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究竟是个啥样的人儿？

       毛泽东究竟是个啥样的人儿，已经成了左右不可能达成共识的一个问题。他的头上有光环，也有迷雾。如今，即便是他的朝拜者，经过搜身存包排队走进毛主席纪念堂时，在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不准拍照、不准。。。。。。”的禁令声中，也只能远远地望一下躺在水晶棺里的那个人，匆匆一瞥而已。多数人的观感就是“不像”——不像那个天安门城楼高悬的大画像上红光满面的伟大人物。这么多年过去了，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他默默地望着躺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他。两者之间的距离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随着北京城空气质量的变化，雾霾天越来越多，常常雾失楼台，以至于近乎对面不见，仿佛隔了很远。而在千里之外的山村韶山，近年来则人气大热，香火鼎盛，力压南朝四百八十寺。

　　历史上真实的毛泽东如能面对这一切不知当有何想。这个当年富有斗争性、藐视偶像的热血青年，已经成为今日最好的偶像素材。他的各种材质的半身塑像，被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的游客高价“请”走，去保佑自家平安——平静安宁。作为湖南一隅的韶山，大打红色旅游招牌，或许目标是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麦加。

　　正如基督教有自己的《圣经》一样，毛的崇拜者也无比尊崇毛的著作。而且，据说当年毛主席语录的发行量曾力压有史以来《圣经》的发行量，成为史上发行量最大的印刷品。

　　研究毛的人当然不会忽视他的著作。当年《毛泽东选集》有“雄文五卷”之说。这五卷文字确实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直到今天还未完全走出这套话语体系。

　　据说，“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就蕴含于其中。中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完完整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离不开这五卷书。毛泽东思想是一种完全正确、没有错误的思想——因为按照定义，毛泽东思想是排除了毛泽东错误思想的思想。排除了错误，剩下的只能全是正确，所以，百战百胜。

　　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向被视为最重要的作品和代表作。毛本人对这篇早期作品也是极为看重。

　　今天来读这篇文章，对照毛一生的轨迹，可以得出结论：这篇文章是解读毛泽东最好的一把鈅匙。它之于毛泽东，如同《我的奋斗》之于希特勒。

　　它是一篇自画像。文章浅白直率，不加掩饰。毛的精神气质跃然纸上，活灵活现。

　　它是一篇斗争秘诀。毛对这篇文章中的主张终身实践之，一以贯之，直至胜利，以及胜利之后。

　　它是一篇预言。毛所赞美的发生在湖南的一切，后来都在全国上演，甚至包括柬埔寨。反右、文革、割资本主义尾巴，都在这里提前进行了宣告。那些在1949年观望徘徊最终在大陆罹难的知识分子，如陈寅恪等人，没有读到、读懂这篇文章，自然对未来误判。

　　它是毛一生的基调、底色。写作该文时，毛34岁，思想已经定型。毛已经找到了夺取政权的秘诀，剩下的只是寻找合适的同道去付诸实施。

　　它不屑讲理，处处流露出一个具备了斗争策略直觉的天才的自信。

　　它没有一字一句涉及马克思主义，但是，对于一个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者来说，农村最终能包围城市，就已经足够了。

　　让我们来重温它那些经典的表述吧：

　　——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前清地方造丁口册，有正册、另册二种，好人入正册，匪盗等坏人入另册。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便拿了这事吓那些从前反对农会的人：“把他们入另册！”

　　——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

　　——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

　　——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

　　——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

　　——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垅）。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

　　——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

　　——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

　　——据衡山的调查，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习惯。这只能叫做“少数不良分子”，决不能跟着土豪劣绅的口白，笼统地骂“痞子”。要解决这“少数不良分子”的问题，也只能在农会整顿纪律的口号之下，对群众做宣传，对他们本人进行训练，把农会的纪律整好，决不能随便派兵捉人，损害贫农阶级的威信，助长土豪劣绅的气势。这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

　　——戴高帽子游乡。这种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故有钱的多愿罚款，不愿戴高帽子。但农民不依时，还是要戴。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天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黑了脸。但是，农会议决，今天不给他戴高帽子。因为今天给他戴过了，这劣绅横了心，不畏罪了，不如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高帽子，每日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枪毙。这必是很大的土豪劣绅，农民和各界民众共同做的。例如宁乡的杨致泽，岳阳的周嘉淦，华容的傅道南、孙伯助，是农民和各界人民督促政府枪毙的。湘潭的晏容秋，则是农民和各界人民强迫县长同意从监狱取出，由农民自己动手枪毙的。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这样的大劣绅、大土豪，枪毙一个，全县震动，于肃清封建余孽，极有效力。这样的大土豪劣绅，各县多的有几十个，少的也有几个，每县至少要把几个罪大恶极的处决了，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方法。

　　——以前土豪劣绅的残忍，土豪劣绅造成的农村白色恐怖是这样，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

　　——湖南的革命当局，应使这种武装力量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而不应限制它，以为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东西。若被这种梭镖队吓翻了，那真是胆小鬼！只有土豪劣绅看了害怕，革命党决不应该看了害怕。

　　——我走过的几县，知事遇事要先问农民协会。在农民势力极盛的县，农民协会说话是“飞灵的”。农民协会要早晨捉土豪劣绅，知事不敢挨到中午，要中午捉，不敢挨到下午。

　　——北三区龙凤庵农民和小学教员，砍了木菩萨煮肉吃。南区东富寺三十几个菩萨都给学生和农民共同烧掉了，只有两个小菩萨名“包公老爷”者，被一个老年农民抢去了，他说：“莫造孽！”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比如有一群小孩子在那里玩吧，如果你看见一个小孩子对着另一个小孩子鼓眼蹬脚扬手动气时，你就立刻可以听到一种尖锐的声音，那便是：“打倒帝国主义！”

　　——煮酒熬糖。普遍禁止用谷米煮酒熬糖，糟行糖行叫苦不迭。衡山福田铺地方，不禁止煮酒，但限定酒价于一极小数目，酒店无钱赚，只好不煮了。

　　——猪。限制每家喂猪的数目，因为猪吃去谷米。

　　——鸡鸭。湘乡禁喂鸡鸭，但妇女们反对。衡山洋塘地方限制每家只准喂三个，福田铺地方只准喂五个。好些地方完全禁止喂鸭，因为鸭比鸡更无用，它不仅吃掉谷，而且搓死禾。

　　——三是会党加入了农会，在农会里公开地合法地逞英雄，吐怨气，“山、堂、香、水”的秘密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杀猪宰羊，重捐重罚，对压迫他们的土豪劣绅阶级出气也出够了。四是各军大招兵，“不逞之徒”去了许多。因此，农运一起，匪患告绝。

　这样摘抄总不如整篇阅读。这篇杀气腾腾的千古妙文中处处蕴含着革命的智慧，少读一句都可惜。再说，也容易被误解为哪个老红卫兵的回忆录。

　　毛与蒋的高下在这里分得很清楚。毛不愧是乱中取胜的大师。毛不怕乱，越乱越好。毛擅长的恰恰是乱中取胜。他的这个喜好，保持到文革。自古以来，得农民者得天下，所以毛赢了。蒋不行，这家伙呆板，底线老高，不足成大事。

　　毛似乎是农民的代言人，至少是知音。但毛并没有说明白农会得了势接下来还要做什么。也就是说，毛在这里并没有揭示农民最终的理想是什么。

　　农民最终的理想是什么？难道不是作地主吗？最大的地主就是皇帝啊。

　　瞿秋白眼里的“农民运动的王！”、自称农民的儿子的毛，确实实现了他农民父母不可企及的梦想。

　　可是其他人呢？农民问题到底该如何解决？毛的回答是，十亿人，不斗行么？

　　历史的答案是农民的问题不能在农村解决，而要到城市里解决。这个路径，需要的是长期稳定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