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7/24 | 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邝新华采访

有人说，台湾传承了真正的中华文化。从人际关系和传统礼仪可以这样说。但从政治体制而言，台湾有其现代方式。
去年，我被邀请到台湾工作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也一直关注包括台湾当局领导人大选在内的各种社会现象。今年年初，我是在台湾大选之前回到大陆，虽然大选还没开始，但气氛已经相当热烈。我也算是近距离参观了一次民主选举。

好奇围观意外握手

去年12月24日平安夜，我到新北市参加圣诞节庆祝活动。我一直往前挤，挤到了人群最前面，紧挨着主席台。他们说，6点半要点亮圣诞树，我们邀请了一位神秘嘉宾。我想，应该会是某个著名演员或者歌手吧。那主持人却高喊欢迎马英九。马英九上台，念了一段圣经。我离他很近，还拍了很多照片。任何人都可以过去，主办者问都不问 ，照相机随便拍。
那天回去以后，我炫耀自己近距离看见了马英九，同事很不以为然地说：“我还跟他握手了呢。”原来同事7点多时刚好碰到有集会，听说马英九要来。他就好奇地去围观。看到有一排椅子，人都没来，就挑中间的位置坐下。一会马英九及其同僚来了，刚好挨着我同事坐下，两人还友好地握了手。
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只有在民主的社会环境中才能训练起来。在刚刚解严的时候，被压抑了多年的台湾人，突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几乎人人谈政治。在一个办公室，在一个出租车里，同事和同事、司机和乘客，你是蓝营我是绿营，会争吵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
经过了20多年的民主转型，台湾人的政治态度已经很成熟。虽然台湾人还在谈论选举的事情，但已经不像当初那么热情，气氛也没有以前那么火爆。人们对政治的态度已经变得冷静而理性。
台湾人学会了互相尊重对方的政治主张。一些大型的出租车公司有规定，司机不能主动与乘客谈政治。如果乘客的政见正好与自己相反那怎么办呢？个体司机们也自觉遵从这个潜规则。
我认识一个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朋友，他和他母亲的政治观点正好相反。他母亲是外省人，是蓝营的支持者，他却是1980年代体制外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对国民党的戒严心有余悸，投的是绿营的票。从前他跟母亲在家里也争吵得面红耳赤，现在已经不吵了，大家各投各的票 。

最大限度消除腐败

在投票之外，台湾人故意回避政治话题，不让政治取向影响了工作、生活和友情。你有你的政见，我有我的政见，这种政见只表现在投 票的时候，你投蓝，我投绿。即使我们不谈这个，我们还是好朋友，还可以谈合作。从这个角度而言，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
拉票活动用多大的宣传车，多高的分贝，都是有规定的。几点几分租用哪个场地举行集会，宣传车走哪条线路，都要经过批准。过去，政党竞选造势时很火爆，参与人数众多。由于人们的政治热情高涨，人数往往超额而不得不延期。这一次我去时，已经没有过去的火爆，人们也变得理性。也就是说，人们的政治参与在民主的生活方式下走 向成熟。
《环球时报》说，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我对他们的观 点并不完全赞同。没有任何一个制度可以根除腐败，但民主可以最大 限度地消除腐败。
台湾社会就是一个很好的实验。所谓民主反腐，就是各政党互相公开敌党的要害，互相攻击，互相揭老底。后果就是，政治参与者不敢有一点点违规行为，更不用说违法。
台湾的政府机构不敢公务私用──马上有人把你揭露出来，你的政 治前途就到此为止了。

台湾人幸福指数高

如果说政治体制的改革可以在一年之内甚至一夜之间完成，但社会体制的形成却需要长时间的建设。我去了几次台湾，发现在台湾人们讲信用、社会有安全感。各种工会组织、宗教组织、医疗机构、慈善机构很发达，他们在社会上起到的作用之大，是我们身处大陆社会的人所想像不到的。
台湾人的幸福指数比较高。到一些街边小店里，你可以看到吃的东西是干净的，可以放心的。我喜欢跟出租车司机谈，我惊讶地发现，他们的牌照费用和给公司交的份钱都非常的低。甚至有些台湾司机不喜欢个体，而喜欢加入大公司，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无线电接活。台湾司机们还说，20年前的出租车也要交很高的份钱，也听说过罢工的事件。但选举改变了他们的生存状态，“老板只有一票，我们出租车司机有多少票呀？”
台湾社会体制比较高效，有人说是日本统治时代法治社会的遗留，有人说因为跟随国民党迁徙台湾的主要是社会精英，但仍然还没有定论。
如何对待“二二八”的历史创伤，也是台湾社会转型中遇到的重要问题。台湾到处都建立了白色恐怖遇难者纪念碑、纪念馆，纪念两蒋戒严时期被杀害的那些人。给那些受害者的家属赔偿，恢复名誉。大多数的人认为，这样的方式，有利于历史创伤的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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