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腐敗的一個主要問題，「裸官」尤其引人注目。中國媒體「財經」匯集過去30多年來的59個落馬「裸官」案例，14日公布「中國『裸官』報告」。
報告顯示，在59人的涉案總金額高達數十億元人民幣。其中有身處要職的政府高官，也有地方或職能部門獨攬一方權力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也有各類國企高管—其中以金融業管理層人士占比最重。

當前中共體制內「裸官」數量可能已經不下百萬人，而這些「裸官」的存在成為中共宣稱的「道路自信」和「中國夢」的諷刺和挑戰。

今年中共中紀委強勢嚴管「裸官」，最近反腐大案顯示，涉案官員的配偶、子女甚至大部分財產均移至國外，而當事人則在國內做「裸官」。

「裸官」一詞出現於2008年，當年6月底，陝西省政協原副主席龐家鈺被判12年，媒體報導他的妻兒2002年就已經移民加拿大。幾天後，周蓬安發表名為「還有多少貪官在『裸體做官』？」的帖子，此後妻兒都在境外，孤身一人在中國國內做官的人稱為「裸體做官」，「裸官」從此傳開。

報告指，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中國貪污賄賂等犯罪分子攜款潛逃情況突出，有的犯罪分子備有多國護照，把巨款存到國外境外，犯罪得逞或罪行敗露後就外逃。

依中國官方說法，在短時間內，外逃公職人員已由倉促變為預謀和準備充分。據不完全統計，1993年共追捕600多名攜款潛逃的嫌犯人，其中19名嫌犯的犯罪金額在百萬元人民幣以上。

這一時期，以深圳市計畫局財貿處原處長王建業的犯罪過程最為典型。特徵是，案發前，大肆貪污或者受賄，毫無節制和顧慮；由毫無目的地的倉促外逃，轉向提前充分準備，開始有序地轉移資產、選擇出逃國、安排境內外的眼線，開始斟酌眼線的可靠性，由安排朋友兄弟，向安排配偶和孩子的方向轉化；犯罪行為發生後，仍留待觀望，以期得到利益最大化。

第二階段是1990年代中後期的「裸官」。總結此階段外逃貪官的特徵：籌畫時間長，準備精細；外逃攜款數額愈來愈巨大；轉移款項的手段越來越隱秘越成熟，地下錢莊成為他們最主要資產轉移工具；具備妻兒在案發前移民國外的典型「裸官」特徵；外逃公職人員以國有企業負責人為主。

1990年代末到2013年，是報告所稱的「貪官外逃到達了高發期」。

中國最高檢察院工作報告記載，2007年在境內外追逃追贓上，對在逃的5724名職務嫌犯已抓獲4547名，追繳贓款贓物近245億人民幣。到2012年，最高檢會同有關部門追繳贓款贓物計近78億元人民幣，抓獲在逃職務罪犯1631人。

報告指，對比2000年至2003年、2007年和2012年境內外追贓和追逃的數字可見：2000年至2003年，歸案的潛逃境內外的貪官人均攜款約430萬元人民幣；2007年，人均攜款約540萬元；2012年，人均攜款約480萬元。

在高發階段，貪官外逃已完全具備「裸官」外逃的所有特徵，特點為：攜款數額陡升，向過億元方向發展，其中資本性外逃增多，已經嚴重影響到中國金融穩定和市場安全；外逃人員中官員數量激增，級別越來越大；追贓和追捕難度越來越大，迫切需要加強國際反腐司法協助。

金融領域內的國有企業高管或者關鍵部門的責任人，在外逃公職人員中所占比例龐大。這也成了影響中國金融穩定和形象的最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