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自由的西方攀附专制的君主

作者：寒竹|来源：文摘

西方国家一面打击被其定义为所谓的“独裁者”，另外又和中东地区许多世袭君主专制国家保持亲密的关系，这不完全是石油政治，其中也有价值观念的力量。

西方国家在世界上的行为常常被指责为实行双重标准。这些年来，欧美等国家一方面用武力在伊拉克、利比亚这样的国家打击被西方定义的独裁者，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又跟中东地区的许多世袭君主专制国家保持亲密的关系。一些人习惯于用石油或国家利益来解释这种双重标准。其实，这种解释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价值观念的力量。西方国家对一些专制国家的亲善态度并非始自今日。在上个世纪的大多数时期，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与中南美洲、非洲、中东及东亚的专制独裁国家都保持着亲密关系。

对于这种矛盾现象，当时就有许多学者用西方国家的现实利益来解释，认为西方国家在冷战时期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跟一些与自己价值观念相对立的独裁国家保持亲密关系。这种把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看成是一种为了现实利益的权宜之计并非没有道理，但是这种解释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从整个西方国家的政治行为看，仅仅用现实利益来解释是远远不够的。在西方国家的政治行为背后，价值观念所起的作用有时并不亚于利益杠杆。从威尔逊总统时期开始，美国的外交政策就由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交织在一起。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从来没有放弃过理想主义和价值观念。本文要指出的是，西方国家之所以对一些专制独裁国家友好亲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社会中传统的上流社会心态或权贵心态。这种传统的价值观念强有力地支撑着西方国家跟某些专制独裁国家保持密切的关系。

在当今世界，西方国家是以民主、人权的代言人身份活跃在国际舞台上。断言西方国家是基于某种价值观念支持一些专制独裁国家，可能很多人会难以接受。然而这确实是难以否认的事实。现实利益和价值观念并非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东西。长远地看，价值观念其实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而现实利益也需要通过价值观念表达出来。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由于其先发优势，一直怀着一种强烈的国际上流社会的心态来俯视和解读世界，这种上流社会心态已经积淀在西方社会的政治文化中。一般说来，西方国家的主流社会厌恶和憎恨由下层民众通过社会革命手段建立起来的平民政权，并且通常会把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界定为独裁者。而对传统的专制君主国家或由豪门权贵掌握政权的国家，西方国家通常都比较宽容和友善。如果用左和右这个政治概念来做一个不那么准确的界定，那么基本上可以说，西方国家喜欢与右翼的传统专制独裁政权结盟，而倾向于把左翼革命造成的强人政权视为挑战者。这个划分可以由近代以来的许多历史事实得到印证。一百多年来，中东地区、非洲、中南美洲和东亚地区的右翼独裁者常常是西方国家的座上宾和援助的对象，这样的名单可以列出数十个。而当某些右翼专制独裁政权垮台的时候，西方，尤其是美国常常会给这些右翼独裁者提供逃亡的飞机和流亡的避难所。

与此相反的是，西方国家通常会把由底层民众革命或出身草根的政治强人通过政变建立的国家政权视为大逆不道，希望把这些国家的掌权者消灭掉或送上国际审判台是一些西方国家的本能反应。一百多年来，西方国家以这种国际上流社会的心态在世界上导演了数不清的历史话剧。今天西方国家对海湾地区君主专制国家和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采取的双重标准不过是一个新近的话本，并不令人惊奇。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现象？为什么西方国家奉行的双重标准会成为一种常态？其中的奥秘就在于西方国家不愿意公开承认、但却植根于国民心灵深处的传统上流社会心态或传统权贵心态。这种权贵心态有几百年的历史，而且有一整套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支撑：自由是至上的，自由人竞争的结果就是精英统治社会；君主专制或由豪门势力垄断权力的国家虽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但也是物竞天择的自由竞争所形成，是丛林社会自由竞争的必然结果，它归根到底还是体现了人类社会传统的价值和秩序。基于这么一种自由观，有形（君主专制制度）或无形（共和形式的独裁制度）的等级制度虽然在形式上与西方国家的宪政体制不一样，但其本质和根基却是一样的。右翼独裁国家是以君主专制制度或以豪门士族垄断的专制共和制度来构造社会金字塔，西方国家则是用资本和民主的形式来构造这个社会金字塔，二者的结构在本质是一致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方国家通常对传统的君主专制国家和由传统门阀士族统治的专制主义国家有一种亲切感。

更重要的是，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君主专制国家和传统门阀士族掌控的专制国家虽然在政治形式上有缺陷，但如果底层社会的平民用革命手段自下而上地推翻这种金字塔社会却是在挑战西方社会更为根本的价值观念。因为这种以平等为诉求的革命将威胁到人类社会传统的自由和精英统治。不能容忍“下克上”是西方大多数国家长期以来的基本信念。近代西方几百年的历史，是一个上层社会的成员不断更新变化的过程，而不是以下层大众推翻上层精英的革命过程。今天西方国家对萨达姆.侯赛因、卡扎菲、巴沙尔.阿萨德等人的围剿其实早在十九世纪初的“反法同盟”的行动中就有其雏形。相当多西方学者谈到法国大革命时津津乐道，把法国大革命说成是历史进步的飞跃，但在当时的许多欧洲政治家眼中，法国大革命就是暴民运动。法国大革命后，法国事实上一直是欧洲传统君主专制国家的一个心病，并在1848年再次成为欧洲革命的中心，这是为什么“神圣同盟”和其它这样或那样的反法同盟在拿破仑被囚后仍然不停围剿法国的根本原因。法国一直到1871年在普法战争中失败后才重新回到欧洲上流社会的大家庭。

西方国家的上流社会心态来自于中世纪的封建等级制度。当代西方社会制度其实跟古希腊、古罗马没有多大关系，今天的西方政治文化很多是都植根于日耳曼人的封建文化中。成熟的封建文明在世界上并不多见，欧洲和日本算是产生过典型封建等级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封建政治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对秩序的服从和对上层社会的崇拜。近代以来，尽管欧洲各国都发生了政治革命或政治变革，但除了法国以外，西方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发生由下层平民大众推翻上层精英的社会革命，因此传统社会的贵族文化和上流社会的精英统治都得以保留，主流社会的权贵意识也异常强大，这是理解西方社会的一个关键。了解了这一点，也了解了西方国家和传统的君主专制国家及右翼独裁国家共有的权贵心理和价值观念。

西方国家厌恶和憎恨底层的平民大众通过社会革命改变社会结构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西方也曾发生过底层社会的平民暴动，但这些暴动都不成气候。不过，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平民运动在西方开始蔓延。西方的主流社会一直把这种平民暴动视为最危险的敌人。从法国大革命后期的激进派到十九世纪后半页的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再到二十世纪初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二战后东欧和亚洲的共产党国家的建立、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政治强人主导的社会革命，这些革命的形式和政治理念各不相同，但都大体属于以底层的平民大众为主体、以社会成员的平等为诉求的社会革命，这种自下而上颠覆社会的革命被西方主流社会视为对自由的挑战，在这种社会革命中建立的政权被西方主流社会在内心深处界定为一种“僭主政治”，是一种不具有合法性的独裁政治。在西方社会的主流文化看来，与君主专制制度或豪门士族掌控的传统专制制度相比较，这种“僭主政治”对自由和传统秩序的威胁更大，因为它暗含了由国家政权对公民自由的重新分配，而国家权力对自由的分配本身就是在侵犯自由。

对于这一点，只要比较一下美国对待马科斯、巴列维国王和对待萨达姆·侯赛因、卡扎菲的不同态度就非常清楚了。无论萨达姆和卡扎菲曾经怎样期望与美国合作，但其“僭主”的身份早就决定了最终的命运。所以，在被认为具有僭主政治性质的国家爆发的革命，西方国家通常是鼓励的。无论这种对僭主革命的再革命（颜色革命）能不能最终建立一个与西方接轨的国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终结曾经推翻过传统秩序的僭主政权。

西方国家强烈的“上流社会情结”决定了西方国家很难爆发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这是西方国家尽管矛盾丛丛，但总体上相对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正是这种“上流社会情结”决定了西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将会对传统专制国家继续友善，对被西方界定为具有现代僭主性质国家的敌视态度也会继续延续。所以长远地看，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奉行双重标准的做法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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