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别了，劳动教养！


　　劳动教养，一项已存在半个多世纪的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一项被舆论和学界广泛认为违宪、侵犯人权的制度，在历经无数次诟病之后，终于走向寿终正寝。《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一项旧制度的正式消亡，其间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值得庆贺更值得铭记。或许回顾这一制度的生命过程，能够获得不少反思性智识和启发，这可能是我们与这项旧制度作最后告别的最佳方式。

　　当初旨在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劳教，于1957年8月1日获得了一个法律上的名分。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劳教制度正式确立。1979年11月29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劳动教养作为一种维护社会治安的处罚措施被启用，实现了由非常态政治斗争手段向常态治安管理手段的转变。1982年1月21日，国务院转发了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从而开启了劳教制度普遍化适用的阶段。

　　在上述简略的立法过程中，不难看出其中的诡异之处：劳教最高的规范依据原本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但却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方式而获得了准法律的效力；同样，各地普遍实施的依据本是公安部的部门规章，也以国务院转发的方式而获得了行政法规的效力。这其实透露出其中的立法之硬伤，一项严重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却未能正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立法规制，始终以一种临时性应变的方式维系着制度的运行。

　　这种立法的不严肃，直接导致了下位立法的混乱。有数据显示，我国涉及劳教的规范性文件，仅国家层面上就有43部，加之地方相关法规，竟高达120部。混乱的规范之下，必然造成极其泛化的滥用。尤其是随着行政处罚执法日趋规范和严格，劳教几乎成了一个“筐”，从吸毒、卖淫嫖娼到拆迁、上访乃至人事管理，都能见到对违法者劳教的踪影，这种立法与执法的双重不规范，最终将劳教制度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因此，从立法的角度回顾劳教制度，我们明显意识到亚里斯多德所谓“法治”的一层重要概念——法治乃是良法之治。劳教本身旨在为违法与犯罪之间设计出衔接性矫治措施，却渐渐异化为侵犯人权的恶制度，这充分说明：如果没有良法，即便初衷良好的管理措施，也可能变为横亘在法治道路上的障碍。明白这一点，就会看到，废除一项旧制度是很容易的，但要想建构起一项先进而有效的新制度，却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

　　不妨再从劳教制度废止的过程来观察：一项旧制度走向灭亡是如何发生的？除了制度本身设计存在的问题，以及执法滥用的问题之外，造成旧制度覆灭的最重要最持久的力量，仍在于民间，在于你我。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动力所在，也是推动诸多制度变革和法治进步的终极能量。

　　过去的十几年当中，从重庆彭水大学生村官任建宇案，到上访妈妈唐慧案，人们在无数个案中倾注着理性与激情，一次次发起倒逼式改革的“动员”，强劲的舆论压力客观上造就制度改革的成果。实际上，综观中国法治变革过程，很多制度嬗变的力量正是无数个案中攒起的舆论影响力，从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到拆迁变法莫不如此。劳教的废止，再次验证了“法治进步乃是众人之事”这一跌扑不破的真理。

　　尊重群众的感受，尊重公民的理性，法治的进步始终离不开人民的力量。废止劳教的决定，恰是回应人民诉求、推动法治进步的体现。这提供了一个启示：同人一样，国家法治的肌体，也需要经常洗洗澡、治治病，那些塑造法治的各种法律规范和制度体系，那些维系法治的执法部门，构成了法治肌体的各种器脏，他们是否运转地健康良好、是否患有病症，只有身处法治生活当中的人们才有发言权。正是在倾听百姓呼声的基础上，中国法治才在激流交锋之中始终矫正航向。

　　历经了从法制到法治的嬗变，接受了人权入宪的洗礼，中国从执政党到政府再到社会，都构成了法治中国的一部分。而在法治的万里长征中，当若干年后回望劳教制度的废止时，或许如同今天我们回望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的那一刻一样，清除的不仅仅是违宪的旧规范，清洁的也不仅仅是法律制度的肌体健康；在更大的意义上，它们都见证了中国制度文明进步的力量，折射出上下互动共同推动法治建设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