆发大规模事件。一看胡耀邦的不吃药方案差点把新疆治死，中央立刻再将原先的猛药加量给新疆灌下去。邓小平下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不但要恢复，还要壮大！然而面对已经被挑起的民族对立情绪，仅靠原来的兵团力量已无力消除。

另一方面，邓小平又为新疆人心“霉变”提供了新的动力——1992年邓小平南巡，开启了改革开放的第二次高潮，表现在经济增长方面，就是全国经济进入了1978年以来第一个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时期，但这其中并不包括新疆。伊力哈木在自己长文中所列数的八大新疆问题之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就业问题，这实际上才是触动了一切危机的核心和根本。经济实力的悬殊无疑是将汉维两族驱离并最终导致恐怖暴力活动不断的魔咒。

一位新疆大学热门专业毕业的小伙子称，由于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只好开出租车。他的太太是新疆大学本科毕业，也是不错的专业，但同样找不到与专业有关的工作，只好去公共汽车上卖票。不论是在新疆还是在内地其他城市，找不到工作的维族大学毕业生通常都认为特殊的民族身份是其职场上的最大障碍。这也是此次两会期间习近平何以四问维吾尔族代表毕业大学生生计“毕业生大部分回新疆了？”“多大比例？”“每年毕业生多少？”“大部分回去了？”之急切态度的原因。更何况，维族大学生就业之外还有更为庞大的就业危机——南疆更为惊人的劳动力过剩问题。伊力哈木警告说，南疆庞大的维吾尔族人口苦于生存空间的狭小，受教育有限外出就业处于更明显的劣势。如果最终经济基础脆弱的他们沦为现代化的时代弃民，那么投向极端主义的怀抱将是一场挥之不去的梦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