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平的《变局策》发表了一年多了。局还没有变。

其实盼望变局的愿望，从中共政权建立那一天起就开始了；不同是盼望者不一样而已。当年是反攻大陆的盼望，现在是民主革命的盼望。

在腥风血雨的镇压反革命的集体谋杀的时候，在风雨飘摇的经济封锁天灾人祸的时候，在烽火四起的十年浩劫文革大乱的时候，直到今天，腐败猖獗，道德沦丧，环境崩溃的时候。

每当斯时，受害者，正义者，逃亡者，都会寄希望于历史的规律，神明的审判，盼望着一个罪恶政权的崩溃，人民的觉醒，新天新地的来临。

但中共政权仍然没有出现任何能满足这种盼望的迹象。

难道说，中共政权可以逃脱历史的规律？难道真的有永世不变的政权？

我举个人们都经历过的事，打个比方。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我回国的时候，有朋友问，现在可以买房子了，但买的是居住权，应不应该买。我回答，你要有钱，应该买。后来，如大家所知，房价开始涨了起来。有朋友对我说，这房价高涨，不正常，是泡沫，等它破灭了再买。我说，你要有钱，应该现在买。有的听了，有的没听。今天的结果是，当年买了房子的，都挣了；还在等泡沫破灭的，已经买不起房子了。有朋友问，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难道市场规律不起作用了？

我说，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定要搞清。第一，中国的房地产是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如果不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就不适用；第二，即使中国的房地产是市场经济，而且真的是有泡沫，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这个泡沫的寿命很可能超过一般太平洋绿海龟的寿命，等它破灭的时候，你和你的儿子可能已经不存在了。也就是说，这个泡沫就是有，但对于你来说，却是没有意义的。（如同说，太阳总有一天会熄灭，但你第二天仍然要去上班。）

回到中共政权的寿命的问题上来。所有的政权都有开始，发展，终结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具体的经历，所经历的时间长短，终结的契机，都不由某种理念决定，无论这些理念有多么权威，多么高尚；也不依一些人的意志而转移，无论这些人的意志有多么合理，多么正义。

我现在从两个方面说明，中共现行政权不但不会垮，而且会相当长寿。第一个方面从统治集团的角度看；第二个方面是从被统治者的角度看。

首先，一定要抛弃天真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不公正的，不公平的，不合理的，反人性的，野蛮的（还可以有许多形容词）的政权一定要灭亡。这种历史观是政治的，而不是现实的（用来作为政治运动的号召可以，但未必真实的表达历史的现实）。事实是，所有这些价值判断都是某些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得失做出的判断，也就是说，一批人认为的不公正，不公平，不合理等等，未必就是如此；其次，所有这类价值判断都只能是相对的，不可能是绝对的；更重要的是，历史事实表明，无论某种制度如何公正，不公正，合理，不合理，都有灭亡的那一天。

请容许我在此引入基督教的历史观，作为下面分析的预设（A priori）。基督教义对人类的整体历史的看法可以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九节中找到：“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的手下。”对于不信基督教的朋友来说，不必太介意。我们可先把这句话当作一个假说，然后对照历史事实，最后证明或反证这个假说。

这句话告诉我们不要对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建立的任何制度抱任何幻想，因为整个人间世道都在邪恶的力量的统治之下。对于那些崇尚西方民主制度的朋友们，对于那些受益于西方民主制度的朋友们，这么说会觉得很难接受。其实细细想一下，就可见这句话的真实性了。的确，相比其他的社会制度，西方的，尤其是西欧，北欧，北美和大洋洲的社会制度要优秀得多。但是，你也可以反过来看，说这些制度在邪恶的程度上要小得多，而人类制度的本质都是邪恶的。这样说，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事实是，没有人间天堂。

既然如此，现行的中共政权和人类建立的一切政权都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只有量上的区别。有些朋友会因为这种说法而产生一种难以抑制的义愤：难道说，纳粹德国和苏俄的制度，和西方民主制度本质上一样吗？这么说还有是非的区别吗？

为了不把争论扩大化，我只指出一些基本历史事实，说明一点：简单的是非观，黑白观可以用在政治活动中，但不适用于历史的学习和观察。纳粹政权的产生，是民主制度的结果；苏俄政权的产生，也是人民选择的结果。在每一种政权下，都有获益者，失势者。利益的得失，不能作为是非的标准；甚至利益得失的人数对比，也不能作为是非的标准。举个例子，地理大发现后在美洲产生的奴隶制为整个人类的文明带来了极大的利益，受益者的人数远远超过被损害的奴隶的人数，我们能因此说奴隶制是可接受的，文明的，合理的吗？同理，今天西方民主社会的繁荣和平，使大多数生活在这些国家的人受益，但这些益处的代价是第三世界广大人民的贫困（不合理的贸易制度决定了国际贸易的不公平性，这是不争的事实）。请问，这种建立在他人苦难基础上的繁荣和平在本质上不是邪恶的吗？

如果用基督教的历史观看待中共政权，就容易理解，为什么这么一个邪恶野蛮的政权，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多次的危机和动乱，仍然不灭亡的根本原因了。中国的整个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政权的邪恶野蛮未必使这个政权短命。自秦朝的建立，每一个中国的家族王朝都建立在一个邪恶野蛮的理念上，即，尽一切力量维护一个人，及其家族，对整个民族自然和人类资源的绝对拥有权。尽管朝代不断更换（短则几十年，长则数百年），这个理念从来没有变化过；但这么一个邪恶野蛮的政权，在不同家族的名义下，生存了两千年之久（今天还在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中共政权之所以依然存在，并还会长期地存在下去，是因为它所采取的统治策略适合于现今的中国历史境况（historical context）。今天中共的统治术是成功的，稳固的，有效的（但并非是公正的，合理的），是因为它的统治术中包含了两个并行的制度：一个是autocracy （专制统治），一个是meritocracy（精英统治）。这两个统治方式互补互助，确保这个政权的稳定。下面做一些具体分析。

现今的中国，已经从个人专制统治转变成了寡头专制统治（oligarchy），国家的意义是维护几个，或十几个家族对整个民族自然和人类资源的绝对拥有权。权力和经济利益的世袭是分散的，约定俗成的。从太子党到小县官，都在确保家族利益的扩大和延续。这种制度，对于体制外的人来说，是绝对的邪恶。但对于体制内的人来说，却是一种合理人道的制度，确保了制度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从而为他们的生存，以及优越社会地位，提供了保障。

但这种单一的寡头专制统治是产生腐败的根源，而腐败带来对制度稳定的威胁。于是，另一种制度必须用来做为寡头专制统治的辅助，这就是精英统治。英语meritocracy比中文的“精英统治”表达的意思更确切一些，因为在中文里，“精英”一词常常带有讥讽之意。英语这一词的意思是说，由“有能力，有才干，有优点的人”来统治。中共的组织体系的确在这方面做得有效，几乎收集了中国人中所有愿意“入股”的，有理解能力和执行能力的人士。而这些人完全可能，而且的确通过自己的才干和努力，逐步地攀登社会的阶梯，成为高级管理人员，最后可能加入寡头家族的行列之中，成为“圈内人”。温家宝、周永康的经历可以是一个例子吧。

如果说autocracy确保了寡头家族对国家的绝对占有权；那么，meritocracy则加固了这种统治的基础，增加了stakeholders（利益相关人）。这只需要看一个简单的数字就明白了。中共党员的人数超过八千万。今天，党组织不仅是统治人民的网络，还是利益分配的网络。粗粗地计算一下，如果每一个党员不仅给他自己，也给他的家人带来物质利益和政治地位的话，（事实如此）；再假设每个党员的周边受益者为5人的话，这个利益分配网络所覆盖的人口可达四亿之巨。也就是说，中共政权所经营的，是一个让利交换网络，而这个网络覆盖了近三分之一的全国人口，也就是说，每三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从这个制度中直接或间接的获益。这三分之一的人口（数量上也许会有一些出入），是有组织的，有资源的，有暴力机器的，控制着信息，金融，能源，交通等国家命脉；用这个网络统治，应该说是合理的，有效的，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每年成倍增长的群体事件，不管有多暴力化，都不足以动摇这个制度的主要原因。

说到此，就要从被统治者的角度看中国的现实了。请允许我说一句容易冒犯人的话：在中共的统治者和利益的分享者看来，如果你质量还不足以让中共吸收（除非你故意不让中共吸收），你的人品质量是世界上最低的（中共的质量已经够低的了）。也就是说，除了中共吸收，分享利益的三分之一的中国人之外，这三分之二的中国人，从统治者的角度看，在素质上是极低的。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这种观点当然是错误的。但从政治现实来看，这批人的存在（素质高低与否暂可另论）是中国现代政治生态的一部分。可以这样说，不管这三分之二如何想，如何感受，如何不幸，或如何幸福，如何不满，或如何满意，都是现今政权得以生存的保障之一。

让我举一个我身边的例子说明这个问题。一对夫妻，来自甘肃，到了上海做家庭清洁工。他们随便带来了他们的小女儿，在上海的一家学校上学。他们住的地方，是一个12 平米的房间，上下铺，住了6个人。他们都是来上海打工的外地人，有男，有女。这种居住条件，让今天的西方人看来，是不人道的。但是，在这对夫妻，和他们的女儿看来，已经是很好了，比他们老家的泥土地，小草屋来看，简直是天壤之别。他们每天工作，不仅高兴，而且自豪。他们虽然每天睡在2平方米的床上，但早上起来，路过的，是花园，高楼，大马路。虽然这一切与他们关系不太大，却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比起他们的过去，比起他们现在的老乡，他们要自豪得多。他们挣的钱，足够让他们回到老家，开一个像样的生意，成为当地的土豪。这样的一批人，不懂政治，不懂人权，不懂民主，不懂自由，但他们知道，今天的日子，比从前强，有希望。他们不但不想推翻现行制度，反而感激这个制度给他们带来的机会。（也就是说，体制外的三分之二的人中间，有相当数量的人拥护当今制度。）

以中国每年的春运为例。这种人类的迁徙，据说是自地球有生物以来最大规模的迁徙。按西方的人道标准，这种非人的磨难，很可能是社会变革的契机。但在中国，不可能。为什么？一个人背井离乡，苦干一年，为得就是能在春节的时候，衣锦还乡，显示面子，实现人生的价值。这路上几十个小时的磨难，又能算得了什么呢？（本人当年也在挤车行列，深有同感。）

说到这里，我们就遇到一个概念，叫reference point （参照点）。你的参照点越高，你越不满意；反之，你就越满意。而中国普通民众的参照点，如果不是全球最低的，也一定是比全球更低的。这并不是观点，而是事实。想一下，如果一个民族能够忍受秦朝的血腥统治，蒙古人的种族歧视，满族人的屠杀，而又把这些统治者奉为祖宗的话，你再也找不到比这更低的参照点了。中国人的参照点如果能用一句话表达的话，这句话可能是：好死不如赖活着。

顺便说一件让李一平先生失望的事。他在《变局策》中号召组织小圈子，用这种方式摧毁中共政权。今天的事实是，网络小圈子在中国多如牛毛，但用来摧毁中共政权的，凤毛麟角。以中国人的素质，网络小圈子的第一用途是约炮，第二是传销，第三是代销，第四是晒吃货，第四是煽情。

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如果建立在这种没有最低，只有更低的参照点上，不管怎么做，都不会出错的。这是中国的现实。

说到此，我想对现实做一个陈述。希望中国政权崩溃的，是那些没有受益于中国政权的人群，有法轮功人士，有少数民族人士，有流亡人士；不希望中国政权崩溃的，是受益于这个政权的人。也就是说，利益是左右选择的根本力量。前者是少数，后者是多数。如果按照民主的原则，多数胜过少数。这就是为什么，现今的中共政权不但不会崩溃，还会长久延续下去的原因所在。

但是，（这是个大写的“但是”），正如我前面说过的，让大多数人受益的制度，不一定是合乎人道，公平正义的制度。

最后，请允许我回到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之所以在这个世界受罪，是因为我们自己有罪。既然我们都有罪，就不要指望人间的任何政治力量，政治团体，政治制度能解救我们。人的真正出路，不在于政治革命，制度变化（尽管进步的制度有助于人生的改善），在于人的内心灵魂的变革。

说到此，又是另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