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三义：说谎是官员的基本功——以奥斯曼帝国官场现象为例

发布时间:2013-11-22 14:24 作者:王三义

在奥斯曼帝国晚期，官员们要保住官位必须学会说谎。为什么呢？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素丹喜欢听好消息，但不幸的是各个行业没有捷报，只有一个连一个的坏消息，怎么办呢？大臣只能编瞎话，骗领导。

土耳其人原来最擅长的是打仗，从小亚细亚一直打到维也纳城下，欧洲人一听到土耳其人来了就害怕。可是，自1697年被奥地利军队打败之后，两个世纪里打了无数次的仗，几乎每战必败，每次失败，必然丧失土地，边疆逐渐萎缩。18世纪和19世纪俄国多次南下侵吞奥斯曼帝国领土，而土耳其人总是败得很惨，没有还手之力。对土耳其人来说，停止了对外扩张，国家就失去了财源，军人就没有前程，属地和行省就要闹分裂，国家的政治就失去稳定。一个多世纪的军事失败，严重挫伤了土耳其人的精神和斗志。可是，身在宫中神经紧张的素丹，多么希望获胜。在实际上不能获胜的情况下，官员的谎话就显得非常及时，非常必要。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一代不如一代（因为皇位继承人中登上素丹宝座的一位要杀死其他兄弟，结果使皇室人丁不旺）。有的素丹不能正常执政，权力被后妃或大臣所操控。宫廷和政府重要职位的取得，不依靠处理政务的能力，而是靠行贿、说谎、邀宠等手段。比如穆罕默德四世大部分时间在狩猎，在与嫔妃的娱乐中消磨时光，官员的任免权由后宫操纵，奸佞之徒兴风作浪。在黯无天日的政界，展开了行贿和说谎的“大比拼”，有行政能力但不善于或不愿意说谎的官员，不是被免职、流放，就是遭受杀身之祸。帝国财政经常入不敷出，军队薪饷经常拖欠，军队多次出现哗变，军官们也不敢报告真实情况，只能编假话。各地叛乱和反抗活动此起彼伏，暴力、匪患随处都有，不稳定因素遍布整个帝国，地方官应付不了。但是，为了不至于受罚，官员们只能多次瞒报、谎报，直到有的地方民变发展为大规模的起义，纸包不住火，往往是外国驻土耳其的官员把真实情况报告大维齐（相当于宰相），大维齐奏素丹知道，素丹才着了忙。

即使少数有作为的素丹，也喜欢“掩耳盗铃”。马哈茂德二世要让留学生学到西方国家学习科学技术，却不让他们受到西方文化观念的“感染”。他指示负责留学的机构：尽量让留学法国的土耳其青年不要学习法语，仅仅学习法国的科学技术就可以了；最好让留学生住在巴黎以外的地方。这也真是世界留学生史上的奇闻，恰如夏洛克的协定：只割一磅肉，不要一滴血。只学科学技术而不“沾染”法国文化观念，实际上是办不到的，留学机构负责人只能编瞎话让素丹放心。

说谎归说谎，有的事实是掩盖不住的。埃及行省从1805年就另起炉灶了，但表面上维持对素丹的忠诚，后来总督阿里终于与素丹兵戎相见（1831、1839年发生两次战争）。马哈茂德二世是个有作为的君主，他不愿意听谎言，他要的是真实军情，结果在焦虑和忧惧中死了。后来的素丹再也不敢听大臣提起埃及。到1882年埃及被英国占领，素丹宁愿装作不知道，大臣的奏折和官府报纸、文件中，埃及仍是素丹直接统治下的行省。希腊1831年脱离奥斯曼帝国而独立，马其顿、波斯尼亚、保加利亚都是闹独立的地区，素丹害怕听到这些消息，文件和报纸要避免出现这些地名。一旦哪个官员说漏嘴，就不仅仅是丢掉官帽这么简单了。

帝国晚期统治时间最长的是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他统治时期不仅官员要说谎，报纸、期刊、各级新闻单位也要说谎，身边的仆人、巫师也要揣摩心思编瞎话。比如，任何官方文书、报纸、印刷品中都不能提到被废黜的素丹穆拉德五世，不能出现“亚美尼亚”这个词。偶然出现“亚美尼亚”，负责新闻审查的官员马上指出：我国“没有亚美尼亚这个地方”。为什么呢？是因为发生了亚美亚人的大屠杀事件，西方大国不断指责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使他非常气恼。后来，新闻检查要求禁止的术语越来越多，新闻工作者防不胜防。更为荒唐的是，国外发生的大事，也要事先想好以什么方式来报道。某个国家的国王死了，死因也要隐瞒，至少要变成让素丹能接受的病因。比如，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的死，不能说是由于宫廷政变，而是死于肺炎。法国总统卡诺、美国总统麦金莱的死，不能说是遇刺，而要说成是中风或者其他什么病。巴尔干属地塞尔维亚的国王突然死去，土耳其报纸说成是“消化不良所致”。凡是有可能让素丹看到的报纸、文书，都有一批人专门挖空心思编谎话。当然，最大的谎言是，1878年已经废除了宪政，但此后30年里每年的政府公告中都要把宪法条文写出来，表明奥斯曼帝国自1876年以来一直实行的是宪政。这既是给欧洲人看的，也是让本国民众看的。

素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在谎言编织的大网里舒服地呆着，直到有一天素丹家族的人也起来背叛他。比如萨巴赫丁亲王离开奥斯曼帝国，到法国组建反抗组织。直到巴尔干半岛的叛乱军队围攻首都，进逼皇宫，提出恢复宪法，要求他退位，他才知道问题的严重。

来源: 共识网-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