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淞沪抗战主要是19路军打的。老蒋不支持不配合致使19路军 由 蓝矢车菊 于 2014-02-07 18:33

事变经过[编辑]


 


日军放火烧毁住宅区
1月28日23时30分，日军海军陆战队2300人在装甲车掩护下，沿北四川路（公共租界北区的越界筑路，已多次划为日军防区）西侧的每一条支路：靶子路（今上海市虹口区武进路）、虬江路、横浜路等等，向西占领淞沪铁路防线，在天通庵车站遇到国军十九路军的坚决抵抗。一二八事变爆发。


 


 轰炸后的上海商务印书馆
1月29日凌晨，日机从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能登吕”号水上飞机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闸北华界，宝山路584号商务印书馆及东方图书馆（中国最大的私人图书馆，藏书超过三十万册）均被炸毁。闸北多处燃烧。但日本陆战队夺占北站的企图以失败告终。
1月2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为委员，负责调动军队，指挥沪战。蒋介石自下野后正式复出。同日，蒋介石制定对日应对原则，即“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并规定：“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要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惜。必具此决心与精神，而后方可言交涉也。”并作出“十九路军全力守上海，前警卫军（即87、88师）全力守南京”的军事部署。[1]29日这天蒋介石还做出迁都洛阳的决定，以避免城下之盟、坚持长期抗战。
1月29日，蒋介石又致电武汉的湖北省主席何成濬、第四师师长何庭瑶：“昨夜倭寇向我上海闸北十九路军防线袭击，至此刻尚在对战中。我军决与死战，其在汉浔海军必有军事行动，务望严密戒备自卫，万勿为其所屈。第四师应集中武汉严防，切勿分散。以后军费困难，惟有地方自筹也。”
1月30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电，要求将士“淬厉奋发，敌忾同仇……枕戈待命，以救危亡”。[2]同日，国民政府发布《迁都洛阳宣言》，表示绝不屈服。自该日起国民政府各院、部、会开始迁往洛阳（年底才迁回），但军委会和外交部留驻南京，同时命令前方军队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朱培德共同指挥。
1月31日，日本第三舰队开抵上海，有巡洋舰4艘、驱逐舰4艘、航空母舰2艘及海军陆战队7000余人。指挥官从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关海军少将盐泽幸一改由第三舰队司令官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担任。
2月1日，日本军舰从长江上炮轰首都南京。国军第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自请支援上海的十九路军，蒋介石回电：“贵师行动，一（切）听何部长命令，如运沪作战，务希奋勇自强，以保荣誉。”[3]随后第八十八师被命令在2月5日前集中于苏州昆山。
2月2日，日军多次进攻吴淞，均被击退。由于战事僵持，日本海军的陆战能量无法有效压制19路军，日本政府决定派遣第9师团与混成24旅团(由第12师团所属之24旅为核心部队，搭配支援兵种组成之加强旅)至上海支援海军作战；陆战指挥权转移给陆军第九师团师长植田谦吉接任。
2月4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划分全国为4个防卫区：第一防卫区，黄河以北，张学良为司令长官；第二防卫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蒋介石为司令长官；第三防卫区，长江以南与闽浙两省，何应钦为司令长官；第四防卫区，两广，陈济棠为司令长官。同时令川、湘、赣、黔、鄂、陕、豫各省出兵做总预备队。
2月5日，在得知日本陆军由本土调沪后，军委会委员蒋介石自洛阳致电何应钦，指示如日本派陆军登陆，中国空军即参战。[4]同时蒋介石致电慰问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称：“兄等恶战苦斗，已经一周，每念将士牺牲之大，效命之忠，辄为悲痛。……如有必要，中（正）可亲来指挥也。空军参战时，陆军需与之预定各种符号切实联络，俾得协同动作，……”[5]同日，第八十八师（欠一个团）抵达苏州。
2月6日，蒋介石命令第八十七师二六一旅自南京增援至昆山，部队于7日抵达昆山。
2月8日，蒋介石批示何应钦调炮兵一个营以增援十九路军。[6]
 2月9日，蒋介石调动国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第七师（师长王均）准备增援上海十九路军。[7]
 2月10日，为避免中央军嫡系的八十八师在作战时可能出现不服从粤军系统的十九路军的指挥的情况，蒋介石特地致电俞济时，要求“贵部作战须绝对服从蒋总指挥（指蒋光鼐）命令，并与友军共同进退为要”。[8]
 2月13日，日军混成第24旅团在蕰藻浜曹家桥偷渡成功后，在永安纱厂门前被国军重兵包围，又有60名敢死队员实施自杀攻击，1600日军全军覆没。日军遭受重创，一举占领吴淞的企图遂破产。
2月14日，蒋介石命令将已抵达上海附近南翔、昆山一带的第八十八、八十七师合编为第五军，任命请缨抗日的张治中任第五军军长，归第十九路军统一指挥，接替从江湾北端经庙行至吴淞西端的防线，为左翼军。第十九路军为右翼军，担负江湾、大场以南及上海市区的防御。
 当时因为准备将之前在江西剿共的国军调浙转沪，又迁都洛阳，国民政府亟需款项，但政府财政早已经因连年战乱和1931年江淮大水灾捉襟见肘。2月11日，中央军嫡系的第十八军军长陈诚自江西吉安致电蒋介石，称部队已经欠饷近2个月，伙食无着。2月16日蒋介石电财政部长宋子文：“日既在沪不肯撤兵，我方只有抵抗到底。……而江西与河南伙食必日紧一日，接济必完全断绝。请兄能在南昌运存一千万元，郑州运存二千万元之中央钞票，则政府尚可活动，军队亦可维持，或能渡此难关，不致崩溃，此为中（正）最后之哀求，望兄设法助成之。”[9]
为避免中央军第五军与十九路军因“争战功”而不愉快，蒋介石于2月18日致电张治中、俞济时：“抗日为民族存亡所关，绝非个人或某一部队之荣誉问题，我前方将士应彻底明了此义。故十九路军之荣誉，即为我国民革命军全体之荣誉，绝无彼此荣誉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之所畏忌，且亦必为反动派（指反南京中央政府者）之污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更足以表现我国民革命军战斗力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有？望以此意切实晓谕第五军各将士，务与我十九路军团结奋斗，任何牺牲，均所不惜，以完成革命之使命为要。”[10]
 2月18日，日军第9师团对十九路军指挥官蔡廷锴提议避免战事扩张因此要求十九路军沿租界后退20公里，遭十九路军拒绝。
2月20日，日军对国民革命军发动总攻击。日军在此混战中甚至出现第9师团下辖第七联队之第2大队大队长空闲升少校因重伤在2月22日遭国军俘虏，以及同日混成24旅所属工兵为了突破防御阵地而发动舍身攻击的事迹(爆弹三勇士)。
2月21日，因应日军攻势，蒋介石下令调卫立煌第十四军所辖第十师（师长李默庵）、第八十三师（师长蒋伏生）入浙增援上海作战，同时命陈诚第十八军，如不得已，先击退红军对赣州的进攻后迅速增援上海。[11]
 2月23日，蒋介石下令第九师（师长蒋鼎文）3月3日前集中到杭州地区，以增援上海方面作战。[12]
为补充十九路军因伤亡而造成的减员，蒋介石还多次下令各地对十九路军输送兵源，如2月15日上官云相自蚌埠输送500现役兵给十九路军，2月17日梁冠英自清江浦输送500徒手兵给十九路军，2月19日刘峙自河南输送1000现役徒手兵给十九路军。[13]
 2月24日，日军决定再度扩大作战规模，自日本本土抽调第11师团与第14师团与当时以参战的部队合组为上海派遣军，由陆军大将、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担任指挥官，数度增兵后日方最后投入兵力超过三个师团七万人；并兼以海空军、战车助战。增援部队在3月1日自上海战线后方登陆，十九路军为避免遭合围歼灭因而后撤。
3月3日，由于十九路军撤退，日军自行发布战斗中止命令，双方进入对峙状态。


 


第五军官兵战前宣誓
停战[编辑]

在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先后命令空军、炮兵部队和第五军增援十九路军并实际到位参战。但蒋介石为增援十九路军先后从河南、安徽、江西等地抽调的第十师、第八十三师、第一师、第九师、第四十七师和陈诚第十八军（当时下辖第十一师、第十四师、第五十二师共三个师）等部队，却因为交通问题和红军的牵制，均未能在停战前到位。如蒋鼎文第九师曾奉命驰援淞沪，限于2月20日以前到达，只因交通梗塞，红军又跟踪追击，第九师且战且走，后面的一个旅陷入了红军重围，前锋不得不回师抄击，才避免了全部被歼的危难。第九师在三月七日赶到上海附近的时候，淞沪战争已经结束了。[14]
国民革命军在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支持下，在江湾一带抵抗日军进攻至3月2日，由于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形成腹背受敌的局面，于是被迫全线撤退。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后宣布停战。 由于上海的战事让长江航运中断，列强位于华中的利益受损，于是逼迫日本政府谈判。
 日方虽宣布停战，但是中方不敢掉以轻心，而且深知和谈必须有武力做后盾。
3月3日，蒋介石电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指示增援到杭州的第九、第十师应在杭州以西三十里停驻，不经杭州城以小路至杭州东，能在夜间行动最好，以免日军侦知。[15]
 3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
3月10日，为防止日本继续增兵扩大沪战、深入侵略，国民政府军委会制定了第二期作战方案：“作战方针：国军以保卫国土长期抵抗之目的，以必要兵力于苏州、常熟一带占领本阵地，于太仓、安亭一带占领前进阵地，以阻止敌军之前进，先控置有力部队于乍浦、嘉兴、杭州一带，俟相当时机，即由沪杭路及常熟方面出击，截断其后方铁路线，努力包围入寇之敌于嘉定、昆山一带地区而歼灭之。倘敌向浙江方面进攻时，应以该处控置之部队于乍浦、平湖、枫泾之线占领阵地，以前进部队控制石湖荡附近及金山卫一带拒止之，再由京沪路出击，以攻其侧背。”[16]


3月24日，中日在英、美、法、意各国调停之下于在上海谈判，5月5日签署《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上海公共租界北区、东区及其越界筑路地带），国军暂留现驻地（京沪铁路上的安亭镇至长江边的浒浦一线），交战区划为非武装地区。

国际上出面调停上海的战火，但是对于东北却采取了放任的态度，这期间，日本在中国的东北成立伪“满州国”，达到了在东北炮制傀儡政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